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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林:蒙汉文化交会之下的元朝郊祀

更新时间:2020-06-27 21:01:03
作者: 马晓林  

   摘    要:

   元朝郊祀制度的建立与演变,以草原、中原二元文化的交会为背景。长生天与昊天上帝观念同中有异,延迟了元朝全面接受郊祀的时间。在天地分合问题上,元朝郊祀长期只祭昊天上帝,主要是迁就了蒙古人的天神观念。元武宗北郊之议,有调和二元观念的目的。自然条件、统治者的文化修养和政治策略,是影响亲郊的三重因素。元朝统治者汉文化修养的日益提高,是实现亲郊的基础。宣扬郊祀礼乐的皇权合法性象征作用,是元朝诸帝推进郊祀的直接动力。郊祀制度参用“国礼”,即加入具有蒙古草原特色的牲品、酒品以及宰割方式;三祭酒仪式的演变,也是二元文化互动与调和的过程。

   关键词:礼制; 国家祭祀; 游牧文化; 二元制度;

  

   在元史研究中,草原、中原二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的交会与互动是引人注目的课题。国家礼制是一个王朝政治文化观念的实践,是意识形态的核心。郊祀作为中原祭祀礼仪之首,传承着中原传统文化中对天的崇拜,是天授君权的合法性象征。元朝郊祀制度的建立与演变,与二元文化的交会与互动相始终。中原文化所尊崇的天,在郊祀仪式中称为昊天上帝。蒙古人信仰的最高神称为蒙客·腾格理(Möngke tengri),意译长生天。以往学界对于元朝郊祀关注不多,仅一些通论性著作中有简略涉及。1最近,刘晓先生撰文全面梳理了元朝郊祀制度的建置沿革,文中已经注意到,随着元朝郊祀的施行,长生天与昊天上帝祭祀有合二为一的趋势。2这一观察非常重要。郊祀中蕴含着的最高信仰,构成了元朝意识形态的根基之一。

   蒙古、汉文化确实皆以天为最高神,且皆有君权天授概念,这是长生天与昊天上帝的共通之处。然而二者也颇有迥异之处,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名称不同。蒙客·腾格理,意译长生天,与昊天上帝名称虽然接近,但不能直接对译。第二,祭天朝向不同。蒙古人祭天,或向南,或向日。3而在郊祀坛上,昊天上帝神主坐北朝南,祭者向北祭之。4第三,使用神位与否不同。汉族祭天,设昊天上帝神主。蒙古祭天,对越在上,望而祭之,不设神位。5正是这些观念的差异,导致蒙古人难以将昊天上帝完全等同于长生天。在蒙古人多神崇拜的信仰体系中,汉文化传统的一些神祇,如岳镇海渎作为山川神,社稷作为农业神,风雨雷师作为天气神,太庙作为祖先,都能进入蒙古万神殿而不产生冲突。而作为最高神的昊天上帝与长生天难以等同,导致蒙古统治者很难从根本上完全接受郊祀。直到元末,元朝皇室仍然每年秋季在元上都郊野举行蒙古传统的洒马奶祭天仪式,6说明长生天与昊天上帝两种祭祀形式最终并未完全合一,而是并存。而上都六月二十四日举行的洒马奶祭天仪式中,主祭者中有“汉人秀才达官”7,体现出中原文化对蒙古祭祀的影响。蒙古文化对于中原祭礼的影响,则体现在郊祀中。本文拟考察元朝郊祀制度建立和沿革过程中二元文化的交会与互动。

  

   一郊祀的曲折建立

  

   长生天与昊天上帝观念的差异,导致元朝郊祀建立的过程较为漫长曲折。蒙古统治者第一次接触郊祀,是在元宪宗蒙哥汗二年(1252,壬子年)。此年夏秋之际,蒙哥汗与诸王聚会于怯绿连河,八月八日祭天于日月山。这是漠北草原上的蒙古式祭天。八月十二日,东平世侯严氏受命组织的中原太常礼乐人员在日月山行郊祀之礼,8相当于蒙古式祭天之余的一种表演,其后再未被蒙哥汗召用。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对郊祀礼乐的接受也很缓慢。中统二年(1261)四月,忽必烈“躬祀天于旧桓州(即元上都——引者注)之西北。洒马湩以为礼,皇族之外,无得而与,皆如其初”9,是一次典型的蒙古式祭天。

   十余年后,忽必烈采行汉法,建国号大元,兴建大都(今北京),仿中原制度制定朝仪与礼乐,接受汉语尊号。按照汉地礼制,受尊号须遣使预告天地。因此至元十二年(1275)检讨唐、宋、金旧仪,于元大都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10十二月十日,遣官行一献礼。11在当时,受尊号告郊的主要作用是宣示忽必烈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是一种收服人心的表面文章。告郊礼仪完成两天后,中书左丞相忽都带儿与内外文武百僚及缁黄耆庶请上皇帝尊号,忽必烈不许。12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忽必烈才接受这一尊号,13反映出他对告郊一事并不重视。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大军进逼杭州,南宋君臣出降。统一南北成为忽必烈一生的最大武功,遂于五月一日在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西郊祭告天地祖先,14“以国礼行事”15。据亲眼目睹其事的南宋降人记载,16其祭仪应该是蒙古传统的斡耳朵祭祀,17而非郊祀。

   到元世祖朝后期,岳镇海渎、太庙、先农、风雨雷师祭祀皆已建立。王恽上《郊祀圆丘配享祖宗事状》,其用意是在太庙祭祀渐已走上正轨的前提之下,欲借尊崇祖宗之由促成郊祀的举行。18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元世祖驾崩。四月,成宗铁穆耳即位。中书右丞相完泽及文武百官议为忽必烈上尊谥。上谥号是汉地礼制,当请于南郊。因此,成宗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带、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张九思请谥南郊。19这也可视为成宗甫一登基拉拢汉人士大夫的一种举措。

   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孙摄事,此为元朝摄祀天地之始。20史书未明言其具体原因。可以看到的是当时成宗患病,大都等地遭遇严重水旱灾害。此可谓天人示警。为此,在这年二、三、四月,成宗施行了大赦天下、蠲免赋税、水陆大会、多次释囚等举措。21遣官摄祀南郊应该也是其中一项祷神消灾之举。大德九年(1305),左丞相哈剌哈孙以“地震星变,雨泽愆期,岁比不登”之由,兼以太庙、社稷皆已有祀,终于促成了郊祀制度的全面讨论和制定。22这与成宗日益病重可能也有关系。

   元宪宗、世祖、成宗三帝六十余年,郊祀施行的进展非常缓慢。蒙古皇室祭天自有其草原传统的“国礼”,因而对郊祀兴趣寥寥。世祖附会汉法,逐渐采行中原传统的各项祭祀,然而作为汉地传统祭祀之首的郊祀却仅草草举行过一次,制度建设付之阙如。到成宗朝,在统治中原的政治象征性需求和祷神祈福功能的促进下,郊祀制度才初具规模。

  

   二天地分合与南北郊问题的变异

  

   天地分合之争,是唐宋以降郊祀制度中的核心问题。23论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另一派主张分祭,即冬至日祭昊天上帝于南郊,夏至日祭皇地祇于北郊。因此,天地分合与南北郊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在元朝,却逐渐演化成了两个问题。这是在蒙古神灵观念的影响下出现的独特现象。

   元宪宗二年(1252)八月,日月山祭天之余,东平礼乐人员试行郊祀礼乐。《祭祀志》笼统地记载“合祭昊天后土”24。而《太常集礼》明载,“壬子岁,日月山祀昊天上帝,神位一”25。神位只有昊天上帝而无后土皇地祇。八月祀天,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郊祀礼。在蒙古与中原礼乐文化初步接触的背景下,神位的选择应是东平礼乐人员的权宜之策。一方面,这可能是照顾了蒙古人的神灵观念,因为蒙古人以天为最高神,地神是难以望其项背的。26另一方面,这与中原礼制也不完全矛盾,因为中原礼制对天地分祭合祭本来就有不同说法。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元朝首次全面讨论制定郊祀制度。蒙古观念在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朝臣讨论之后决议“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续议举行”27。表面上是搁置天地分合之争,实际上是只祭天不祭地,照应了蒙古文化观念中天、地神格地位的云壤之别。第二,不用神主。虽然元廷命大都留守司制作了昊天上帝神主,然而议者复谓:“神主,庙则有之,今祀于坛,望而祭之,非若他神无所见也。”所制神主遂不用。28郊祀不用神主是不符合中原制度的,这只能是受蒙古祭天礼俗影响的结果。第三,省去祖宗配侑。当时中书省臣奏:“自古汉人有天下,其祖宗皆配天享祭,臣等与平章何荣祖议,宗庙已依时祭享,今郊祀止祭天。”配位遂省。29从蒙古文祭祀文献和民俗调查报告来看,蒙古人祭祀天神与祭祀祖先的仪式往往是分开的,一般没有尊祖配天的概念。30总之,大德九年讨论半年多最终建立的郊祀制度是只祭昊天上帝,无皇地祇,无祖宗配享,而且不用神主,群神从祀亦未见记载。这已将郊祀制度压缩到了极简的程度,目的是与蒙古人的神祇观念和祭祀礼俗相调和。

   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驾崩,经过残酷的皇位争夺,怀王爱育黎拔力八达迎立其兄海山即位,是为元武宗。作为回报,元武宗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武宗即位前常年在漠北征战,在朝中的影响力不如其弟。为了赢得最广泛的支持,武宗设立尚书省,推行“溥从宽大”的新

   政,31同 时极为重视神道设教,大封群神。郊祀是武宗新政中的重要一 项。32江

   西布衣曾巽申(字巽初)因上《郊祀卤簿图》《郊祀礼乐图》而得以起用,进入太常礼仪院,参与了武宗朝新定郊祀制度的讨

   论。33至 大二年到三年(1309—1310),武宗先后同意了尚书省与太常礼官奏请的太祖配天、北郊方丘、群神从祀等制

   度。34武 宗出于笼络中原士大夫的目的,大幅接受汉地礼制,制定郊祀制度的思路遵循了中原传统,这是元朝建国以来第一次制定出一套合乎中原礼制的郊祀制度。武宗计划在至大三年冬至亲祀南郊,以太祖配,次年夏至祀北郊,以世祖配。采用中原传统的天地分祭方案,也能满足蒙古惟天独尊的概念,从而调和二元文化的矛盾。然而,当年武宗病重,冬至亲祀南郊未能如愿,次年(1311)四月驾崩,夏至祀北郊也成为泡影。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甫一登基,全面否定其兄政治,取缔尚书省,废罢武宗朝政策。曾巽申也解职还

   乡。35延 祐元年(1314),太常寺臣请立北郊,仁宗不 允,36标

   志着武宗启动的北郊计划彻底搁浅。通过建立北郊分祭天地的方案来调和二元观念冲突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元武宗制定郊祀制度,是激进性和跨越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博得中原士大夫支持。然而礼制是很复杂的问题,北郊与元朝上层统治理念并不相合,甚至与很多中原士大夫的观点相悖。37还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度,皇帝冬季居大都,夏季居上都。如果夏至日祭祀北郊,而北郊方丘建在大都,皇帝必然不能亲祀。北郊之议的搁浅,主因虽然是“武仁授受”的政治变局,但北郊制度本身也不能令所有人满意。因此终元一代北郊也没有施行。

   元朝北郊之议搁浅之后,天地分合、南北郊变成了两个问题。在没有北郊的情况下,元朝的郊祀并不总是合祭天地。郊祀按规格由低到高分为因事告祭、大臣摄祀、皇帝亲祀三种。元朝告祭、摄祀合祭天地于南郊,是符合中原礼制的。而亲祀却是惟祀昊天上帝而无后土皇地祇。38亲祀规格最高,更能代表最高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后土皇地祇的缺席,意味着元朝统治者仍然秉持着蒙古人天地分祭的观念。告祭、摄祀与亲祀中天地分合之不同,则是二元文化相互调和的结果。

  

   三亲郊背后的三重因素

  

将元朝与其他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王朝做比较,有助于理解元朝施行亲郊的进程。北魏于公元386年由拓跋珪建立,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次年亲祀南郊。39金朝公元1145年已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建造郊坛。公元115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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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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