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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乡场与晚清四川团练运行机制

更新时间:2020-06-25 21:30:26
作者: 孙明  

   摘    要:

   从县衙到乡村的行政统合运转为着眼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场”从经济社会的中心地成为政府认可的实际行政层级,统辖乡脚、团保及属场。围绕团练等“公事”,县政中形成了“以团养练”等包干式的财政供给机制、“议粮”为标志的议事程序、公局“席位”等代表性人事保障机制。“公事化行政”通过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体制机制,含纳并汲取社会中的人力、经济、代表性等资源。以乡场为承上启下的枢纽,县政得以运行。

   关键词:场; 团保; 议粮; 四川团练; 公事化行政;

  

   在对中国研究中,施坚雅提出了一个经典命题,即农村地区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施坚雅认为,市场层级与行政单位是分离的,“只有一小部分中间集镇成为县城或较高层次行政单位的首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的结构逻辑也是相

   反的。1其 稍晚问世的《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一文仍遵循此宏观分析框架,虽然认为非正式政治的安排与下层集市体系的结构相呼应,但“包含在行政边界内的政治体系”对“以市镇为中心的副政治体系”的支配是通过竞争实现

   的。2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国家与社会二分的中国历史认知,所论颇为宏观,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持和细节呈现。

   受施坚雅的启发,市场体系长期作为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议题。高王凌、从翰香、王笛、山本进、李德英、常建华等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3;王庆成、史建云、任放、黄正林等的一组文章集中讨论了施氏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普遍情形,并立足实证研究对之进行了批评与修正4,但均未跃出施坚雅的理论框架。在市镇研究蔚为大观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亦论及江南市镇与基层行政区划的关系。近年吴滔撰文以区划为中心,勾勒了江南市镇与乡村管辖关系的动态演变。5但“区划”不能与“行政”划等号,复原行政区划的构建过程,尚不能廓清我们对于场镇在地方行政中实际地位的困惑。

   刘永华6、山田贤的研究触及市场与地方政治、行政的内在逻辑问题。山田贤发现了场镇在清末四川地方“公局—绅粮”体制中的基础性作用7,其研究将场首先作为一个商业性质的、非传统财政来源的单位来对待,认为它支撑了地方行政,却不是地方行政中具有一般意义的结构单元。

   施坚雅提出的问题,仍是一个开放的论域。今日学人多已不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视角8,若由此返观市场、社会与行政,将乡里之场作为一个“行政—社会体系”合而观之,是否于认知近代中国的基层行政模式有所助益,从而扩大认知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之结构的视野,是本文的关切所在。从含纳社会的行政之视角切入,本文拟以从县衙到乡村的行政统合运转为着眼点,观察在财政、人事、议事机制、矛盾解决等行政过程中,究竟是在何种要素的勾连与影响下使得“场”成为实际的行政层级,体现了怎样的治理格局。

   复原县域社会—行政的实际情况,需要基于大量细节性的材料方能实现,本文以巴县档案为主,综合赵尔巽档案、四川省档案馆清朝档案联合全宗、四川各州县地方志中的纪录,并结合官报、文集、日记等材料,希望可以勾勒一幅全景较为完整、局部较为清晰的画面。施坚雅主要基于其在四川的田野经验和相关文献研究提出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命题,本文亦以四川区域研究回应之。团练是晚清地方行政中需要全面调集社会人力、经济等各方面资源的一项,适可聚焦反映县政运转与乡场作用之情形。

  

   一、作为行政层级的“场”

  

   晚清四川,场已经成为县以下实际上的行政层级。在知县测绘呈送上峰的里甲舆图中,对区划说明为:“作‘|’形者系各场交界,作红线形者系每场(团保)分局交界,每甲以尖角旗为识。”9可见场的区划属性。乾隆《达州志》设“乡镇篇”,“称达州于市集称曰‘场’,谓场者乡民之所共向,为政教所宜详”。同治、光绪时编纂的志稿进而认为“《建置》中场镇当改列入《疆域》”。10可见场之中心地位由来有自并渐趋正式化。

   在县与场之间,虽往往存在里、路、乡等更大的区域划分单位,如巴县有三里、达县有五乡、东乡县有四路,然而仅为历史形成的、不具实际社会与行政组织功能的指称单位,可以理解为虚体(至于其代表性的一面,将于后文交代)。

   巴县的区划最初是据里甲制划分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习惯以“三里”统称全县。11光绪年间巴县公文中,沿用了“某里某甲某场”的指称,如“节里十甲石龙场”“廉里九甲长生场”等,但在行政过程中,“某里某甲”实仅具标识作用,“某场”才是从县衙径达之处。遇有案件或欠缴事宜,知县谕令差役“上紧各催各场”,差役到场“坐索”,甚至住在场内。12巴县积谷13、捐纳14,皆按场实施。由此,场也形成了自己的区域经济和财政意识,如巴县樵坪场首人认为本场“山多田少,民贫地瘠”,“户口仅四五百家,一派公款,实若难给”。15各场还形成了历史认同和“疆域”四至,俨然区划,如长生场“兴自国初,上下纵横三十余里,东接迎龙(场)、惠民(场),南连鹿角(场)、樵坪(场),西界文峰(场)、崇文(场),北距铜锣峡外长江,画地分疆,与国同休,逾二百载”。16除北距以长江为标识外,其中的东接、南连、西界均是以邻场界定的。其上的里、甲已不具行政区划意义,其下的保甲则明显在场的辖域之内。

   达县、东乡县的情况与巴县类似。东乡县习惯上分为东、西、南、北四路,每路若干场。但是,场是县之下的第一行政层级,路仅为“名称上之统括”,乡里公事均“总其成于一场之团总,以直属于

   县”。17

   这是晚清四川县政的一般情况。场成为行政实体,下辖团保牌甲,上应厅州县衙。积谷丁册、劝捐筹款等行政事务,都以场为户头在县衙各房及各公局办理。井研共十七场,每场辖团多少不一,光绪县志每介绍一场,即列其名称沿革、创场时间、距城道里、铺民户数、团甲数量、集期、产盐之地等要素,每场及下辖团保有保正、甲长、总约、团巡、客首等首人,俨然一个严整的行政单元,由其简要介绍即可知场的行政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匹配。18“蜀省各乡场镇向有坐场差名目”。19知县“查场”则体现了地方官对场的行政地位的认可,从大邑县的情况来看,还甚为频繁。20

   行政场与其“属场”关系的形成、乡场的裂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场的行政地位和行政功能提供了参考。在乡场发展进程中,场具有行政地位后,即不仅就市场街面而言,而是统辖“乡脚”范围内的保甲组织,办理辖域公事,在县衙有自己的行政“户头”、落实县政要求,可以称之为“行政场”。该行政场地界内如有新兴市场,则会作为“属场”存在。但随着其发展壮大,附场上的绅粮人等可能会提出独立为行政场的要求,这就是乡场的裂变。

   巴县大兴场虚构本为独立之行政场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行政场与属场这一结构的历史讯息。咸同年间,在太平军进入四川之际,巴县长生场在本场同心保界内“路当通衢”之地修房防堵。同治九年(1870),以旧房基址“改添大兴场,名是大兴场,属同心保界,实为长生附庸之场,只一街面基址,丁册亦附长生十五保之末,该处原无里正,实由长生附管,总监正亦系长生挨近保内选签,历久无紊”。不料光绪三十年(1904)时,大兴场监正屈敬之等企图从长生场分出,他们朦称大兴场原本是独立的,“总计六保”,并将长生场里正统管大兴场之事实解释为延请帮办。这立即遭到长生场里正李星门等的批驳:

   大兴乃长生属场,相隔仅十余里,旧系蔺向阳、李德孚二人充当两场里正,向阳故,正同德孚协充,旋因德孚辞退,另沐委正一人独充,札卷朗凭,前后经营十有余年无异况。德孚非仅大兴一场里正,从何怠公被革;正非只长生一场里正,何为延请帮办?所称旧有六保,更属妄诞,切大兴地段自同治年间兴场,向归长生十五保,所管积谷丁册皆附于长生之末,何有六保之名?

   并指出因为县政中针对长生十五保的定额、系目已成惯例,如果“割保分场”,则场内的管理和县衙的行政都将受到冲击:

   场十五保积谷丁册,大宪亦有定例,现办各捐议筹专司,有条不紊。而伊等潜谋割去五保,请归大兴场属,不惟有碍正等十保大小公件,即仓房、户房、三里各局事件,亦有眉目难清之患。21

   从以上两造攻防抗辩中可以看出,就县府行政而言,长生场是行政场,大兴场是长生场的附属场。行政场的要素包括:拥有辖保,而非仅“一街面基址”;有积谷丁册等行政依据之簿册,在县衙有行政户头;在自己的行政建制“户头”上拥有最高负责人里正(首人群体情况具体见下文)。长生场是下辖十五个保的行政场,大兴场附属于长生场,在其辖下仅具对市场街面的管理功能,没有辖保等;长生场这个行政建制“户头”上有两名里正,总管长生场、大兴场之事。“行政场”与“属场”地位不同,樵坪场呈请自举里正二人:“以后凡有公事,正场自行督办,不自妄受他场苛派,庶民力宽而众心慰矣。”22说明了拥有自己的里正这样的最高负责人的重要性,突显了附属场在行政上无权的问题。大兴场监正等企图禀准将长生场辖域中的六保划归己有,并拥有在县衙的行政户头。这一番辩争可视为附属场独立成为新的行政场的过程之痛。

   行政地位所关联着的乡里民众和乡场首人的利益,是场要求获得独立行政地位的主要动力,但乡场的行政地位又须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相匹配。光绪元年(1875),东乡县东安场并入南坝场。至清末,里人为争充团总又脱离南坝场。但恢复行政独立后,“实未赶集,管事人各因就近之便利而设办公处,故迁移不常也”。23民国《达县志》的作者总结类似现象,一方面认为不能仅以经济盛衰解释场的数量变化,精英人物与社会人情也不容小觑:

   尚有最大原因,乃各场才智杰出者,或因赶集不便,或缘意气相争,不惜裂土分疆,自为雄长。虽腰店数间之地,乃亦创立名目,兴场备案。

   但另一方面,又由那些“户口不过二三百、乡脚不出四五里”的场即使“以之附入大场,不见有加”,强调场市自身的社会经济实力即户口和“乡脚”范围之重要。24

   “赶集”与“乡脚”是场与保之间统辖关系的一般前提。只有四乡按照集期到固定的市场赶集,才能保持场作为中心地的稳定性。市场圈的范围被称为市场的“乡脚”,团保对场的从属关系的基础也是赶集。政府公文中,从“该场附近”25到“附场各团甲”26的概念,都说明了乡脚对乡场的附属关系。团保、保甲由乡民赶集而发展为附场的乡脚,场进而稳固乡脚,并与之结合为行政单位,形成“附场”的行政结构,这就是从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到行政意义上的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巴县的保甲事务从嘉庆时的“在村庄者归约保牌头管辖,在场市者则责成场头、客[长管辖]”27的村庄、场市分而治之的状态进入到场辖团保而为一体的阶段。

   团保作为附场基层组织亦具实体性。团保是拥有经济基础和公共财政的组织,有自己的“团底”经费。团底经费一般采取置业抽收的办法。28同时,或依靠抽收的积累,或以公有土地为基础,团保还置有产业以归公用,如新都县专有“甲田”之名,“田以甲名,明示一甲人民所有田也”29;巴县跳石场水陆保则将历年存银和“团业”“伙掌生息,以备办公之款”。30

  

   二、行政场:公所、公事与首人群体

  

“每遇公私事件,集齐里总监保酌议施行。”31公所是一场一保首人绅粮聚首议事之所,是场、保作为行政、社会组织层级和中心地的最好说明。巴县黄葛场呈请集资兴建五保公所,“因五保向无公款,亦无余项,所有费用理应按五保租谷派收钱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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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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