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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选择的宽度

更新时间:2020-07-01 22:57:54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这当然是欺骗,然而中国人被欺骗久了,也就不认为那是欺骗了,所以中国的“王”(秦之前)、“皇”(秦之后)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王权”、“皇权”

   往往更加威严,更加蛮横,对老百姓也更具有威逼和恐吓的力量。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恐吓和威逼下,即使是比较清醒的中国人,也只好相信那些从人格上说很操蛋的家伙们的说法,也虔诚地膜拜起朝廷和皇上来了。神话中的“神”终于降落凡间,变成了“皇”;作为超级存在的“朝廷”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的观念,也就这么产生出来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制度设计中,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家国同构”,“国”就是家,“王”、“皇”就是家长。中国人在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此都没有提出过什么疑问,更不要说异议了。可怜的老百姓面对朝廷、皇帝时,出于“趋利避害”、“活着”、“活下去”的原始本能,脑子里总是回旋着《红灯记》李铁梅抱住李玉和喊出的那句台词:“你就是我的亲爹!”这种精神特征,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坚固的政治伦理基础,因之,李慎之先生总是强调说中国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是很有些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歌中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词,就可可儿地印证了这种政治伦理是如何荒谬到“扯”的程度、把人从人的位置上移开的。

   在我们的话题中,这意味着朝廷即“国”具有了无限的选择的空间,“民”则相应地失去了选择的空间,换一句话说,“国”每增加一分选择的空间,就意味着“民”丧失了一分选择的空间。这实质上是自由的增加与减少的问题。所谓“选择的宽度”,也是在这里说话的。

  

3

   此种情形不独发生在东方,西方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并且走得同样也很野蛮,所谓“中世纪黑暗”说就是这种情形。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情:在文化上,中国和西方虽然有很多迥异之处,然而在一件事上走的却是基本相通的路径,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段不约而同制造出了一种超自然和超社会的对人具有约束性、强制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权力。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经常使用几与“国家”、“权力”等同的“强力”的概念,在内涵上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中国古代典籍中“权”、“范”之类的词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人没有从本质上获得解放之前,作为强力的权力只是极少数半人半神的“超人”的特权;权力既然带有神的意旨和属性,自然从来都是用来服从而不是用来违背、用来被抵制的,这意味着人(具体说是“民”)永远是权力的对象而不可能成为权力的来源,即使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没有改变政治运行的实际状态。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一言以蔽之,是权力大于权利的状态,是权力压制权利的状态,是人被奴役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甚至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具体到选择的话题,你连自己的主人都不是了,还“选”他妈什么“择”?!这实际上是“选择的条件”的问题,我们所说的“选择的宽度”这件事,正好涵盖在这个问题之中。

   英国思想家洛克对这种状况极不满意,他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对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凡是与此相违背的都属于非法。他曾经气呼呼地宣布说:“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引文自洛克《政府论》,1689年)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草泥马!你他妈的想欺辱我?我跟你丫拼了!”虽然是一句气话,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要求个体权利及与之相对应的人的解放的精神觉醒,反映了社会运动深处所涌动着难以遏制的自由主义的大潮。

   顺便说一下,就在洛克气呼呼说出这句话的同一年,历经光荣革命洗礼的英国发生了开启西方宪政历程的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事件,这就是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签署《权利法案》即《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根据这个法案,确定了英国人民拥有如下不可被剥夺的民事与政治权利,包括:国王不得干涉法律;和平时期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维持常备军;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人民有配带武器以用以自卫的权利;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人民有不遭受残酷与非常惩罚的自由;人民有在未审判的情况下不被课罚金的自由;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等等。

   这里有一种现象很耐人寻味:由于我们直到很晚很晚才接触到这些概念,这就使我们产生出一种错觉,感觉那些事发生的时间离我们似乎并不遥远;而同一年的中国即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发生的事情,比如康熙爷正在为九子夺嫡的事情不胜烦扰,导致数百人被杀的文字狱“明史案”、“南山集案”更是出自这位“千年一帝”之手,离我们却似乎已经很远很远了,这与我们对世界历史内容的了解顺序有关,与我们的精神成长的年轮刻度有关……唉!这已经是另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了,不说了吧!

   没想到洛克们还真“拼”出了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欧洲国家经由文艺复兴运动(14世纪-17世纪)、光荣革命(1688-1689)和启蒙运动(17世纪-18世纪),终于导致“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压制人、奴役人的旧王朝瞬时间颓倾为一堆瓦砾,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获得了空前的选择空间。这意味着自由不再是书本上的抽象词汇,而成为了切切实实的人生内容,人享受到了在过往生活中从未享受过的个体尊严。在更广阔领域,也就是在社会制度演变和历史发展层面,将普遍人权和自由主义理念通过必要的程序(所谓“三权分立”,所谓“程序正义”)终于把“国家”(王权、权力)关进了笼子里,社会政治运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态,历史终于开启了被誉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的大门。这是人类自轴心期发生思想大爆炸以来最值得骄傲的精神觉醒,只要你承认人性的普遍性,你就不能不认为它完全有资格拥有“普世价值”的价值。

   在遥远的北美大陆,甚至诞生了几乎可以被认为洛克思想范本的伟大国家美国。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通过《论美国的民主》(写作于1835年-1840年,正值我大清道光年间)一书,对美国民主制度(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对美国社会及美国人的影响做了全面考察,指出了激进的个人主义和纯粹的市场资本主义是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主因。他好像从来没考证过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母亲是否被黄龙缠身而受孕,他降生的时候上天是否有异象,屋子里是否有紫光缭绕,趴在他妈怀里吃奶的这个娃娃是否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思考美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反之,美国的皇帝、朝廷在他眼里就是“一般人儿”,就是所有人群聚居时所共有的那种样态,这一点挺让人稀罕的。也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的考察和议论才带着难得的人间烟火气,很容易被人所理解,这本书也进而成为了人们争相阅读的佳作。说实在的,没有托克维尔的阐述,美国的光芒是不至于如此耀眼的,更不会具有如此规模的世界性影响。

   当然,美国不是由于政治思想家议论才变得伟大的,一百多年来,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美国都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它以其特有的自由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改变着世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想一想,如下文字曾经激动过多少还没有获得自由、正在争取自由的人的心灵:“我们坚信如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他们被上帝赋予某些不可让度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引文自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引文自美国《权利法案》,1792年)正是这些被后人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理论、自由民主的文化、自由民主的道路,才把美国推到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位置。即使是在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那个年代,美国人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也都镌刻在了骨子里,随后二百多年更是在不断强化着这种自信——最近五百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就,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科学技术上对人类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建国先贤们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瑰宝。

   写到这里我想插一句:人类目前来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具体说,美国也在变,在当下它甚至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了——谁也没想到,有一天“民主”会把一个恶霸级的流氓、一个道德完全破产的疯子推举到大统领宝座上,目前这位大统正领带一群各自怀着野心的极端主义的政治流氓满世界撒野,极大地败坏着美国的名声;曾经让美国光耀天下的自由、民主似乎正在成为笑柄,谁也不知道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不过这已经是又一个更加复杂的话题了,我们不去管它了吧!

  

4

   人的解放对人所面临的选择的宽度很重要么?不言而喻,很重要。

   最近我们国内有一位叫金什么的先生,到处鼓吹西方文明是因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才在近四五百年以来走到世界前面的;小日本敢于侵略欺辱中国,也是因为他们先于中国实现了工业化。而金先生反复做这种强调,归根结底是为了说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赶上来,也实现了工业化,金先生由此断言中国取代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他很聪明地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内部不出问题”,至于“我们内部”出不出“问题”?有可能会出什么“问题”?极聪明智慧的金先生嘿嘿嘿,顾左右而言他,不再细说。我理解,是他实在不好细说,也不敢细说。

   说实在的,我不觉得金先生的观点有什么错讹,反之,我认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见识历史的视角,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我强烈质疑这种把生产力发展强调到历史发展主要甚至是唯一推动力的观点是否全面?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或者干脆说,如果忽略人类启蒙思想大爆发的社会运动,忽略源于个人主义的人的精神解放,忽略通过亚当·斯密式的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国家作为中介的条件下建立起社会秩序,忽略一整套国家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相应发生的调整和改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否就因为搞了工业化就能够必然发展?工业化的实现难道仅仅是冷冰冰的大机器生产所导致的结果吗?难道仅仅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的结果吗?我不这样认为,世界历史也不这样认为。没有“人”的精神觉醒和解放,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中国明清两朝就是这样错失至关重要的历史机遇,从而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沉坠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凄惨境地的。西方国家以及金先生曾经提及的日本,不是都提供了许许多多令人深思的与中国遭际完全相反的例证和证明么?不说欧美,就是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近代不是也曾经成为中国精英先进思想的来源之一么?我们就连明治维新那样的思想成果也从来没有收获到,我们曾经的五四运动,呼唤的不也正是这种我们所严重缺失的东西么?这种令人尴尬的现实,我们不该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呀!

   我们还是回到关于选择的话题本身。

选择条件对人的选择限制有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是权力的限制,这种状况几乎与全部的中国历史相伴相随,中国传统文化中“溥天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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