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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楠:两汉行政故事的变迁

更新时间:2020-06-22 19:57:39
作者: 李彦楠  

   摘    要:

   故事本仅指代过去发生的事件,它在西汉中前期行政中不具有特殊地位。随着官僚制的发展,故事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并在汉昭帝时具有了因循意味,但影响力依然有限。汉宣帝时,以效法汉武帝为核心的汉家制度逐渐形成,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祖宗权威意味,在行政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增强。汉元帝时儒生势力逐渐强大,并与文法之吏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自此故事被等同于因循守旧并受到全面否定。至东汉,由于皇权复兴、汉光武帝对继承西汉的强调和个人对吏事的偏好,故事在吸收经典后成为了决定性政治行为依据,也对史学、历史认知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

   关键词:两汉; 故事; 政治文化; 官僚制;

  

   “故事”是两汉时期朝廷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当时人在诏令奏议中称引故事的行为并不罕见。故事通常是本朝行事,有着具体的内容和使用场合,有时还会有针锋相对的对象。它近似一种政治操作手册,可以简单理解为当A情况出现时采取B行为。邢义田、阎晓君、邓小南等学者均注意到故事在两汉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从不同角度对故事进行了阐发,给了笔者极大启发。1但是过往研究往往将两汉笼统地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径直将故事视为因循的象征。在这种叙述下,故事成为了独立于两汉政治史之外的固定事物。这会极大地削弱故事作为行政依据的特性,以及它在我们观察政治时局与政治文化变迁时发挥的作用。

   就字面含义而言,故事仅指过去发生的事情,既不具有因循守旧的含义,也不具有天然的权威。所以下文将详尽地分析故事与祖宗相连并被赋予权威性、成为因循守旧的象征并被时人抨击这一过程,同时阐述故事在东汉时的变异和影响。

   由于后人在叙述前朝史事时受自身观念影响,或仅为行文简便,将一些不属于时人认定为故事的内容也称为故事,所以,小文将在材料上首先重点关注时人议论中称引的故事。其次,循旧、尊崇先代权威、政治理性等均可能导向选用先例行为,小文也将注意区分相同现象背后的不同思维。

   此外,汉人语境中尚有旧章、旧制、旧典等表达。这些词汇有时出现在一些立意较为宏大的诏令奏议中,被用于王朝合法性建设或政治训诫;但有时也会和故事一样,有着具体的内容和指向。本文将后类也归入行政故事中一并讨论。

  

   一故事作为行政依据的兴起与性质复杂化

  

   目前所见最早的汉代行政故事出现在《史记·三王世家》中,“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2《三王世家》中的文字来自褚少孙在担任侍郎期间所求封策书,这里“他皆如前故事”确是时人语气。

   为更好地理解这里故事的含义,我们要通观事件前后。首先,霍去病、公孙贺等根据经典称:“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3建议汉武帝分封诸子。然后,汉武帝根据自身关于经典的理解,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4对分封诸子事进行推让。反复几次后汉武帝最终同意分封诸子的提议。接着,庄青翟等对霍光等的建议表示赞同,也提出了经典上的依据:“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5上述讨论均围绕经典展开。

   虽然奏疏最后也涉及先帝分封诸子事迹,“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6但这是出现在整个议论最后的补充性证据,祖先事迹在决策中不具有突出地位。据“他皆如前故事”前所述“择吉日”“具礼仪”“奏舆地图”等行为,可以知道这里的“如前故事”指本次封建将在流程细节上与汉高帝、景帝时相同,即此处的故事是一种与礼法有关的标准化流程,汉武帝君臣在已经决定分封诸子之后,需要从过往的行事中选取可供参考案例,完善行为细节。这种礼仪性程式虽在汉人所称故事中占比较大,但因不具有较大的讨论空间而通常不体现特定时期内行政特点。7

   除此例外,《史记》中再无其他与故事有关的政治性言论。这当然无法说明西汉中前期行政中没有循故事行为,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故事在西汉中前期的行政中没有突出地位。

   汉昭帝时出现了针对特定问题引用故事作为主要行事依据的言论。上官安在与霍光争斗过程中劝诱丁外人称:“闻长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诚因长主时得入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于足下,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8因为当时丁外人与盖主亲近,所以为讨好丁外人,进而换取盖主对自己女儿入宫的支持,上官安提出事成后帮助丁外人与盖主成婚进而得到侯位。为使丁外人相信自己具备获得侯位的条件,上官安以“汉家故事”为据。

   故事内容“常以列侯尚主”中“常”字说明以列侯尚主不是制度规定,只是一种高概率发生的惯例。故事在此处作为上官安劝诱丁外人的主要证据出现,丁外人也相信由于前世常以列侯尚主,所以自己在与盖主成婚后即可封侯。这种行为和想法体现出,在时人眼中汉代行政倾向于遵循前例,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故事已含有某种因循意味。

   此外,这里虽称“汉家故事”,但并不意味“汉家”具有更大权威性。上官安抛出的侯位是秦汉二十等爵制下列侯。由于秦祚短暂,秦时几无例证可言,所以他只能称引西汉例。无选择空间情形下称引“汉家”行为并不能证明特意强调“汉家”。

   当然,此时故事的影响力依然较为有限。汉昭帝时出现了一系列对汉武帝时期政策进行调整的行为,盐铁会议上也有大量对汉武帝本人的攻击。据《盐铁论》对当时廷议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讨论依然建立在先秦经典的基础上,无论是贤良文学还是桑弘羊都没有以故事进行辩护的行为。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合理的官僚制具有“形式主义”本质,9各机构在行政中形成了丰富的惯例,这些惯例为官僚制正常运行提供保障。所以此时故事具有因循意味应是官僚制逐渐发达的自然结果,这种基于“习惯”产生的合法性无法被公开提出,成为重大争论中的依据。

   霍光擅政曾对西汉皇权构成极大威胁,这一局面直至霍光死后、霍氏伏诛才有所改变。10随后,汉宣帝有意识地通过“循武帝故事”,借助汉武帝权威提高自身威望。11这一行为有着具体内容,如“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12“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13等。汉家制度的说法也在此时出现了:

   (汉元帝)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14

   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倾向于重用儒生、行周政,这引起了喜用文法吏的汉宣帝的不满,所以汉宣帝用“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对太子进行教育,并有意更换储君。汉宣帝对儒生能力的批评在“且”字后,说明这是一种补充性证据,重要性不足。他在对话中提出的真正重要依据是“汉家自有制度”,由此可见“汉家制度”之重。又,汉宣帝口中“霸王道杂之”的典型代表是汉武帝,汉家制度实为武帝制度。汉宣帝这种对汉家制度的重视与他复汉武故事的行为实为同一过程,二者背后的理念也均与汉武帝个人权威有关。这种对个人权威的推崇与官僚制无关,并非行政理性需要。即至汉宣帝时,故事被明确赋予祖宗权威性,成为一种可以公开提出的重要政治依据。

   当然,对汉宣帝时期的故事也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它们均与祖先权威有关。魏相“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他认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15这里虽强调循奉故事,但是循奉的原因是“古今异制”,这与战国以来“法后主”的刀笔吏精神密切相关。魏相奏疏称:

   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餧;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禁秣马酤酒贮积,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今岁不登,谷暴腾踊,临秋收敛犹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窃寒心,宜早图其备。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16

   疏中先帝泛指汉宣帝之前诸帝。弛山泽、省诸用、发仓廪见于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夏四月,禁酤酒见于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夏。遣大夫博士巡行、举贤良等事见于史载多次,不一一列举。魏相虽称赞先帝圣德,但并非希望汉宣帝完全遵循前代行为。面对当时粮食歉收、西羌未平等情况,他认为汉宣帝应当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是一种理性的政治选择行为,祖先在整个讨论中并不具有更高的神圣性。换言之,即使魏相没有看到先帝故事,他在面临当时内外情况下提出的建议也很有可能依然如此。

   汉元帝时期儒生势力抬头,不断提倡复古改制,这对西汉中后期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17故事也在这一过程中有了新的含义。贡禹在初元元年(前48)明确提出:

   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亡它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雕文金银之饰。……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18

   这篇奏疏首先盛称三代制度之美和西汉建国初期对古制的继承,接着抨击汉武帝及其后继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当时这样恶劣的局面是因为后世君主臣僚因循守旧,继承汉武帝政策而不加改革。

   不同于过往的议论,贡禹的批评并不针对具体故事,而是针对循故事这一行为。他对故事的批评超出了一般官僚制架构下的讨论,在他的批评中故事与经典呈现出截然对立。随着复古改制运动的兴起,故事在具体行事层面上若隐若现的因循意味才被公开上升至政治文化层面,并受到整体性否定。

   自汉元帝时开始,循故事行为不断受到批评,这恰恰意味着此时故事地位极重。在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杜钦建议设九女之制事、19河平元年(前28)许后上疏言椒房用度事、20阳朔元年(前24)杜钦为冯野王父子辩护事、21绥和二年(前7)杜业为翟方进辩护事22等事件中,论争双方均对故事有无进行了讨论,围绕着故事进行交锋,故事在政治领域表现出强烈的合法性。汉哀帝时王嘉的遭遇也同样说明了这点:

   有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使者危坐府门上。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23

王嘉封还益董贤户数诏行为引起了汉哀帝的不满。汉哀帝企图通过召诣廷尉的方式逼迫王嘉自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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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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