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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小萍:真理与实践:40年前后围绕着分配正义原则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0-07-01 08:07:41
作者: 魏小萍  
回馈正义由此成为一种冗余,从理论假设上来看,回馈正义自身所蕴含着的对抗性矛盾也就不再存在了。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这样的社会理解为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开端,④相比较而言,之前的社会则都是史前社会。

  

   平等理念在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作为左翼学者的一种诉求,因信仰、理性认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自由主义左翼学者的平等正义理念是相对于其右翼学者的自由至上观点而言,例如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的分歧是自由主义内部分歧。诺齐克将回馈正义原则从个人自由的视角推至极致,并且用所谓的正义之链来论证资本积累,他并不认为这一回馈正义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进而从捍卫个人自由的角度,反对借助于强制性调节贫富的税收手段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平等正义,以此将回馈正义与平等正义对立起来。

  

   罗尔斯同样遵循自由主义理念,但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他从自由选择的角度,构想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形成方式,并且为这一社会假设了两个原则,即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前者蕴含着的是回馈正义,后者蕴含着的是以前者所产生的效率为基础的平等正义。在他看来,一个有效率的社会所产生的财富,从总体结果上来说,还是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罗尔斯以结果为条件,认为只要是有利于弱势群体改善自身处境的差异性分配,就是正义的。既从经济效率意义上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了辩护,同时又从社会平等正义理念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必然形成的社会分化作出一定的矫正。

  

   与诺齐克的自由至上理论比较而言,罗尔斯的理论更能体现社会进步的理念,前者有顺应丛林法则之嫌,而后者已经蕴含着人类自身在反思基础上的自我调节,即对自然程序进行干预。然而,作为一个略知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左翼学者,罗尔斯并不正面地质疑回馈正义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中以悖论方式存在而导致的异化现象,并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认可这一运行方式。也就是说,他并不直接挑战丛林法则,而是在默认其规则的前提下,对其不可避免的贫富分化趋势,从平等正义的立场提出矫正措施。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念同时蕴含着两个正义原则:回馈正义是前提,与其自由理念相协调;平等正义是补救,以矫正回馈正义原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中所形成的社会分裂。

  

   科恩从平等正义的角度对自由主义左右翼双方同时进行了批判,他对诺齐克以自我所有原则为核心的自由至上理念的批判,没有直接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是借助了资源平等的理念;他对罗尔斯公平正义理念的批判,并不指向其自由原则或者差异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奉行这些原则的前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认为所谓的弱势者群体本身即这一结构的产物,而并非生来如此。他从群体的整体角度而非个体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生成了一个弱势者群体。所以,在他那里,真正的社会进步方向,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矫正途径辅助弱势者群体,而在于建立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悖论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在《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⑤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从现实性的意义上,他将与资本主义回馈正义及其悖论相伴存在的矫正正义,作为次佳原则来接受。

  

   罗尔斯从再分配调节的意义上并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框架内追求平等正义。与此理念不同,德沃金则在遵循自由主义理念的基础上,不是通过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是通过保险制度的设计与人们主观选择的结合,将个人的责任意识纳入平等正义的制度性框架。罗尔斯从调节分配的角度追求平等正义,德沃金的设想与罗尔斯的方法有所不同,是通过社会保险制度与个人主观选择的结合,强化了个人对自身处境的责任。不过,德沃金与罗尔斯一样,都规避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回馈正义在表面现象背后是以悖论方式存在的”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左翼追求的平等正义理念,与马克思追求的平等正义理念存在区别。自由主义左翼学者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回馈正义原则及其社会分化结果为基础,提出某种程度的矫正措施: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政策以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福利,满足人们的生存、基础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基本需要;通过强制性的或者自愿的社会保险制度,以防备个人因各种原因陷于困境,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平等理念。这一矫正措施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它却无视并忽视了回馈正义本身在其现实性中以悖论方式存在着的、与各种社会异化现象相伴而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尝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革使这一悖论得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进而奉行超越回馈正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将人们的谋生活动升华为自由自在的创造性活动。然而,20世纪大规模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在超越回馈正义的原则方面并不成功,这从现实性意义上彰显出回馈正义的重要性。

   三、理论与实践:在互动中相互促进

  

   回馈正义与平等正义作为分配关系中的两个原则,涉及的对象性关系有所不同。回馈正义在理论上立足于主客体对象性关系,其含义相对来说还是非常明确的:它体现的是主体与对象性劳动关系的正相关性,在有效付出与回报之间寻求对应,但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这种关系受着人与人之间(主体间)相互关系的制约;相比较而言,平等正义的含义就没有那么明确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它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

  

   在相对于封建制度而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平等理念首先是从市民的权利平等、机遇平等诸多方面来理解的,在权利平等的概念中包含着回馈正义的内容,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市民权利)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下,西方世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资本主义福利制度,是以对形式上的回馈正义分配结果进行矫正性再分配为基础的,侧重的不是市民权利(回馈正义)的诉求,而是生存权利(超越回馈正义原则)的诉求,即无论一个人是否能够或者付出了有效作用于对象世界的劳动,都拥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此处,平等正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之前的平等诉求是在向封建体制索取权利与机遇的平等,之后的平等诉求是对合法程序结果的无奈调节或修正。由于私有财产权与市场经济的合法程序在持续地生成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因此,某种程度的社会调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调节并不质疑回馈正义的悖论状态。这在罗尔斯那里称之为公平正义⑥。他对正义加了限定语,并对之进行了修正或者矫正。

  

   这样的观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阵营的左翼学者那里作为一种共识,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借助于当代信息技术而获得的大范围和长时段数据,且并未诉诸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利润的增长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即r>g的规律。当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伴随着资本全球化而逐渐扩展自己时,皮凯蒂却通过对这一规律的论证,指出当代社会所信奉的劳动致富价值理念遭遇了“世袭资本主义”⑦回归现象的颠覆。

  

   皮凯蒂尝试着借此说明,以强化回馈正义原则为基础的自由与市场,其现实结果是违背其初衷的,促使财富分配由仰赖于个人劳动向仰赖于遗产继承方面转化,这是他与罗尔斯有所不同的地方。皮凯蒂的论证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更加具有批判性,但是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去深究这一原则被颠覆的社会机制,而是与罗尔斯相类似,提出了一种补救措施,即加强对资本增收累进税,并且将这一措施向全世界推进。

  

   回馈正义作为抽象原则,其现实性不仅受着历史境遇的限制,还受现实境遇的制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社会贫富分化的持续性扩展及其生产过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表现为其在现实操作中受限并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机制及生产不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于平等正义理念,通过矫正正义的途径对其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和调节。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于税收途径,以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等方式体现出来的。从满足和保障人们的基本需要方面来看,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这一因素,有时也被人们理解为社会主义因素;由于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其满足和保障的力度相比较于受经济发展速度拖累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相当大的。一些人由此认为,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社会主义化。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涉及不同的双重对象性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作为外围政治制衡力量的变化,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作为内在经济因素的变化,都从不同程度上大大削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北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幅度。

  

   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通过强化回馈正义的措施,对其(绝对)平均主义的弊端进行经济运行方式的改革,由此而释放出巨大的主体能动性,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在市场经济与不同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除了腐败路径形成的问题,在合法的程序中也在不断积累着贫富分化。与此相应,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保障体系有所不同,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社会与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再分配的渠道,从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直接意味着贫富差距的缩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需要的满足有北欧模式、美国模式,就这两种模式而言,民主化程度高的北欧模式贫富差距幅度相对较小,社会福利程度相对较高;相反,美国模式下的贫富差距幅度相对较大,社会福利程度相对较差。不过,这两种模式都同时伴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发展进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与马克思的时代有所不同,今天,除了传统产业资本仍然行使着其基本职能,金融资本及其抽象的衍生产品在更加间接的意义上,以产业资本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再集中;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自发的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重演。然而,全球范围的宏观调控所仰赖的政治体系显然并不存在,全球的公平正义问题因此成为棘手的时代话题。

  

   ①参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

  

   ②参见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BLACKWELL,1974。

  

   ③"bürgerliche Recht",参见MEGA[2],I/25,BIETZ VERLAG BERLIN,1985,S.14。

  

   ④参见MEGA[2],Ⅱ/2,BIETZ VERLAG BERLIN,1976,S.1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⑤参见[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段忠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51.

  

   ⑦[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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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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