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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人类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工具是什么?(之二) ——一个哲学命题发展的曲折历史

更新时间:2020-06-24 23:44:15
作者: 胡德平 (进入专栏)  

   中国的社会舆论,自“文革”结束以后,就有关于建国后十七年的历史、“文革”的性质、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评论。评价是客观存在的,很多评论引起的激烈争论已成常态,甚至在朋友之间,党内同志之间连讨论问题,辨别是非的共同语言都没有。极大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协调发展的进程。

  

   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缺乏共识,都有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愿望,先不谈每个人的立场、观点问题,我想仅从思想方法,即从人脑的抽象思维如何求诸于己的角度,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一、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思想武器

  

   实际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社会舆论取得相当一致共识的时期也有,遗憾的是时间不长。这个时期就是真理标准全民大讨论取得胜利之后的一段时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就是一种鉴别是非的思想方法,是我党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最通俗的一种解释。有人或对此提出一些疑问,如:

  

   1937年7月至8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完成了他的两篇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我认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党思想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认识。在延安生活的后期,他智慧地破解了孟夫子对于“心”的功能作用,即思想的功能作用:“心之官则思。”他接着说:“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毛泽东进而把“思想器官”还比做人们头脑中的机器。以上引语均出于《学习和时局》“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中的论述。这里说的头脑中的机器,就是人独有的抽象思维工具,它是否正确都应由人的社会实验进行客观的检验。

  

   毛泽东在两论中,就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命题,这一命题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当时的教条主义大多有显赫的苏联背景,共产国际的背景。他们把苏联的革命经验当作标签随意往中国革命的身上贴,反对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嘲笑山沟里面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打碎了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中国革命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在结束“文革”之后,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是对《实践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命题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这里有对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深刻经验教训的认识,更有对“文革”动乱深刻的反省,进行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使用的思想武器,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思想方法,也即党的思想路线的思想工具。如果还用“文革”的思想武器说“四人帮”右得不能再右了,“四人帮”才是货真价实的走资派,“四人帮”架空了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文革”路线,我们头脑中的枷锁只会越来越禁锢。何有今日的改革。

  

   1937年5月至11月,耀邦同志参加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一队学习,结业之后又进入高级研究班学习。这段时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亲自授课。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讲授了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提纲,虽是授课提纲,但对红军工农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打开了学习哲学思维的大门,也可谓是人民军队建军的破天荒之举。尤其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授课更是引人入胜,因为授课者和听课者都是十年土地革命的实践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革命战争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思想精神武器。这种学习一直延续到上海、太原的失陷,抗战烽火遍起,国土大片沦丧,更激起授课者和听课者的万丈激情。

  

   毛泽东同志用抽象思维工具总结出来的哲学观点和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使耀邦同志获益极深。

  

   二、思想领域中一段离奇的插曲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和苏共发生了一场严重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不但引起两国共产党员的思想冲突,就是西方国家对此也着实摸不清头脑。1963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一封公开信,这是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两条路线》第五封公开信。公开信的结尾就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有人或许要问,同样的一句话在这里就是真理,在那里就是错谬,真理和错谬岂不是像胡适说得那样是个让人随便打扮的小姑娘吗?

  

   我认为对一个正确的命题,或对一个错误的命题,千万不能用“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的英雄史观去理解,“兴邦”“丧邦”的话出于《论语·子路》篇,当时孔子就对鲁定公说:“话不能完全这么讲,此话不全对。”1978年“真理标准”全民大讨论的环境,近处是针对“两个凡是”,远处是针对十年“文革”,更远一点又联系到建国以来,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经验教训。

  

   “文革”时期则是党内外亿万干部、群众被卷入的一场动乱,不但影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就是家庭人伦关系也被无情地撕破,造成两三代人之间的伤害。当时的大讨论,恰逢中央党校正式复课,当时现实的思想问题十分复杂,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它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否也要被检验?毛泽东本人的晚年思想发展和被全党认可的毛泽东思想是否完全一致,他领导的“文革”是否应予否定?中央党校没有回避矛盾,勇敢提出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识分析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和“文革”历史实践,今后如何打碎“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真理标准的文章由“文革”十年引发的群众疑问而起,由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的实践是非而发,人们对“文革”期间,那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的造神运动,在“文革”中就有人提出质疑。“文革”结束之后,不经意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雄文破土而起,一文风行天下遂成为党内外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解严令,进行改革开放的进军令。

  

   再看当时的“五评”是怎样分析“战争与和平”的呢?文章指出:美国是帝国主义,帝国就是战争的根源,争取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同时就意味着消灭战争的根源。我认为,这种论述还是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非常诡谲之处,就是“五评”最后一段文字,加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本人,也只有像他这样的党内哲学家才能对1937年他写的《实践论》作此命题的发挥,应该说他是这一新命题的最早发明人。七年之后的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集会上发表“52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但时间很短,两年以后的1972年2月,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见面,两国领导人谈到一个中国问题,台湾问题,互设联络处问题,更重要的是携手共抗苏俄北极的问题。国际形势的实践检验了“五评”对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正确与否的论断。“五评”在实践检验面前不是成功的,毛泽东同志自己否定了自己。

  

   为何?苏联在二战结束以后,美苏进入冷战、核威慑的恐怖时期,苏共提出美苏两国“和平共处”的建议,并不为错;而中国结束抗美援朝才十年,只有停战协议,国内还有统一台湾的问题,内战并未结束,也就是说中国还存在热战的停战阶段。两国所处环境,我党当时对美国的情况还不完全了解,没有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不慎重地把真理命题的标签随意粘贴,即使说了真理的命题,真理的命题也会成为自相矛盾的悖论。

  

   1978年“真理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一经面世,不但撰稿人不知道《五评》中有此评语,“两个凡是”文章的撰稿人更不知道,就是当年《五评》的撰稿人也忘了毛泽东的评语。我认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和中央党校的领导同志对《五评》的写作也不知道,好在有这几个不知道,全民才展开了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反而是在历史转折关头,重提实践论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党内同志才是真正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遗产。1978年“真理标准”一文在全党认识论上起到了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首创作用。好在思想领域中这段离奇的历史只有15年,总算过去了。

  

   三、答网友问

  

   有网友问我:德平文章里于光远与毛泽东谈哲学,谈得头头是道。……为什么解放后,我国竟会出现那么多问题,是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呢?

  

   网友的问题很好。他把问题的断代区分得很清楚,基本上划在合作化和“文革”之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便从一个在野的革命党一跃成为一个合法的执政党。党的地位变了,要说首先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预防官僚主义,警惕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沦为当官做老爷的“死官僚”。只要沾染这种官僚意识和作风,就无法倾听群众的呼声,无心关注群众的疾苦痛痒,就会失去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堵塞社会基层反映问题的渠道,关闭认识论的源头。如此这般,工作上怎么能不犯错误?至今不还有这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吗?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对工作不作为、乱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官本位的指挥棒。毛泽东发动全面打倒党内走资派是错误的,但他痛斥当官做老爷,忘记革命初心的义愤则是不能否认的。如果官僚主义成为一种文化,那么观察同一问题的角度、情感、态度也会起变化。

  

   如对农村问题,农民种粮何尝不积极,粮食丰收岂不对国家和农民都有利,如果非要以粮为纲,全部劳动力都要归田种地,是否就对了农民的心思呢?多数干部认为为了粮食过关,这还有错吗?岂不知,农民既要粮又要钱,不要钱,柴米油盐怎么解决,生老病死怎么解决?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不放松粮食生产,又允许农民开展多种经营,可以兴办乡镇企业,农民可以进城经商务工,很快农村就解决了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为何?党中央对农村的认识论采取了实践第一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了广大农民改变生产经营模式,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接了地气。也就是说,改革之所以得人心,有成效,首先有赖于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正确。

  

   有人可能认为官僚主义,当官做老爷自古有之,危害性有那么大吗?我想举一个爱因斯坦的例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市场。爱因斯坦用极大兴趣关注苏联,他自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1949年5月,爱因斯坦应邀在美国社会主义期刊《每月评论》撰文:“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解决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考虑到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够防止使官僚的权力膨胀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如何保护个人权利以及如何确保民主力量与官僚的权利相抗衡?”(《我的世界观》P.245)我认为,他说的社会主义,即指苏联的社会主义。42年后的苏联究竟怎么样?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原因固然很多,官僚权力的膨胀无疑是第一道堤坝,切断了党和人民之间的感情、语言交流,感性和理性认识的管道。鱼水关系不在,鱼儿岂能呼吸?

  

   2020年6月20日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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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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