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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关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思考

——以1871年、1978年条约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0-06-28 22:28:52
作者: 臧运祜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性意义在于:一是将1972年中日政府的《联合声明》法律化;二是规定了新时期发展中日关系的各项原则。

   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 中日关系的发展历时40年。这期间, 1998年11月26日中日两国在东京发表的《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5月7日在东京签署的《联合声明》, 在确认1972年《联合声明》和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继续有效的同时, 又对发展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进行了规划。

   以上四个政治文件, 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而在其中,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为新时期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49], 更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 故尤其值得关注和纪念。

  

   五、和平、友好:近百年中日关系的主题

  

   1978年10月23日,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东京说:由于《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 终于宣告结束了”[50]。

   从1871年9月的《中日修好条规》到1978年8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近百年中日关系的上述历史演变过程, 可以给与我们如下的启示: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 “友好”不但是古代悠久的中日关系的传统主题, 也是步入近代之初两国最初设定的国家关系的主题, 更是战后现代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主要由两次中日战争所构成的近代中日关系中, 由于日本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侵略行为, 破坏了中日友好, 恶化了中日关系, 使得中日两国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因此, 近代中日关系的主题应该就是日本的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与“战争”相对的“和平”, 则是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前事”之结、“前车之鉴”。

   新时期中日两国在继续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 突出强调“和平”这个主题, 不但是对于上述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借鉴, 也是两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政治的外部诉求。而在国际条约中具有创举性意义的“反霸”条款, 也应该放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积极的理解, 并继续坚持下去。

   因此,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体现的“和平”“友好”, 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永恒主题[51], 既是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总结, 也是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1)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 2018年10月11日, 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十四届“北京—东京论坛”, 发布了《2018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 其结果显示:对于该条约第一条, 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如“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者占64.9%, “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 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者占64.2%, 其比率均超过了六成;对于该条约40年来诸条款的实施情况, 83.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在两国中“大部分”或“一定程度”得到了实现。[52]这个调查结果,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之主题, 已经深入了中国民众之心。

   70多年前,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最困难的“至暗时刻”, 曾有句名言:“你回首看得越远, 你向前看得也越远” (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 The father forward you well see) 。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 我们对于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之回顾与对于未来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前瞻, 应该用得着这句名言。

  

   参考文献

  

   [1]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专题》, 《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

   [2] 中国日本史学会等编:《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8年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未刊) ,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18年。

   [3] 刘大年:《代序》, 张海鹏主编:《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 第1页。

   [4] 中华书局编辑:《二十年来之中日关系》, 上海:中华书局, 1919年;国民外交丛书社编辑:《近代中日关系略史》, 上海:中华书局, 1924年。

   [5]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7卷本, 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 1932-1934年。

   [6] 张健甫:《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 上海:生活书店, 1937年。

   [7]臧运祜:《王芸生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及其他——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中心》, 王建朗、栾景和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 第687-710页;臧运祜、赵秀宁:《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民国档案》2015年第3期。

   [8]张振鵾:《〈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序》, 《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9]刘大年:《七十年与四十年——〈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第1-6页。

   [10]张海鹏:《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日本学刊》1995年第5期。

   [11]张海鹏:《反省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 《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12] [日]贵志俊彦、谷垣真理子、深町英夫编:《模索する近代日中関係》, 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9年, 第298页。

   [13] 黄自进:《近代中日关系学丛书:新境与新论·总序》, 黄自进、潘光哲主编:《中日战争与东亚变局》, 台北:稻乡出版社, 2018年。

   [14]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5]杨伯江:《弘扬条约精神, 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5期。

   [16] 池田诚:《在近百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的中日战争》, 蒋永敬、谭汝谦、张玉法、吴天威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 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发行, 1992年, 第45-47页。

   [17] 张启雄:《香港“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 《近代中国研究通讯》 (台北) 1990年第10期。

   [18] [日]山田辰雄编:《日中关系の150年——相互依存·競存·敌对》, 东京:东方书店, 1994年, “序”, 第1-5页。

   [19] 黄自进:《第四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代中国研究通讯》 (台北) 1998年第25期。

   [20] [日]衛藤瀋吉編:《共生から敵対へ——第四回日中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 東京:東方書店, 2000年, “序论”, 第1-5页。

   [21] 近代日中关系史编辑委员会编集:《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1799-1949》, 东京:岩波书店, 2006年, “前言”。

   [22] [日]山田辰雄:《前言》, [日]贵志俊彦、谷垣真理子、深町英夫编:《模索する近代日中関係》, 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9年。

   [23]刘杰、[日]川岛真编:《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150年》, 韦平和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 “序言”, 第1-4页。

   [24] [日]波多野澄雄:《历史学的嬗变与日中战争史研究的未来》, 《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日]波多野澄雄:《日本的日中战争史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日]波多野澄雄:《日本における日中戦争史研究について》, 《外交史料館報》2018年第31号。

   [25] 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总论”, 第1-2页。

   [26] [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卷3, 东京:国际联合协会, 1938年, 第144-145页。

   [27][28]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编:《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卷77,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第35-37、37页。

   [29]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编:《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卷78,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第24-25页。

   [30]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 第38-44页。

   [31]韩东育:《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 《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32]廖敏淑:《〈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33]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 北平:故宫博物院, 1932年, 第31页。

   [34] 《总署致小村照会》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 (三)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 第13页。

   [35]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年, 第305-309页。

   [36]葛夫平:《法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37]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年, 第149-163页。

   [38]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年, 第192-200页。

   [39]臧运祜:《甲午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的转折》, 《历史教学》 (高校版) 2015年第8期。

   [40] 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658、663页。

   [41] 沙大仁编著:《二十一条与日汪条约之比较研究》, 香港:时先出版社, 1950年。

   [42]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 第313-326、444-446页。

   [43] 祖国社编:《抗战以来中国外交重要文献》, 重庆:祖国社, 1943年, 第71页。

[4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反法西斯战争文献》,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5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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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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