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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颜青琪:安全食品的生产与社会信任的重建:CSA社会企业的探索之路

更新时间:2020-07-03 22:48:12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颜青琪  


安全食品的生产与社会信任的重建:CSA社会企业的探索之路


郭于华 颜青琪 [1]

  

   摘要:食品安全危机突出地体现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而现实的风险和信任结构瓦解造成的恐慌二者叠加使得风险社会更具中国自身的特点。我们正在面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就是这种风险的集中表现。着眼于结构层面,社会各阶层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方式呈现出结构化和分层的特性;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CSA社会企业的生成和生产是社会自救方式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人们的信任能否重建、如何重建?在信任重新建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相互嵌合构成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风险社会  信任重建

  

   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风险不仅来自难以预期的天灾人祸,不仅如贝克所警示的风险的积聚——生态、金融、军事、恐怖分子、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风险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贝克等,2010),也以日常化的方式出现在“以食为天”[2]的国人的餐桌上。

   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并未改变以食物为取向文化特性,而这一取向与中国文化本身一样古老。它构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组成部分。

   而另一方面,传统饮食文化在现代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也发生畸变,追求时尚的炫耀性消费对于中国人也并不陌生。因名贵、珍稀而致使人们的孜孜以求不仅会导致某一物种的迅速减少和灭绝。更糟糕的是,有些非“从其类”的野生动物因人类的口腹之欲或奇特偏好而被摆上餐桌,却因其携带或传递不明病毒而反噬人类,导致人们遭遇某种疫病。诸如“非典”时期的果子狸和穿山甲,及这次可能导致严重疫情的蝙蝠和野生动物市场中的某种动物。在“吃得饱”还是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时,“吃得好”主要应该是吃得健康、节俭和有益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吃得奢华、吃得珍稀,更不应吃出“病”来。

   食物既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饮食安全就不仅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也关系到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从当今世界范围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食品经济体系的国际化与共享趋势,由于新农业技术和生物技术带来的陌生食物,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和忧虑也必然日趋增加。

   而在中国,近些年来一些涉及面广、后果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屡次发生,引起民众广泛焦虑的“三聚氰胺事件”、“苏丹红事件”、“皮革明胶事件”、“地沟油事件”等等,以及长期存在致使人们极度不安却又不知所措的农产品化肥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层出不穷,还有近年来引起诸多争论的转基因食品等,更是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恐慌和愤怒,一些人甚至到了谈食色变的程度。毋庸讳言,食品安全问题已然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治理难题。

   食品安全危机最突出地体现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而现实风险和信任结构瓦解造成的恐慌二者叠加使得风险社会更具有中国的特点。着眼于结构层面,社会各阶层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方式呈现出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状态;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社会企业的生成和生产是社会自救方式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人们的信任能否重建?如何重建?在信任重新建立的过程中,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相互嵌合构成了信任重建的基础。

  

   一、食品安全危机是进入高风险社会的鲜明标志

  

   “食物”(food)与人类生存和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因而长期以来“食物与文化”(Food and Culture)都是社会人类学中的一个经典论题。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华琛认为,通过食物这个透镜(lens),几乎可以观照社会和文化特征及其变迁的所有方面(James Watson:2005)。因为“每个人吃东西都不是单纯为了活下去”(阿莫斯图,2005:34);美国文化唯物主义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不同族群对食物系列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该种食物是否有利(益)于吃(good to eat),即人们偏好的食物在实际收益和代价上的平衡比人们所放弃的食物更优。这一观点直接针对以法国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解释:千奇百怪、千差万别的图腾物种暨食物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该物种是否有益于人类的思考(good to think)(Levi-Strauss, 1962),对于个体而言,身体与心灵的二元对立也对食物提出了要求,食物不仅要增加物理上的力量、延长其身体寿命,更要“有益于人类的思考”。例如,对于家庭而言,晚宴常常成为欢聚的仪式;而营养搭配成为养育后代最重要的科学之一。对于国家、社会乃至文化而言,一方面,正如“We are what we eat”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食物完全有资格成为了解某种文化的一种微缩景观;另一方面,吃的种类、吃的方式、所吃食物的生产和来源也都包含着丰富的结构性的意义,塑造了完整的关于食物世界的体系与秩序(郭于华,2011:322)。

   进入全球化时代的食品经济体系及其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意涵更是对人类思考提出了新的挑战。食物匮乏仍然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困境,而如何安全、有效地摄入更是全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

  

   (一)高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社会接连不断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和事件极大地影响和冲击着消费者的感知和判断,导致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信任危机。这可以从普通消费者的一句调侃中得到鲜明体现:“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

   以灿烂饮食文明而著称的大国遭遇最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可谓“舌尖上的国粹”面临“舌尖上的威胁”。基于这种理论和经验层面的挑战,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探讨我国食品安全的结构体系和信任重建问题,就成为一项重返和重构社会科学经典论题的学术尝试,更是针对当下中国社会不容回避、迫待解决的民生问题所进行的探索。

   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处于风险之中就是置身于和受制于现代性世界之中的方式;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就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人类状况”。自然界和作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的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随着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的扩展,人类决策和行为可能超过自然风险而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在贝克看来,“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不同于19世纪主要困扰人类的“贫穷风险”,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和高科技风险”,晚期现代性的包括“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等风险,其本质“使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处于危险之中”(贝克,2003:15-57)。

   贝克进一步认为:“全球风险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只能共同分享的世界,一个没有‘外部’、没有‘出口’、 没有‘他者’的世界。……全球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空间,它可以孕育一种超越国家边界和冲突的公民责任文化。”(贝克等,2010:5,208-231)贝克的观念意味着: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中,人类具有共同体性质,部分人或某些国家、社区都无从置身其外,无路可逃,无处可逃,唯有承担起减少和防范风险的责任;而此重任政府、社会和公民都要有所担当。

   在贝克与吉登斯、拉什合著的《自反性现代化》(贝克等,2003:15-57)一书中,他们提出早期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这些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的时代与社会的特征。他们还分析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的状况: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预防和解决的责任;就人类环境来说,亦无法准确界定数个世纪以来生态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为“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进行辩护。(贝克,1994)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发表两年之后又出版了《解毒剂》(Gegengifte) 一书,副标题即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他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它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 [3]

  

   (二)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结构与过程

   处于全球风险社会中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共同的和独特的危机性质。作为日常饮食方面的风险,并非来自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也很难说出于“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而是源自利益趋动的故意行为和有关部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就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叠加特点。阎云翔指出,从概念范畴来讲,“食品安全”至少具有三个基本层次和向度:其一,传统的食品卫生问题。其二,由于现代化生产、流通、消费方式所带来的非安全食品问题;其三,我国独特的“有毒有害食品”问题(阎云翔,2011)。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这三个不同层次上产生的不同风险纠缠在一起,组成了混合型的风险。更令人忧虑的是,体现在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食品安全危机,实质是信任瓦解、社会溃败(孙立平,2014),亦即社会生态恶化的突出表征;正如笔者曾经谈及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即所有的造假者、掺毒者同时也是其他有毒有害食品的食用者。这种“平庸的恶”具有某种相互性,其渗透到整个社会肌体,就会造成信任结构的崩塌,形成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而这一危机,并非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监管所能解决的;它既是社会、文化的问题,也是制度环境的问题,因而必须从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探讨解决之道。

有研究者以1949年为时间起点划分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时间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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