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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和彭小莲

更新时间:2020-06-24 16:02:55
作者: 王安忆  

  

   彭小莲于六月十九日走了,距今不足月余,就要写她,不免遽急。现如今,时间的流速加紧,记忆和忘却的周期变得短促,所以,趁余音未消之际,写下一些文字,或可延宕印象,让我们和她再相处一阵子。

   就在今年春节,导演许鞍华专程来上海看她,回程登机的车路上,许导问道:你和小莲应同属“红色贵族”吧!我迟疑了,如何向一个香港人解释内地特有的社会划分?略作考虑,回答说:作为国家新政,“红色”大致无误,但以贵族论,我父母的级别不够高,小莲家倒是够了,但极早受到贬斥,所以,她大概也不能同意。

   《他们的岁月》里,有一个细节,写到父亲彭柏山小说出版受阻,缘出沪上某新四军出身的作家筑坝,她母亲分析人事,大意为,新四军作家里,茹志鹃很正派,必不是她!看到此处,不由松一口气。这心情很复杂,不是说怀疑母亲做落井下石的事,然而,历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什么恒定的价值,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虚妄的生涯,谁保得住一向正确呢?从艰困世事走来,得这评价称得上知己了。日后我和小莲不论怄气还是吵闹,终没有崩掉,是因为此,又不完全是,人与人相处,彼此不背叛的基本原则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内容。

   上辈的渊源,我知之不多,曾经见两个母亲私语,说些什么就不清楚了。八十年代初,彭小莲和同学陈凯歌来家里找母亲,想必带了她母亲的话。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彭小莲,之前听说传闻,在她家那片街区,似乎相当知名。恰巧,我在《儿童时代》杂志社的同事,与她住同一幢公寓楼,描述她和造反派叫板,“文革”后恢复高考,又以朗诵排名第一,高分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离开插队多年的江西农村。那一次来,便是就学期间,他们想改编我母亲新写的小说《草原上的小路》,还是别的什么,已经模糊了。彭小莲的形象则很清晰,她光彩照人,言语活泼,表情生动,相形之下,陈凯歌则是讷言和腼腆的。我没有加入谈话,时而进,时而出,或者远远坐在一边。他们偶尔看我一眼,也没有搭话的表示。年轻人都是骄傲的,尤其是我们,在那年代里,称得上天之骄子。父母,即便如彭柏山,压顶之绝境,竟也平反昭雪,子女们重见天日,脱离苦海。倒不定是衣食的苦楚,但世态炎凉,绝非普通家庭能够体会。

   初次面晤这么过去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吓人。几年以后,我从父母家搬出,住一条杂弄里,缩在公厕后的小单元房。一日下午,门敲响了,那时候,大多人没有电话,常是不告而至。打开门,面前站着彭小莲,我都不怎么认得她,更没有过照面说话。只见她满脸焦灼,眼睛里发出热病般的亮光。我们脸对脸站了片刻,她就从我身边挤进房间,说道:我一整晚没睡觉!我让她坐,她坚持要站,牛仔裤一高一低挽起在小腿上,仿佛经历了长途跋涉。我说什么事情嘛,有话好好说。她坐下了,迅疾又弹起,就在这不停的坐下弹起之间,总算搞明白了发生的事情。概括说来,她拍摄完成的电影《女人的故事》,没有通过审查。因为什么理由,是她没有重点说,还是我忽略了,也许,审查卡住从来是电影生产的常态,不值得细究。总之,没有通过的情节很快淹没在她言语的滔滔洪流中。彭小莲的叙事往往偏离主线,进入旁支,拉也拉不回来,而你很快放弃主动的企图,顺流而下,那里又是一番风景,天地重开。她沉浸在拍摄过程的追溯,如何选角,演员的出身来历,气质形貌;如何采景,地理位置,历史沿袭,文化隐喻;镜头的运转,机器的摆位和角度;后期的剪辑——剪辑也是了不得的,一格一格胶片看过去,看过来,分解,拼接,排列,组合——结果是,不通过,她又跳起来!远兜近绕,回到现实主义主题,意识形态批判,文艺体制革命,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讲述让她平静下来,逐渐坐定,暂时搁置这具体的遭际,面向更加浩瀚的——电影世界,她架起腿,开始上课。列举经典,介绍现代,向先进学习,与同代人携手,可是,困难啊!启动又一轮怒骂,但不在《女人的故事》,而是《盗马贼》,同学田壮壮执导,堪称传世之作,结果,不通过!倘有一日,内部放映,你必须看!时间倏忽过去,天已向晚。如她所说,一夜无眠,持续至此,又一个白昼没消停,却看不出倦意来,能量真是惊人。

   隔日,她又出现了,这回是通过传呼电话,通知上影厂试映间放映《盗马贼》,要我去看。愤怨交集中的顺嘴一说,竟然记得。我一门心思写小说,她那些人和事与我很陌生,实话实说,还有些怕她。做电影的人有点“疯”,劲头上来,挡也挡不住,于是,好言拒绝。这一段就又结束了。

   八十和九十年代,我们分外忙碌,各有各的奔头。天地人和,万物生长,历史做好各种准备,就看我们的造化。也经历坎坷,可年轻人都是鲁勇的,又被时代宠惯,忘乎所以,看不见隐患生成,正积累成因,从量变走向质变。仔细算起,我们再一轮往来,已经到两千年以后。她邀我看新片试映——《假装没感觉》。写过《他们的岁月》的人,难免背负“宏大叙事”的使命感,从故事主述人角度出发,也可归入彭小莲青春往事体系,“成长”是又一份现代性使命。可是,令人意外,故事表现的是市井人生家常伦理。不像小莲的气质——作家阿城称之“共和国气质”,倒是朝着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靠拢,比如《万家灯火》,比如《乌鸦与麻雀》,这样说也许有攀附的嫌疑,但小莲后来不是拍了《上海伦巴》,还有最后的《请你记住我》!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向前辈致敬,更可能是寻找中国电影发起的源流,那里有着一些本质性,但是被特有的社会历史绕过了的价值。演员孙海英和吕丽萍在之后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开一路气象,推算时间,是否可认作从这里起步?看完电影,她听我评价,移近机器,拍摄录像,立此存照,抑或作宣传的用途。虽然事先并没有预告节目,但我也没有抗拒。事情大约就从这里开头,演变成始料未及。

   这时候,她筹拍《美丽上海》,让我看剧本,提些建议。在马可波罗面包房的咖啡座,主创团队到齐,可见出诚意和决心。过后,我即去台北文化局的驻市作家计划,临行前,小莲来电话,说《美丽上海》的制作方调派一辆车和司机,供我台湾期间使用。我很好奇,问:为什么制作方要给我这份福利?她说:因为你是我们的艺术顾问。我说:谁告诉过我做你们顾问?她说:我现在正告诉你。我说:谁又告诉你的?她勃然怒起:我好容易替你争取到身份,还有一份报酬!这实在太荒唐了,我再也按捺不住:谁让你去争取的,谁要你们的钱!电话两头都气得要死,我发狠道:你要是敢在卡司上落我的名字,就别来找我!结果是,她放过了我。我呢,继续和她讨论电影。我们曾经为电影起名,叫“上海相思”,我至今以为这名字不错,可投资方非要叫“美丽上海”也没办法。不知不觉中,电影行业改了规矩,谁出钱谁说了算,电影就是烧钱的艺术。我们再度邂逅谈论艺术,一不小心就扯到内幕消息、八卦新闻以及人事关系,景象其实已经凋敝。她在投资方那里吃饱气,撒到我头上:你看你,要是答应做顾问,就可以帮我说话!我明白她拉我入伙的用心,生出点歉意,可是,谁知道她们行当的青红皂白呢!我们写小说是个体劳动,由自己做主,完成以后交付出版社,也就是到生产终端,才与社会发生关系。即便退回,放在废纸堆里,损失不过是自己的劳动时间,在转化利润之前,一分钱不值。而他们,真金白银下去,收不回来,谁来买单?真有些胆战心惊。

   彭小莲常说:还是你们写小说好。于是,她也写小说,在没有剧本没有投资的空隙里,这种空隙越来越多,让人惘然。对于做电影的人,小说太安静,因此也就沉闷了,它缺乏直观世界的辉煌灿烂,尤其在这样退让的处境里,怀着不得已的心情。在特质上,她和小说还有点隔阂,多少缺乏常情,也是遭际所致。没有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分崩离析中自生自灭。彭小莲有一股蛮横的生命力,丛林生存原则,要不怎么能活下来?而小说却是世俗的性格,普遍性的人生,象形出发,到形而上。所以,我觉得凡虚构的写作,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总归不大像,显得手足无措。但是,一旦进入纪实,便开闸放水,一泻千里。《他们的岁月》写得真好,和刘辉合作的《荒漠的旅程》也是好。现实中已然发生的人和事,潜在地规定了轨迹,就像河床收纳水流。出于同理,她的纪录片也好过故事片。我还喜欢她关于电影的文章,从实践出来的认识不同于单纯纸上谈兵,可窥见制作中的关节,由她写来,透露出迷人的乐趣,就知道她喜爱电影喜爱什么。那么,拍不了电影,嘴头上过过瘾也好。

   《他们的岁月》中,有一处令人感触,曾经有一段时间,她们家住进一个警察,担任监视的任务,朝夕相处,混熟了,老保姆还为小警察介绍婚姻。这是一个小说的题材,我说,她果然写成小说,但却不如原型的生动,她自己也觉得不能倾尽其意,于是,又写成电影剧本《童年往事》,最后的未完成,永远定格在文字里。

   这一回,我答应了她,所谓艺术顾问,就是上一条船。我们心里都明白,计划实现的可能几等于零,题材是个问题,资金是永远的问题,受众是“人民名义”的问题。郑大圣的新作品《村戏》,在上影厂的一个纪念日活动放映,开场几分钟,身后几个女性观众便发怒声:什么东西,这么难看,《我的前半生》多么好看!她们可以不喜欢,可以声讨,可以离开,事实上,也果然离开了,奇怪的是,何苦那么生气?就好像受了侮辱。大众的精神生活有效地被娱乐驯化,很难介入一点点异质的成分。

   就是这么一个无望实现的东西,我们却谈得最多。是不是有一种心情,即将化为乌有,就让它在词语里活一会儿。有时几个人一起,有时候我和她单挑。常去的华山路上的夏朵花园,下午茶的时间,中午饭未结束,再过些时,晚餐又开始上客。被安排在角落里背光的一张小桌,开一盏台灯,拼吃一盘松饼。台灯插座的接触有毛病,稍一震动就灭了,然后再亮起。小莲说话又激动,拍桌子跺脚的,那台灯一亮一灭,仿佛灵感的闪烁,很是好笑。这些琐细的场景还在眼面前,转瞬已成往事。

   去年上半年,我们同在香港驻校。她在科技大学,我在中文大学。地图上的距离并不远,但是一个海角,一个山头,走动起来颇费时间和脚力。因签注事,她又频频回内地,原以为可以时常见面,最末只吃了一顿饭。餐桌上,刚开话题,我告诉她,飞机上看一个电影《老兽》,不错,还没来得及说哪里不错,她就迎头拦断:“老男人的春梦。”接着劈头盖脑一顿斥骂,再也插不进嘴。我吃她排揎不是一次,心里总有些气,也总说服自己,她小时候受太多苦,让让她算了!单凭“让”并不足以容忍,还是有更重要的地方在吸引我,最终没有与她拗断。

   事情在这里加紧节奏,简直猝不及防。在香港的时候,替许鞍华导演做剧本,她们互相慕名,却没有见过面,居中作伐,说好要聚,却没有聚成。直到我们各自结束课业,返回上海,剧本也到细作的阶段,许导时不时飞来督工。第一次约,刚坐齐,小莲接到电话,起身去接,久不回来,终于回来,即宣布有急促的情况,必须赶赴。此时,菜也上了,就站在桌边搛几筷她点的“农家小炒”,匆匆离开。后来知道,电话是她的主治医生打来,报告检查结论,紧急出台治疗方案,刻不容缓。第二次约,她来了,哑着嗓子,一餐饭从头到尾都在咳。也是后来知道,这是她靶向治疗的头一天。第三次,是和张济顺碰头。张济顺的公婆,李明和天然,是父辈的新四军战友,建国初始便在上影厂演员剧团工作,等小莲电影学院毕业进厂,就做了新老同事。张济顺与我曾经同届全国政协委员,将旧时的发小重续上联系。这一回小莲又不来,说人在南京。还是后来倒推,正值化疗的高峰。最后,美国的朋友传来她的病状,如此转折迂回,叫人气急交加。《收获》的肖元敏,我们共同的责任编辑,相约去探望。问她为什么将事情瞒得铁紧,她说不愿意打扰朋友。我说,你知道吗?从别人口中得到实情,我是介意的!两人都掉了眼泪。自后,我们再没有停滞往来、阻隔消息,是我与她之间,接触最频密的日子。

   这一段过得十分惶遽。处在逆境,彭小莲一如向来的鲁莽与勇进,和通常意义与疾病斗争有所不同,我觉得,身体对她仿佛是一个客体,供她驱策,使用,甚至奴役。有一次,我,她,还有北京的高力力,《大阅兵》的编剧,这两个人都是在事业上升时候去美国深造,学成回来,换了人间,先进已成后进,这就是发展中的中国。我们三人在兴国宾馆院子里乱走,天黑下来了,几处灯光,几处楼阁,春风拂面。和彭小莲也有过和煦的时刻,可是,惊悚一幕又发生了。她向我们讲述手臂的疾患,医生为检验臂丛神经有无损害,竟然建议电击。不知这方法出自何典,有无先例,她呢,欣然接受。这一对医患算是一路货,一个敢做,一个敢当。

   她的暴烈不足为奇,令我惊诧的是,在这疾风骤雨的形势之下,彭小莲保持着格外的清醒和冷静。她桩桩件件地处理身后的琐细,枝末到将她的香港交通卡“八达通”交到我手里,去港时好用。卡套里还有一张科技大学的游泳卡,照片上的人,活生生的,真是恍惚啊!所有的善后中,她顶重视的是公证,她托我做这件事,而我心里不情愿。我等待奇迹发生,奇迹也已经发生了。春节刚过,全脑放疗,她挺过来了;静脉化疗,也过来了;三月下旬,许导去看她,回来给我短信:“小莲很痛苦,但气势还在。”说得太准确了!可她执意要做,谁拗得过她?其时,因声带压迫,发音微弱,形势逼人,不能再拖了。那一日,她单独在公证室录音录像,久久不出来,我们在外面等得心焦,帮不上忙。某些事必须本人亲力亲为,比如签字,她手臂沉重,握笔困难,还要写繁体字。我说:好了好了,将就点吧!她说:习惯了,怎么办?因晚上有课,只得提前离开,肖元敏和她大姐继续等待。晚上,她来一条短信,告诉事情完成,说,幸亏你走了,否则,我就要大哭!可不是吗?两个女人在公证大厅相拥而泣,多少的狗血!这份公证,是为了遗赠帮助过她的人。我说她没常情,自觉有责任教她。有时带去些点心,叮嘱说要是不吃,就送给制片崔建华,她一日三餐在人家里吃,太叨扰了。这回,她很听话,“哦”的应一声。其实呢,她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人事懵懂,心里有数的,不是出于世故,而是感情。还有很多潜质等待我去了解,可是时间不够了。做完这些,自己和自己的较劲也到了尽头。彭小莲终年差一周六十六,无论怎样,长过她父亲彭柏山的五十八岁。

   2019年7月13日  上海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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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收获》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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