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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钦:大学治理理念及领导方式的系统集成改革

更新时间:2020-06-28 06:52:44
作者: 杨光钦  
更难以自觉坚守人民主体理念。“官本位”的“思维惯习”及“治理心态”的固化原因固然很多,但其深层次根源在于部分大学领导缺乏“人民性”这一终极治理理念的引导。“人民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是我国社会主义政体的本质属性,也是传统大学治理场域的共同价值取向和不可或缺的永恒灵魂。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民性”具有党性、理性、自主性深度融合的特质,并应是大学领导始终坚守的核心。根据大学治理理论,大学领导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大学内部各种机构乃至个人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都有可能成为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这就要求大学各个层级领导在治理过程中,除采用指挥、命令等管理手段外,还应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便更加精准地对大学组织的“物-事-人”等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但由于一些管理者在大学治理实践过程中,缺乏治理理论引领和灵魂召唤意识,使得大学治理的人民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彰显,人民中心理念在大学治理场域中的指导作用体现得还很不充分,并由此导致管理者对大学遭遇的诸多问题以及对问题本源的认识和治理策略的选择缺乏符合实际的系统分析和方式选择。

  

   2.“依法治校”的荒漠化和治理实践中的形式化与“法治”思维缺失及“法制”概念的内涵模糊不无关系。传统领导方式依赖行政手段和人治思维,现代治理方式则依赖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行政化”官僚话语体系而出现的“法”的意识和“理”的精神在高校的缺失,“依法治校”大多停留在具体概念的思维模式层面,且在大学治理实践场域,还普遍存在对依法治校的“法制”本质和要义解析不足,对法制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教育法律关系界定不明的现象,以至于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在依法治校的表层和深层,均缺乏对法律内涵和“制度密码”的解构,缺乏对“权利和权限边界划分”的建构。“制度密码”与“治理效能”密切相关,制度密码作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学界频用的新词,意谓制度之于治理效能的奥秘所在,或谓“治”之“密码”在于“制”。通过破译制度密码,挖掘不同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基因,构建大学治理的基本制度理论、制度创新实践理论、制度文化建设理论,并促使高校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但在大学治理实践过程中,关于权力如何配置以及权力配置的“制度”设计实践效果,当下的认识依然十分模糊,遭遇的问题仍然极其复杂。特别是在涉及政府与大学组织,以及大学组织内部不同的治理主体、教师群体、学生群体以及其他职员等多边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仍会面临多层面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挑战。当然,实现大学治理的共治共享,并非易事。即使是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美国,经过长期的高等教育共享治理实践也依然还未达到理想的结果。究其深层原因,便在于治理制度的缺陷。治理“制度”的优劣,体现着大学治理的能力问题;而治理能力不足,是制约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枷锁。

  

   3.盲目“模仿”和机械化照搬的治理方式,源于部分大学领导缺乏“专业性”治理理论的指导。当下大学治理场域的“非专业化”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地方高校的非专业化现象还明显存在。一些“非专业”管理者由于对作为塑造人类灵魂和养成人格的特殊组织的复杂性缺乏系统的结构化理论认识,由此导致了以简单化应对富有个性的生动治理实践的领导方式的产生,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切实际地机械地照搬和简单模仿。我们知道,大学治理理念之“气”与大学治理理念之“理”的互动和交织融合,形成了大学治理环境、领导方式和治理效能的内部动力。领导方式的选择首先应符合大学治理理念之“理”,因为“理”规定的是大学治理的本质、依据、特征等规律性的要素。领导方式的变革,还要求大学治理主体必须符合大学治理理念之“气”,因为,正是“气”直接规范着领导的方式和行为;须知道,“气”是影响大学治理领导方式变革的最为关键的思维要素。作为大学领导虽然不能改造“理”“气”及其关系的变化规律,但是可以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并遵循这些规律去自觉改变领导方式。

  

   三、治理理念创新与领导方式变革的系统集成

  

   治理理念具有“理”与“气”的系统集成综合属性,领导方式具有主体之于“物理-事理-人理”的系统集成行为表现,由此决定了大学治理理念及领导方式改革的系统集成的逻辑和必然。但是,大学治理理念创新和领导方式变革的系统集成,并无先验的图式和特定化。

  

   笔者认为,治理理念创新与领导方式变革虽然非同一层圈里的问题,但是,二者之间具有结构化的螺旋式交互上升关系。大学治理理念创新必然助推大学领导方式变革,大学领导方式变革也必然呼应治理理念的创新。就大学治理而言,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发展逻辑上具有结构一体化的交互影响和交融作用的特征。为了促使大学治理理念和领导方式的系统集成变革而言,需要采取如下对应策略。

  

   1.构建大学治理理念和领导方式系统集成变革的“统分整合”模式。所谓“统”,即确立师生员工在治理场域中的主体地位。因为“人民主体”地位是治理理念创新和领导方式变革的根本所在,具有统领性的功能。所谓“分”,即在大学治理“人民性”理念的统领下,重新构建“领导”与“主人”双边新型的治理关系。这里的新型治理关系,不仅包括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等法律、制度的彼此强制约束关系,还包括共识、信任、合作、尊重、参与、知情、自主等分支之间的自然约束关系。通过以“人民主体”为统领的多元要素的有机统分整合,促使大学治理理念和大学领导自觉调控自己行为的自主意识、规则模式,重塑大学领导方式的新形式,并产生对外部环境恒定适应的自觉性。这一系统集成化的统分整合策略,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大学主体类型、权力聚集、目标管理、文化标识、资源流动等领域的结构性重塑和领导行为的自觉,便成为领导方式变革新突破的主要表征。这种有关权力、文化、资源等要素的结构性重塑和领导行为的自觉,客观上要求大学领导必须对大学“作为‘理性结构系统’”和“作为‘文化政治系统’”进行系统集成,并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进行治理方式的调整变化。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大学领导时常“处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中运作,他们成功的唯一途径是适应和灵活,而且现在是时候重构传统的共享治理模型了”。特别是在教学科研领域,只有做出适切的领导方式变革,才能使广大师生员工享有更加充分的学术自主与独立尊严,得到更真切的人文关怀、更深刻意义上的心灵理解、信任与精神慰藉,师生员工才更愿意参政议政、畅所欲言,其创造热情和创新激情才会得到更充分的释放,大学治理效果才能得到充分显现。而这既是大学治理的理念范畴,也是大学领导方式的具体体现。

  

   2.改变大学“官本位”的管理惯习,推动大学治理重心向基层迁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系统集成治理新格局。新时代和新环境客观上要求大学领导必须克服“领导中心”意识,从重指使、轻服务的相对封闭的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时刻着眼于大学在现实世界中的新变化,并从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出发,借鉴国际化规范,通过法制化程序、市场化运作和社会化举措,并按照“相似论”的逻辑,规划设计适合特定大学需要的独特实践路径,不断促使大学治理主体通过“信念的形成”“目标的设置”“原则的制定”,对大学治理产生系统集成化的影响,使大学主体的综合性表现行为具有系统集成的指向性,使大学组织内部的多个主体而非个别“英雄”共同具有奋斗的方向和自我超越的目标,进而形成和增强大学治理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感召力。领导的身份应从一个发号施令者,转变成为教职员工理念创新的指导者,成为大学组织的魅力、动力、引力以及推动大学发展的可持续动力的推手,成为鼓励成员追求知识产品的推引者和具有特定文化属性、技术属性及其治理话语体系的代表人物。不仅如此,大学领导还应是大学人力资源的凝聚者,以及大学内部人员彼此了解、探寻、对话、沟通平台的创造者,并以此探索适应新时代与大学组织及组织内部各类人员共同需要的综合价值观取向,树立人们探求学术精神和寻求进步文化的责任。大学领导更应注意如何尊重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懂得如何能够自觉地将不同价值关系主体置于联系的、统一的整体中来思考和实践,谋求大学机构内部各类人员工作目标的相互促进,使各种人员的发展彼此增益,为大学组织的整体利益带来最理想的结果。

  

   3.促使大学治理主体要素和领导方式的系统集成改革。所谓大学治理主体要素,包括大学组织制度要素、文化环境要素、人力资源与数据资源要素等。大学领导方式,首先在于领导有大学定位意识,亦即他们有明确把自己的大学办成什么类型的大学的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找准自身的位置,形成自身特色,促使大学快速发展。大学治理主体要素和领导方式的系统集成,客观上要求大学领导能够更广泛而又有效地对接社会,促进大学尊重社会发展需要的运行规律;更具有历史方位与使命感,能自觉依赖组织资源审时度势,抢抓发展机遇;更能确保教师、学生乃至社会非政府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到大学治理场域之中;更能汲取文化的滋养、支撑,坚守呵护大学独有的“精神家园”,确保学术自由和资源的高效配置;更能还原大学自身的学术本色,并以价值追求和高远志向引领大学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大学治理主体要素和领导方式的系统集成,还要求大学领导必须强化大学自身和社会之间,以及大学组织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各类办学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和谐关系。既要促进大学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又要促进大学内部不同发展群体之间的和谐,更要促进大学组织内部各发展要素之间的和谐,特别是在教学与科研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办学硬件与软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这种立足于为大学治理各要素的结构化整合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模式,将是新时代大学治理的崭新领导方式。当下,需要亟待构建大学治理方式结构要素的系统集成。所谓结构要素,不单单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的系统集成,也不单包括大学内部德治、法治、善治、心治等具体要素的系统集成,以及与此相应的领导德行、善行和依法办事的方式方法的系统集成,还包括大学治理所依赖的信息、技术、监测模式等复杂的软结构要素的系统集成。因为领导决策过程,必需依赖于数据支撑、信息支持等高等教育大数据在内的信息支撑技术结构,领导方式改革更依赖于治理技术的理性建构和创新。其中,治理的技术要素创新是决定领导方式创新的关键所在,包括通过协同创新、资源整合,建立“大学治理大数据中心”,形成“互联网+”时代的大学公共治理资源体系;设计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学治理能力标准体系,特别是构建大学治理的现代化话语服务体系,包括大学治理的法律制度话语、技术支持话语、特色文化话语、信息服务话语等体系,为领导方式创新提供可靠的基于“治理全数据”的内部与外部监测服务及精准决策支持。

  

   总之,在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大学治理理念和领导方式的系统集成改革已经迫在眉睫。通过系统集成改革,促使大学组织将治理理念和领导方式转化为有效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这种系统集成化的改革对大学治理主体的思维模式创新和领导方式变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大学领导的核心素质养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强求不同的大学领导都具有相同的办学理念和治理方式,但是,任何大学领导都应当依据自身的领导方式和理念创新为大学发展带来积极的可持续的影响,这既是大学治理的初心与使命,也是大学领导的良知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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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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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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