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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更新时间:2020-06-29 07:14:25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摘 要: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

   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

   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关键词:公德;私德;政治公德;个人道德

  

   一、“公德—私德”框架的反思

   古代中国的农村生活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人们缺少广泛的社会交往,公共生活受到极大限制。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生活有很多集市、庙会、赛神、祭祀等公众活动,但这些活动多是定期的,不是人们每天投入其中的,所以并未制定一定的参与规则。

   但公德不应只是公众活动的行为规则,公共生活范围甚广,如官员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都不是私人空间的私人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大量的规范性论述,如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不是私人伦理,而是包括了面对公共生活的要求。

   当代中国社会所说的文明礼貌即是日本明治时代所说的文明开化,如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都属于公共生活准则;又如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等,这些都属于公共道德。社会公德一般指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旨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

   社会公德与法律的关系,也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一般来看,社会公德要求禁止的行为可以说是最轻的法律,亦多可采用社会的规定这一类弱法的形式。以爱护公共物品为例,各种公共场所都有违禁的处罚规定,以养成人们的公德行为和意识。

   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公德涉及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古代儒家等思想在这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论述,所以儒家伦理虽然“不包含公民、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伦理的概念因子,但是它隐含着某些关于公共生活关系的推论”[2]。至于“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天下为公”等思想都是古代公德观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社会公德的优良传统”,认为管子所说的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就是传统社会的公德观念,至少包含了社会公德的应用[3]。的确,“礼仪之邦”所标示的正是一种社会的公共文明,所以,不是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公德,而是没有近代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

   现代汉语中的“公德”概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公民道德,一是公共道德。还有人把很多价值也列入公德概念。公民道德体现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公共道德体现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要求,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古代既无公民,与希腊城邦国家不同,自然没有公民道德,但是也有政治共同体对成员的要求。而中国古代不能说没有公共道德,所谓公共即非私人之谓,公共性有梯次的不同,随着社群规模的外推而渐大渐广。

   从近代以来的使用来看,我们今天应该在概念上作出明确区分:狭义的公德专指公共道德,广义的公德则包括公共道德和公民道德,而其他政治价值如自由、民主都不属于道德,不属于公德。由于公德包含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二者,所以在以往很多时候的讨论中,由于没有分清公德观念的真正所指,使得讨论变得不清楚,而公德这个笼统概念的适用性则越来越有限。

   那么,什么是个人道德或私德呢?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4],以上谈到公德观念分狭义和广义二者。近代中国学者多注意公德问题,很少有人研究确定私德的概念及其德目体系。倒是近代西方学者边沁、密尔等对私人伦理、个人道德作了界定。在我们看来,私人伦理的说法并不理想,既然讲个人对自己的义务,就不能说是伦理了,所以还是个人道德的说法较好。

   个人道德,用前述西方思想家的讲法,即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如勤学、立志、俭朴、温和,或谦虚、严肃、耐心、慎重等。我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把古代德行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个人品格”,包含直、宽、刚、简、柔、愿、强等[5]。《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继续讨论了这一问题,以晋悼公在周事单襄公得到的称赞为例,指出春秋时代德行叙述可分为三部分,即四无、十一言、二未尝不,如“立无跛,正也;视无还,端也;听无耸,成也;言无远,慎也”(《国语·周语下》),这四德都是个人的德行。

   又如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共、懿、慈、惠、和所代表的“形式性德行”,追求的是人格、性情的一般完美,而不是伦理关系的特殊规范,并在古代德行论中将其命名为“性情之德”,以与“道德之德”“伦理之德”“理智之德”区分开来。“性情之德”是在礼乐文化的总体中界定的,其内容正是“与自己相关的德行”;而仁、义、勇、让、信、礼为“道德之德”;孝悌、慈爱、友忠既不是纯粹个人道德,也不是道德之德,属于“伦理之德”[6]。由此看来,说中国传统道德都是私德,并不恰当。

   道德之德与伦理之德相比,道德之德相对而言是道德的品质,而伦理之德是与人际关系直接关联的德目。仁义信礼都需要体现在人伦和社会中,不是纯粹个人的品质,所以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如仁是爱他人,义是正他人,礼是敬他人,信是诚信于人,都不是只涉及自身的德行。可见边沁的说法并不适用。

   把个人道德仅仅定义为对自己的道德是有问题的,其实中国古代的个人基本道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即使有董仲舒提出的“义者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这只是讲了义的修身义,而义的伦理义还是对他人而言[7]。这是与西方不同的。那么,这部分道德应叫作什么道德呢?

   相对于政治群体要求的道德和社会群体要求的道德,这部分道德显然更多属于个人全面发展的人的道德,在亚里士多德叫作善人品德,在中国文化中叫作“君子品德”,其内涵包含四个层面,即性情之德、道德之德、伦理之德、理智之德。可见,公德-私德的区分虽然有一定意义,但如果把公德-私德作为全部道德的基本划分,则会遗失一大部分基本道德,证明这种公德-私德划分法的重大局限。

   另外,《逸周书·文政解》中的禁九慝,禁止九种不良的公共行为,含有后世所谓公德的意义,表现出了对所谓公共道德的行为的关注。

   那么,是不是以往中国传统中的修身德行都是个人道德或私德呢?这要看私德的定义。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的个人修身在儒家是少有的,这与佛教和道教不同。当然,宋明理学的修身功夫如体验未发、体认良知、静坐收心,不与社会生活直接联系,近于纯粹的精神修炼,但大多数修身功夫,虽然其修身的过程可能不直接联系社会生活,但所修之德如仁义礼智是与社会行为和他人关联的,而且还需要事上磨炼。所以,也不能说修身都是私德,梁启超此说恐亦未能成立。

   当知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传统私德不必都是私人伦理,亦适用于公共生活。而另一方面,梁启超所说的公德也并非都是道德,其中多属近代社会的意识、价值。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自己也放弃了公德-私德的分别论,走向人格修养论。人格修养固须落实于个人身心,但其德行并非只对个人自己有意义,也同时适合于公私不同领域。至于梁启超所说的近代公德在我国阙如,这是事实,因为社会发展在当时尚未进至近代社会。

   《大学》八条目是功夫,每一功夫阶段并非代表一种道德或德性,虽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似乎是个人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社会治法,但照《大学》所说,其中道理一贯,不分公私。修己治人,其中的治人无论如何不属于私。儒家修己之事,一半为了治人,修己非皆私人事,治人更非私人事,故治人之德,在《论语》中所在多有,皆非私人之德。

   只不过当时社会交往有限,其中并不突出与陌生他人发生关系的规范,对公物的爱护亦非全民皆须具有的品质,故不受注意,但如梁启超所说公德阙如,则也不是如此。就应用范围之分别言,古代道德非私人之德,主要是主政者、任官者、士人之德。故君子之德,其体无分于私公,其用则理一而分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西方思想史上的古希腊和近代更强调的是公民道德,而非公共道德。

   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最受重视的是革命道德,改革开放以后,更强调的是公民道德,都不重视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换言之,百年来的中国,重视政治公德,不重社会公德,二者严重失衡。今日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建二者的平衡,近期的重点是发展社会公德,即公共道德。

   仅仅指导个人行为而不涉及他人的道德德性在中国古代儒家道德体系中不占多数,其他都属于“可能影响他人”的范围,仁义礼智信都含有“对他人的义务”,在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立的。

   即使按梁启超偏狭的定义,“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8],传统的德目虽然不皆直指群体,但都从不同方向而益群、固群、理群,在梁启超的定义下,直接利群的德目占比例较少,至于自由、自治、权利等概念为古代中国文化所未见。

   总而言之,“公民道德”的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西方是明确的,个人道德的概念在西方也是有的,但意义不清晰,而从古代到近代“公共道德”的概念并未受到注意。这是日本近代在公共道德意义上重视“公德”概念运用的积极意义。日本近代的公德主要指公共道德,而这一公德观念被梁启超转移为以启蒙思想为内容,梁启超所推崇的公德重点在爱国利群的政治公民道德,而不是公共道德[9]。

   从此,伴随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政治公德不仅排挤了社会公德(即公共道德),更挤压了个人基本道德(私德)。应当说,个人基本道德不一定是狭义的私德,即只与自己有关的道德,密尔对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区分不够合理,广义的私德就是公德以外的个人基本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道德都与他人有关,是涉及他人的道德,中国人最重视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所要求的伦理道德都是关系伦理,而不是纯粹只涉及个人自身的道德,孝悌忠信亦然。仁义反映的是普遍的伦理要求,孝悌反映的是特殊的伦理要求,都不是仅与自己有关,有些道德在修身过程中似乎与他人无关,如“中”,但中的实践意义是导向和,和作为综合的结果,是关涉到他人的。诚、信、敬、恭也都涉及他人,在与他人交往的关系中呈现着并发生作用。故私德之说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有用。

   以仁德为例。在儒家伦理中,仁是各种德性中最重要的,仁既是德性的一个德目,也是整体德性。仁既是对待他人的,也是对待自己的,这与亚里士多德对公正的讨论相似。

从对待自己的德性来看,首先仁不是对“礼”作为规范体系的反对,仁反而是对规范体系全面贯彻与实践的促进者。一个人在自己的视听言动上全面合乎礼的规范要求,便是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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