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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关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思考

——以1871年、1978年条约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0-06-28 22:28:52
作者: 臧运祜  
也没有提及两国古来交好的事实, 按照近代国际条约体系的交际模式, 企图将西方列强强加于自己的不平等条约, 发展到与中国缔结的条约之中。

   总理衙门首先婉词谢绝:10月3日复照云:“中国与贵国久通和好, 交际往来, 已非一日。缘贵国系邻近之邦, 自必愈加亲厚。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 嗣后仍即照前办理, 彼此相信, 似不必更立条约, 古所谓大信不约也。”[28]中国政府念及与日本的旧好, 又区别于双方与西方列强的既有关系, 企图继续坚持传统的交往方式而不订约。但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下, 总理衙门改变了态度, 于10月31日照会日方, 请其特派使臣到天津, 与中国钦派大臣“会议章程, 明定条约, 以垂久远, 而固邦交”[29]。

   1871年6月, 日本政府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特使, 赴华进行谈判。日本使团到达天津后, 与清政府任命的全权大臣李鸿章, 开始了缔约谈判。最初, 日方仍主张按照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成例, 以1861年的中德 (普鲁士) 条约为蓝本, 拟订了条约的草稿, 企图在中国获取与欧美列强同等的特权。中国代表团对此断然拒绝, 坚持按照中方的既定草案进行谈判。最终在中方草案的基础上, 达成了协议。9月13日, 在天津签订了《修好条规》18条、《通商章程》33条。[30]

   《中日修好条规》首先在序言中称“大清国、大日本国素敦友谊, 历有年所, 兹欲同修旧好, 益固邦交”, 接着就在第一条中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 与天壤无穷。”这些文字, 重复了两国“友谊”“和谊”的“旧好”, 表明了今后愈加巩固友好关系、发展邦交的意愿。这既是对于古代中日关系的回顾性总结, 也是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展望性规定。尽管其具体内容以及同时签署的《通商章程》所规定的完全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 但是, 它突出强调的“友好”主题, 反映了中日两国在受制于西方列强逼签不平等条约的情形下, 以平等条约发展近代关系的考虑。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 因其中的第二条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疑虑, 日本政府决定暂缓批准, 并在1872年3月派遣柳原前光第三次来华, 5月在天津向李鸿章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 但为中方拒绝。日本政府最后只好批准了此条约, 并在1873年2月任命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 于4月20日到达天津, 30日与李鸿章举行了《修好条规》的换约仪式。该条约从此正式生效。

   然而, 自始即对与中国订约抱有特殊考虑、并企图以此来拆解东亚“宗藩体系”的日本政府[31], 企图继续进行修改。随后, 日本通过相继制造的台湾事件以及围绕琉球问题的对华交涉, 开始了打破该条约的历程。在琉球问题交涉过程中, 日本曾经企图以“分岛”为名, 达到“改约”的目的, 但未成功。1883年3月24日, 日本外相井上馨命令驻华公使槺疚溲�, 以1873年起生效的《通商章程》届满10年为由, 向中国政府提议修改此商约, 但中方未予回应。1886年3月, 日本政府命令新任驻华公使盐田三郎再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修约, 但仍然无果。[32]

   日本于1871年9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之后的近20年间的改约夙愿, 在甲午战后终于得以实现。战后于1896年接替李鸿章办理对日商约交涉的张荫桓, 曾在3月8日的奏报曰:“同治年间所订日本修好条规, 限制较严, 日本以为较西国约章相形见绌, 心怀怨毒垂二十年。兵衅一开, 旧约遂废。”①这道出了日本的意图。

   甲午战争爆发后, 1894年7月28日, 北洋大臣宣布“暂停日本通商”[33];31日, 清政府照会日本驻华使馆:因日军7月25日发动牙山海战, “两国修好之约从此废弃”[34]。日本打败中国之后, 1895年4月17日, 迫使中国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讲和条约》, 简称《马关条约》。该条约虽然在序言仍宣称“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为订和约, 俾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 共享幸福, 且杜绝将来纷纭之端, ……”, 但是, 其各项内容的严苛规定, 则毫无和平、友好之体现;非但如此, 还在第六条中规定“中日两国所有约章, 因此次失和, 自属废绝, ……其两国新订约章, 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在约章为本。”[35]如此, 日本就以《马关条约》废除了此前的《修好条规》等所有对华平等条约, 而规定今后要与中国签署与与西方列强一样的不平等条约。

   还在与俄、德、法三国交涉还辽之时, 日本就急不可耐地要求将与中国实现商约之换约, 作为还辽的条件之一。[36]根据《马关条约》有关规定, 日本于1895年12月迅速展开了《通商行船条约》的交涉, 并于1896年7月21日正式签约。[37]但在该条约第一个10年有效期尚未到期之际, 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并于1901年11月与英美等国共同逼签了《辛丑条约》;根据该约有关规定, 日本又伙同英美列强, 于1902年6月展开对华商约交涉, 并于1903年10月8日签订了《通商行船续约》。[38]这两个前后相连联的商约, 实际上构成了《马关条约》的续约。

   以《马关条约》及其上述商约的签订为标志, 近代日本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基本形成。由于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近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中日两国平等关系, 在甲午战后就“逆转”为不平等的国家关系。甲午战争, 实为近代中日关系的一大转折。[39]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 日本不断地发动侵华行动和战争, 继续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构筑了不平等的两国关系。

  

   三、中日不正常关系的半个世纪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日本视之为大正时代之“天祐”, 迫不及待地以“日英同盟条约”为由, 迅速对德国宣战, 并出兵占领了山东。随后于1915年1月18日, 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 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 迫使北京政府于5月25日签订了基本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的“民四条约”。 (1)

   “二十一条”暴露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大陆政策的真实面目。中国人民以北洋政府接受其最后通牒之日为“国耻日”, 开始了反日运动。一战结束后,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 分别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 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 但均为日本拒绝。“山东悬案”解决之后的1923年, 北京政府以旅大租借期25年届满为由, 3月10日由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 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基于“二十一条”而签订的“民四条约”等, 但日本外相3月14日照会中国驻日代办称:“实出于日本政府之意外, 且颇为遗憾者也。”对于中国政府收回旅大之要求“实无酬对之必要”[40]。日本对于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其条约, 非但不予废除, 反而在华盛顿会议之后, 于“满蒙问题”上变本加厉, 激化了他们与奉系军阀集团的矛盾, 最终在制造“皇姑屯事件”之后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并通过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侵占了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二十一条”实为民国时期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之“癌”。

   1937年日本从“七七事变”后开始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侵占中国首都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后, 1938年初, 日本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待到汪精卫集团叛国投降之后, 1939年12月迫其签订了超出“二十一条”要求的卖身契——“日汪密约”[41]。以此密约为基础, 日本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1940年11月30日, 与其签订了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后来又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1943年10月30日, 与其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42]。作为民国时期日本在华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 也是近代大陆政策最终得以实现的标志。

   1941年12月9日, 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并在《对日宣战文》中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 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 一律废止。”[43]至此, 近代以来自《马关条约》开始、包括根据“二十一条”所产生的“民四条约”等所有的中日不平等条约, 被中国政府宣布彻底废除。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 1943年12月1日, 中、美、英三国首脑通过、斯大林同意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 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 归还中国。”[44]1945年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45]8月8日苏联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8月15日, 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 宣布日本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9月9日, 向中国政府签订了投降书。10月25日, 台湾光复, 回归祖国。

   至此, 日本帝国主义放弃了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不断侵略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窃取的中国领土、攫取的在华权益。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中日关系局面也宣告结束。

  

   四、由不正常到正常:战后中日关系的演化与《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中国国内很快陷入内战的局面。中国政府对于战后日本问题的处理, 虽然参与国际处理并解决了一些战争遗留问题, 还发表了关于对日和约的意见, 但是,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迅速覆亡而告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在世界冷战的国际形势影响之下, 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为主的方针, 日本仍处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 两国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1951年9月8日, 美国操纵召开了旧金山会议后, 与日本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1952年4月28日, 该条约生效之日, 又操纵日本, 与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署了所谓的“和平条约”。对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它们是非法和无效的。[46]在这样的不正常情况之下, 中日两国之间只有发展“民间外交”。

   在中日两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 中日恢复邦交终于“水到渠成”。1972年9月25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 29日, 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47]该声明在序言中首先指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这就明确了“友好”这一中日关系的传统历史主题。对于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战争而带来的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 该宣言通过日本“表示深刻的反省”以及重申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中国政府则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双方宣布自即日起结束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两国政府确认, “在相互关系中, 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 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为此, 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这样, 该宣言就规定了中日关系和平、友好的发展方向。

据中日《联合声明》的要求, 经过双方“一波三折”的外交谈判过程, 1978年8月12日, 中国日本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8]10月23日, 邓小平副总理访日之际, 双方在东京交换了批准文书, 该条约从此正式生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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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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