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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漳: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论”新探

更新时间:2020-07-03 14:34:16
作者: 周建漳  

   作者简介:周建漳,1982年在厦门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南京大学颁发的哲学硕士学位,2004年在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史学理论方向);1996-1997年在里根斯堡大学做访问学者,2006-2007年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做“弗里曼学者”;现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现代西方哲学、历史哲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历史哲学》,译着有《叙述与认识》([美]阿瑟·丹图)、《历史表现》([荷]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与指称》([荷]安克斯密特)等

   内容提要: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关于史学文本之为历史的替代性呈现的“历史表现论”,是海登·怀特所开创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叙述主义”潮流的新进展。在扬弃前此哲学认识论取向的语言转向背景下而又与英美主流语言哲学不同的是,历史表现在理论取径上聚焦文本而非句子,由此,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分立前提下语词对对象间“循名责实”式的“指称”关系而是“表现”关系,即作为表现“所呈现者”的实在整体样貌在史学文本中的本体性建构与呈现。“指称”的落空在理论上更深刻的意义是与之对应命题“真理”的失效,“意义”在此凸显为对“真理”具有逻辑在先性的基本范畴。作为让在时间上当下不在场的过去“重新在场”的历史表现,史学文本之为历史的语言替身显然应在非质料的形式或者说意义的层面上来理解。在此,语言不再是人们据以反映已然实在的透明工具,而是照亮原本混沌实在、令其获得其是其所是存在的意义之光。这与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的家”的语言观之间的会通关系一目了然。然而,“命题真理”在文本层面上的落空,并不意味着真理在历史表现中的缺席;此际历史表现的真理,乃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实在之“解蔽”与“澄明”的意义真理。如果说,前者的典型是科学真理,后者则属于人文真理的范畴。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在揭示世界包括历史真理的层面上呈现出虚实相生的互补关系。安克斯密特关于史学文本的表现主义观点不但是当代历史哲学的重要理论创获,并且以其在一般哲学上的素养、眼界与理论抱负在主流语言哲学的三大核心概念(意义、真理、指称)上与之展开全面的对话,立论独特、论证充实。当然,其观念的新颖性包括后现代特征亦为其招来不少批评。例如,作为其“历史表现论”理论前提之一的史学研究与史学文本的截然区分是否成立,这些都在理论上留下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余地。

  

   关 键 词:陈述句  文本  表现  在场  declarative sentence  text  representation  presence

  

   在史学理论界,语言意识的觉醒始于海登·怀特(H.White,1928-2018)1973年出版的著作《元史学》(Metahistory)。他使史学文本第一次全面取代前此的认识论话题成为理论反思的首要主题。而在怀特开创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潮流内部,日渐自觉地发展出不同理论道路的,是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用安氏的话说,怀特代表的是历史哲学的“文学转向”,而他的理论抱负则是推动怀特历史哲学向“尚未”实现的“语言学转向”。①如果说,怀特更多揭示的是叙述结构层面上史学对文学叙事结构与手法的借镜从而彼此共有的虚构相似性,安氏则在语言哲学视角上关注史学文本与历史间语言与实在的语义关系,其系统理论思考的概念结晶即“历史表现”。正如他自己所期许的那样,“对历史学家的语言的分析将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并且可以为现有语言哲学增添新的一章”②。这最终成就了他与怀特比肩的学术地位。

   自1983年在《叙述的逻辑》中提出“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概念,2001年发表以“历史表现”为题的同名著作,2012年又出版《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安克斯密特关于史学文本的“表现论”观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也是他被梅吉尔(Allan Megill)称为“当今最具独创性、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家”③的根本所在。安氏“表现观”的出发点是从文本(而非语句)出发看待语言与(历史)实在的关系,认为文本在本质上不是关于历史实在的认识论式“投影”与表达,而是本体论意义上作为其“替代”的“表现”。这一观点,不但以其“整体主义”的文本视野展现“俯视”仅囿于句子的正统语言哲学的理论姿态,并且在历史、历史学理解上亦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值得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同行关注与研究。

  

   一 “历史表现”的提出

  

   “表现”是对“represent”的汉译。根据威廉姆斯(R.Williams,1921-1988)的《关键词》(Key Words),它是在“present”(呈现、在场)一词之后于14世纪产生的英语词汇,词源意义是“使在场”。这既包括物理意义上的重现,也包括心灵意义上的唤起。“representation”原本是文学理论中的常见概念,它通常在“再现”“表象”之类的摹拟、指称性意义上被使用,而安克斯密特援引贡布里希(E.Gombrich,1909-2001)、丹托(A.C.Danto,1924-2013,一译丹图)、古德曼(N.Goodman,1906-1998)等人对这个词所包含的“象征”与“代表”的另一层意义的揭示,赋予其全新的理论含义。

   安克斯密特提出历史表现的重要问题意识,是历史作为“过去”(the past)在当下(at present)的不在场,而“‘表现’的词根可以让我们接近其本体论意味:我们通过展示某一不在场者的替代物令其‘再度呈现’(re-present)。原本的事物不在了,或者为我们所无法触及,另外之物被给出以替代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用史学补偿本身不在场的过去”④。除历史领域之外,“表现”亦广泛存在于文学与政治领域:在政治上,“表现”即“代表”,英文“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中的“代议”即是其形容词形式,议员是选民在政治上的代表。由于选民在政治上除示威、公投等特定场合外是不直接在场的,政治上的“(民)公意”实为媒体的“公(社、评)论”或议员们的“公议”,因此,选民实质上是被代表的,而代表他们出场的是公众人物舆政治家。⑤而在古希腊悲剧中,“representation”则有“降神”的意义。

   作为具有鲜明语言分析维度的哲学观点,历史表现论所直接对应或者说挑战的是前此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史学的“认识”论进路;而在“语言转向”维度上,它同时不满英美语言哲学囿于语句分析而不及文本的“原子主义”还原论倾向,后者在本质上并未摆脱前此认识论的窠臼。比如,语词对实在的“指称”即意识对存在的“反映”的语言翻版。对认识论和指称论的双向批判,是把握“表现”本质的基本线索。认识论的实在论预设是主客二分,针对这一点,“表现”被认为是与“实在”具有平等的本体论地位。它不是对已然现成对象的描摹,反之,被表现的“过去”的“样貌”本身赖“表现”而存在。在此,作为过去某一部分的实在,其“本体论地位可以说从被表现者转移到了其表现”。⑥

   对史学固有的认识功能,安克斯密特并无异议,但他认为,这只是史学研究层面上的事,而他强调的则是此外将研究结果“整合进历史叙述或表现”⑦的文本撰述维度。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的二分处理,是安克斯密特表现主义史学观的逻辑前提。其在语言上分别对应于语句和文本:研究及其结果都可以用真值命题即句子来表达,正如科学理论的结晶是一行行公式,而写作作为“关于”特定过去“样貌”(features)的文本“表现”并非其所包含的全部句子的“合取”。至少从怀特起,人们已经知道,文本编排等史学结构是超越局部句子的整体,在安克斯密特这里,文本不可还原为(全体)语句,由语句到文本间无径情直遂的逻辑转换(翻译)机制⑧,进而,叙述的真假亦非其中所包含的各个句子之真假的真值函项,否则,其中任一陈述之假将逻辑性地蕴涵整体文本之假。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文本凸显蕴涵指称失效,在语句层面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是“指称”,文本不指称——虽然它内部包含许多指称过去事物的句子——但它“表现”!指称默认语言之外独立客体的存在,而在表现之前并无现成“所指”对象,主客二元模式由此瓦解,进而导致主客相符意义上真理的改“观”。⑨在此,“表现的真理”与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澄明”“去蔽”意义上的真理观殊途同归⑩。

   在表现的视角上,安克斯密特一贯认为,史学撰述与其说属于科学,不如说更近于艺术。为了说明文本层面语言非指称的表现性特征,安克斯密特往往以作为艺术表现的绘画作品为比喻。在人物肖像中,人们没法区分类似于陈述句中“指称”对象的主词式笔触与将特定属性归属于对象的谓述性笔触,二者浑然一体。同样,在一本以《拿破仑传》为名的史学文本中,人们也不能确指哪些句子和章节是专一指称传主,哪些是专门将特定属性归诸他,史学文本中出现的句子“总是具有双重功能:(1)它们指称和描述过去,并且(2)作为关于过去的特定表现的构成性要素,它们自我指涉地界定那个表现的本质”(11)。准此,表现的成功或者说合理性不在于个别叙述表现与过去本身的比较,而“总是涉及在竞争的叙述表现之间做出决定”。(12)而在不同的史学表现之间,安克斯密特主张,“那种最大胆、最冒险、从现有历史认识基础看最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在此基础上同样没法排除的——叙述表现”是更成功的表现(13)。

  

   二 文本表现与历史世界

  

   表现令“不在场者”(absent i.e.not present)重新获得“在场性”(re-present i.e.present being),这无论在构词还是语义上似乎均文从字顺,然而,所谓历史的“不在场“及其“重新出场”究系何义?理论上仍须辨析。

所谓不在场,字面上可指当下的缺席或现在的不存在;而在经验直观意义上,一切存在者均为现在。在后一意义上,过去不再(在),将来未有。如此说来,历史作为过去当然不(再存)在。具体说,过去时间中的实存者除了某些物质遗存外,原则上当然是不存在即“过去了”的——隔着时间的距离,昨天的洪水、战争对今天的人来说并无危险。但是,在认识与语言层面上,这并不妨碍后人依史料(文献与文物)仍然可以谈论过去的人和事,就像今天的人们谈论不在眼皮底下的异地之人和异邦之事一样。因此,过去不在(14)的经验、物理解释是质料意义上的不在场。然而,如果依照这一意义考虑在场或不在场,史学文本如何可能让过去重新在场立刻成为问题!史学文本并不是时间机器,时间对历史表现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不可违逆性,在实体性的意义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昨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但是,事物在实体/质料之外另有其形式/意义的维度,在这一点上,丹托关于物质层面上同一物品在艺术层面上却迥然有别的讨论特别富有教益。以杜尚(M.Duchamp,1887-1968)送到艺术展览会上命名为“泉”的“小便器”为例,当小便器被从商店搬到展会上,除空间位移外,它并未发生任何实质的物理变换,但在“送展”这一”行为艺术”中发生着所谓“日常事物的嬗变”(15),作为日常器物的小便器“表现”为艺术。尽管在“小便器”的例子里,“艺术”以相当独特的反讽形式出场(表现),但其中的道理,如同生活中的农鞋与梵高(V.(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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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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