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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威:“一盘散沙”病象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逻辑

更新时间:2020-06-26 21:35:52
作者: 杨雄威  

   摘    要:

   “一盘散沙”之说自清末由梁启超提出之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国人对中国社会病象的一个基本描述。梁启超的“专制”概念和严复的“宗法社会”概念深刻影响了民国思想界和政界对一盘散沙成因的认识。一种观点主张通过社会组织解决中国社会一盘散沙问题,另一种则希望借助“强有力的政府”来达到“举国一致”的效果,从而将重点转向政治组织。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前者终因缓不济急而被后者压倒。国人面对四分五裂的政局不断寻求建立中心势力,其间恰逢强敌入犯,“团结”便临时取代“组织”成为解决时局的关键。外敌既去,中心势力无法靠“团结”维系,而是靠因组织动员而积蓄的政治势能完成重建。“一盘散沙”论原本就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与进化论的结合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上的身份识别问题和政治上的道路抉择困境。这两个难题与民国政局的分裂割据局面相互凸显。

   关键词:一盘散沙; 现代中国; 组织; 政治逻辑;

  

   梁启超在清末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盘散沙”。这一提法在民国极为流行,成为国人定义当下情境的一个基本概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然被视为“旧中国”形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参照下凸显出种种问题,国人时常赋之以“病”的意象,“一盘散沙”即其一。它是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整体性描述,从而也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逻辑起点。思想界和政界普遍相信欲自存于世界,就必须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殖民主义的“大变局”,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道路取舍问题。这在学界极为关注的民族国家建构和革命问题研究中已有大量的探讨。据笔者所见,这些探讨尚未充分注意到“一盘散沙”概念所包含的重要历史信息。1因此,本文将围绕这一概念展开论述,考察它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中发挥作用,从而为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过程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一盘散沙病象与病因

  

   近代国人好以疾病喻时势。1906年上海《时报》发表以疾病比喻中国民气变化的一段论说:“中国从前之病,是为麻痹不仁,既投以温剂,其病状忽易而为疯癫狂痫,病虽不同,其为病则一也。”2这种以疾病比喻时局的现象在近代报纸上屡见不鲜,一直延续到民国。吴稚晖在对比章士钊的保守和陈独秀的激进时说:“于是疑心本来无病,都是吃药吃坏的,止要清心寡欲,自然慢慢的会好起来,就是章先生。断定痞积不少,十四年中现象更显,止要巴豆大黄,一帖即愈,就是陈先生。”3不仅是章陈截然相反,近代时人对中国病症的诊断有着巨大的不同。康有为在清末就注意到:“医论日以多,药方日以难,脉证日以乱,病势日以深。当此危命如丝、弥留喘息之时,言学之参术,既迟不及救;言自由、革命之天雄大黄,则益以促其生。”4总之,中国被视为是病态的。医国如医病,鲁迅小说《药》便是源于这一语境。20世纪后流行的“东亚病夫”污名,更是将这种病态置入一种家—国同构体中。

   1901年,梁启超发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提到中国的大群与小群问题时说中国之群甚多,“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5次年,梁启超两次以“一盘散沙”描述中国。其一谓:“外人之诮我中国也,曰‘滩边乱石’,曰‘一盘散沙’。”6梁启超的言论在清末影响巨大,这一比喻很快被借用,成为描述中国社会和心理的一个流行语。如1903年创刊的《湖北学生界》描述中国为“滩头乱石,一盘散沙”,7又说“中国如一盘散沙”。8《直隶白话报》谓“向来好似一盘散沙一样”。9《大同报》指出“中国人性质如一盘散沙无团聚力”。10《甲寅》则感慨“亿万其人,亿万其心,一盘散沙,抟之无术”。11陈独秀更是批评“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12一盘散沙成为20世纪初舆论界笔下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民国时期,国人视一盘散沙为中国社会基本病象。《申报》即有作者提到“中国社会之大病就是一盘散沙”。13中国思想界和政界名流也时常以此为论。热衷乡村建设的梁漱溟说:“中国社会原病在散漫,缺乏集团;而近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一些,却是对于集团生活一种离心倾向;不止药不对症,且适以加重其病。本来中国人就是各顾身家,有一盘散沙之讥;现在再教以‘自我中心’‘个人本位’,试问如何得了?”14另一个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指出:“中国民族在社会生活方面所表现的病象不止一二端,而最关重要的自莫过于组织的缺乏。”15他不止一次将这种组织缺乏的状态喻为一盘散沙。梁和潘二人的论述可追溯到孙中山。1924年,孙中山说“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16孙中山这一论述成为国民政府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蒋介石便屡次提及。如蒋在1927年指出:“要留心外人为什么来欺侮我。我们智识才干都与外人一样,因为没有团结力,如散沙一般……他们看准我们的毛病在这一点。”17

   进而言之,这一病象成为思想界和政界观察中国问题的逻辑起点。孙中山在1917年成书的《民权初步》的序中说:“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18“一盘散沙”也是蒋介石论述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词。1927年,蒋介石对民众称:“大家不是知道人家骂中国人‘一盘散沙’吗?要争中国民族的生存,就在先解决这‘一盘散沙’的问题。”191936年,他又说:“国家就是由人民集结而成,人民就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我们要救国,就先要救民;要医国家的病根,就先要医好人民的病根。”他指出人民的毛病就是“各人自私自利,始终不能团结爱国,如同一盘散沙”。20

   20世纪前期思想界和政界对一盘散沙病因的论述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一盘散沙肇因于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另一种观点则归咎于中国的宗族制度。前者的思想资源可追溯到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后者则是受了严复所译《社会通诠》中“宗法社会”概念的影响。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一文。文中指出:“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梁启超认为“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21他对封建制与专制之间关系的论述一度被民国思想界广为接受。胡适和傅斯年师徒就曾是这种论调的坚定支持者。

   师徒二人都将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归因于封建制的瓦解和贵族的消亡,由此造成了专制时代社会组织的平民化,而平民社会很难产生西方式宪政。罕言一盘散沙的胡适在1932年说到封建制消亡的后果:“社会组织是平民化了,同时也因为没有中坚的主力,所以缺乏领袖,又不容易组织,弄成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又因为社会没有重心,所以一切风气都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最优秀的分子,所以小脚起于舞女,鸦片起于游民,一切赌博皆出于民间,小说戏曲也皆起于街头弹唱的小民。”22胡适不止一次肯定贵族和门阀的正面作用。23

   傅斯年更是多次提及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状况,并将其全部归结为封建制的瓦解和专制的建立。他说:“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24他又说:“凡研究中国社会上任何问题都不要忘现在的中国社会,和运用它的素质,是被二千年的专制历史陶铸成的。从封建跳入新潮流,和从专制跳入新潮流,所得结果当然不同。封建诚然不是一个好制度,却还存着几分少数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黏土变成沙漠,把生长体变成机械,把社会的发育换作牛马群的训练。”他甚至阐发顾炎武封建论,指出土司制度都要好于专制,因为前者“还不至于把社会变成散沙一般的群众”。25傅斯年强调西周的“封建是谓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称“其能封建稍久的,在内则公室贵族平民间相影响成一种社会的组织”,而后来的专制时代“其为政者必使其人民如一团散沙,然后可以为治”。26

   梁启超在《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一文的结尾讲政府对人民的各种“不问”,这一现象在民国屡次被人注意到。陈独秀即批评“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的怪象。27孙中山也推导出人民的自由散漫。在《民权主义》一文中,孙中山不断强调专制制度导致个人的自由散漫,中国只有限制个人自由才能实现国家自由。孙中山所论个人自由与一盘散沙的关系在国民政府时期被广泛援引。蒋介石在1931年说:“我国从来守法尊法之习惯较为缺乏,民主与自由之意义常被误解,致受一盘散沙之讥,以贻国家危乱之祸,是则法治精神之培养,又为训政工作之要件。”28这是蒋在孙中山自由论基础上的一个推导。孙、蒋两代均将一盘散沙论导入国家主义。

   梁启超批评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并非否认中国无社会组织。不过他是以建立大群为旨归,在此命题下发现中国社会无合群之德,导致一盘散沙的局面。梁启超所说的“聚族而居”的小群,在严复笔下被命名为“宗法社会”。尽管严复未将一盘散沙与宗法社会做直接关联,但受同期梁启超“聚族而居”之说的影响,“一盘散沙”便与宗法社会建立了因果关系。严复在1905年亦就抵制美约问题批评中国“势若散沙”,29同时又指出宗法社会乐于排外。这提示他或许将宗法社会视为一盘散沙。民国时期,梁启超所说的“小群”成为思想界重要攻击对象。攻击集中指向由严复所说的宗法社会延伸出来的家族制度。如《新青年》有文章指出:“国人固不知有个人不知有国矣,只见有数千万之家族本位,何怪一盘散沙,随风飞扬,而任其销失耶。”30吴虞因反家族制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后来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是典型的例子,他认为:“人们常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我要否认这一点。我比它作一团面粉,由于滴水及蠹虫,混成一个个发霉的或虫蛀的小团,连沙子都不如,不能再有一点用处。”31此处的“小团”就是指向以家族制度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组织。

   不过,时人对小团并非都持否定态度。清末留学生刊物《江苏》说“人未有不爱其亲而能爱其乡党邻里者,即未有不爱其乡党邻里而能爱国者”。32这一说法表明起初的“群”包罗甚广。后来孙中山也说:“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33孙中山也受梁启超和严复影响,认为中国只有家族和宗族团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是一片散沙。不过他认为这些团体是可资利用的资源。蒋介石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大唱赞歌:“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34

   梁启超的专制概念和严复的宗法社会概念的结合,勾勒了中国社会有小群无大群的基本形象。所谓大群,即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大群与小群的关系一再成为讨论对象。其题旨是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从而建设强大的现代国家。

  

   二组织起来

  

合群的观念是在甲午战争后兴起的。严复和梁启超的作品在这一观念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作用。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称:“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35《湖北学生界》论述湖北同乡会缘起时说:“自皇古以迄今兹,凡属含生负气之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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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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