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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霆:嘉庆朝鸦片烟外禁时间考——兼与井上裕正商榷

更新时间:2020-06-21 21:35:57
作者: 刘霆  

   嘉庆十二年十月,浙江道监察御史郑士超以“粤东吏治废弛”,奏请朝廷“严饬整顿”。其第四条即为“鸦片烟一项”:“近者省城内外,公然开设烟馆,工商士庶靡然成风。宴会则以之款客,嫁娶则用作妆奁……现由闽粤延及各省,以至京城内外,亦均有私贩私销处……粤海关监督稽查洋船货物,是其专责。闻该处把口书役人等,递年坐抽私税,盈千累万。因擅放入关,直行无阻。该监督亦收受陋规,难保无通同放纵之情弊端。”14郑士超是广东籍言官,此折当是其回籍时的见闻。嘉庆帝认为郑士超“所有奏上五条,俱属切中时弊”,关于鸦片烟的问题,指出:“此虽属事之小者,然于地方风俗,殊有关系。该省并不实力查禁,可见积习因循,毫无整顿。著即一律严拿,按法惩治。并责令粤海关监督于洋船过口时,稽查杜绝,毋许透漏干咎。”15

   粤海关监督常显获令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行商发出告示:

   嘉庆四年,前任海关监督佶与总督吉一致同意启奏皇上,恳陈行商与外国人之间商业来往进行之办法,在该奏章上,彼等向皇帝陛下呈请,必须将鸦片完全没收并予以禁止。此奏议深得皇上嘉许,并经记录在案……顷接部院与抚院发下关于鸦片同一事件之法令一份,内知会本官,皇上谕旨规定,所有外国船只于驶入本国口岸时,应经检查有无此项物品,以便预防走私夹带运入……尔等行商一经收到此令,即应遵照,并立即将其转谕外国大班——通知彼辈,勒令将其在彼辈各国所有来船公布,俾能一体知照,鸦片原为本朝禁止之物,是故彼等不得将其夹带入口……如彼等有敢于违犯或规避此令者,一经各关员吏查出此物,不独鸦片予以焚毁,而挡保该船之行商、通事及外国人之运带此物者,将必受到极严之惩处。16

   这就是所谓嘉庆十二年禁令。该禁令的确提及嘉庆四年两广总督吉庆与粤海关监督佶山上奏皇上,要求将鸦片没收禁止云云。但吉庆之奏折究竟是哪一件,内容如何?以往论者多语焉不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嘉庆四年吉庆的题本、奏折共161件,经梳理,未见有奏请禁烟之内容。按清代的奏折制度,从雍正时起,即命令“内外臣工将御批奏折敬谨查收呈缴”,“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宥恕,定行从重治罪”。17又“京中外省臣工的奏折,凡奉有御批者,除谢恩、陛见及请安奏折外,其余奏折,无论发抄或不发抄,皆另录副本一份存查”。18这就是奏折的呈缴及录副制度。笔者认为,若军机处录副中无吉庆此奏折,则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第一,该折根本就不存在。第二,该折遗失了。毕竟,从档案的保管层面而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必保存了所有的军机处录副奏折。第三,奏请禁烟之内容在附片中,而不见正折。从清代宫廷档案收储流传情况看,折、片分离现象所在多有。值得注意的是,粤海关监督常显的告示提供了检寻吉庆奏折的线索。由告示可知,吉庆奏折之主题是“恳陈行商与外国人之间商业来往进行之办法”。据此,该奏折似乎应为嘉庆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吉庆所上的“奏为奉旨查办西洋夷商来粤贸易情形折”,但该折并无所谓外禁鸦片烟的内容。19井上裕正未见到此折原件,但从《清实录》中已经注意到此折的内容,亦承认该折并无一句提到鸦片问题。20那么,该奏折是否有附片,以及有关鸦片之内容是否存于附片中呢?以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很难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吉庆奏折的军机处录副时间为十一月二十日,而此前九天,即十一月十一日,粤海关监督佶山就根据巡抚陆有仁的来函发出了禁烟知照。显然,无论有无附片,以及附片内容为何,均与所谓的嘉庆四年之照会无关。而且佶山在知照中明确说是接到巡抚的来函,而非总督吉庆的命令,更未提及自己会同吉庆上奏禁烟。可见,常显对四年照会的背景较为隔膜,所谓十二年禁令本身就包含着诸多错误的历史信息。

   再看嘉庆十四年禁令。该禁令是两广总督兼署粤海关监督百龄于六月二十日(8月17日)谕令全体行商的知照:

   售卖鸦片,实属有违向来禁令,前总督吉会同前关部佶,早已在嘉庆四年下令禁止……何以此种恶习不能根除,只因法令未经转告外人,使彼等尊奉,故此彼辈明知该船载有鸦片,但仍以查究消息告知,而隐庇外人将其私行运入……是以除厉行严禁外,本官特颁此令,饬令该行商等务必凛遵,并即将本令内容,严行转知全体外人,此后不得再行偷运鸦片入口。如彼等私行运入,保商自应即行禀报,已经查获,即将该船拿捕并驱逐出口,亦不准该船仍留在广交易。如该保商胆敢与彼等串同私行售卖,且不呈报者,一经发觉,除拿捕该船并驱逐出口外,亦必将该行商逮捕法办,治以应得之罪,决不稍予宽贷。抑尤有进者,本官勒令无论何人,凡担保外国船只,在其起货时,必须向总督与关部出具甘结,确保该船并无私运鸦片……21

   百龄于嘉庆十四年正月由山东巡抚迁两广总督。22其履任后就开始奉旨调查前任吴熊光在十三年(1808)英军强行登陆澳门事件中的失职之处。此前,吴熊光已经因“开舱见好于夷人,示之以弱”被革职。23百龄于嘉庆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奏为遵旨查明吴熊光在任地方公事不能随时清理及办理英人入澳错谬事”一折。24最终,吴熊光以“示弱失体,其疚实无可辞”,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为此,嘉庆皇帝还特别提醒各省封疆大吏:“守土是其专责,遇有关涉外夷之事,尤当立时亲往勘办,务臻妥协,方为无忝厥职。”25井上裕正分析,在嘉庆帝警告各省大吏之背景下,百龄又上“奏为酌筹华夷交易章程事”。26但根据军机处的录副,百龄上奏的时间为四月二十日,早于调查吴熊光的奏折。27笔者认为,根据百龄当时面临广东沿海夷务处理之背景,其拟定华夷交易章程及发布上述鸦片禁令,均是为了稳定英军占领澳门事情对广东地区造成的诸多不利局面,应为顺理成章之事。另据井上裕正引马士之推测,百龄发布禁令似乎还有更深的商业背景,即与昆水官及其他行商间的竞争倾轧相关。因昆水官从事了一项由其他行商所垄断的生意,故竞争者便鼓动百龄禁烟。而昆水官的生意伙伴原本是准备以鸦片投机款付给昆水官的。百龄禁烟令发布后,付款计划被搁置。28

   无论嘉庆十四年禁令的背景如何,可以明确的是,百龄既未奉有禁烟谕旨,此后亦未有针对外船的查禁行动,故不能视为外禁。若仔细分析禁令内容,还会发现有多处讹误:其一,所谓“售卖鸦片,实属有违向来禁令,前总督吉会同前关部佶,早已在嘉庆四年下令禁止”云云。根据前文分析,粤海关监督佶山在接到巡抚陆有仁的来函后,才向行商发出知照,但并不是与总督吉庆会同发出。甚至没有证据显示吉庆与此事件有何相关性。其二,嘉庆四年、十二年的海关照会,均通过行商向外人转达了相关意思。何来所谓的“此种恶习不能根除,只因法令未经转告外人”之说呢?可见,百龄对这两次照会的来龙去脉并不十分清楚。

   3.道光年间的两任粤督卢坤、邓廷桢均在奏折中提及嘉庆四年吉庆奏请禁烟。笔者认为,这或许与吉庆的“奏为奉旨查办西洋夷商来粤贸易情形折”有关。当时,虽然清廷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但由于国内经济依赖白银流通,统治者对国内存银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故朝廷最关注的广东沿海问题并非是鸦片,而是白银漏卮。此前,嘉庆帝曾有上谕给吉庆,论及在中西贸易中,中国耗银极多,特别是钟表、玻璃这些昂贵却不实用的奢侈品“巧取中国之银数千数百”,要求吉庆对如何“不使内地银两被夷巧赚之处”提供建议。吉庆遵旨复奏,认为用中国的白银换取外国的钟表玻璃等物是以有用易无用,“未免稍损元气”,其给出的建议是:“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取巧。”29嘉庆在奏折的批复中自辩“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并强调自己视这些物体如“粪土”,要求吉庆等“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30尽管对于银漏问题而言,君臣间的空洞讨论根本无济于事。但却形成了用中国有用之银换取钟表、玻璃这些无用且如粪土的珍奇之物是损害中国元气的共识。在此逻辑之下,将不但无用且破坏淳朴之俗的鸦片视为粪土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而就在此期间,广东巡抚陆有仁函告粤海关,让其加强鸦片走私的查禁。这很容易形成吉庆的奏折与此次禁烟令有关的印象。故虽然吉庆奏折并未提及鸦片问题,却并非与鸦片流入全无关系。井上裕正亦认为吉庆与皇帝的“上述书信往来肯定与该项禁令有着密切联系”,31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

   或许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几任海关监督的公开告示,两位封疆大吏的奏折均“言之凿凿”论及“四年禁烟”,无论是对外知照还是示以皇帝,难道他们敢无中生有吗?笔者认为,在此类公文中,主观上或许不会无中生有,但客观上由于对某类问题的无知或因袭陈说,会造成无中生有的情况。严肃的行政公文所记载的亦未必是历史真相。我们只要将前述史料再梳理一遍,即可发现这一问题。嘉庆四年,粤海关监督佶山的告示非常明确地说明,海关方面是接到广东巡抚陆有仁的函告,根据函告要求而准备加强对鸦片贸易的查禁,这是最为接近历史真相的表述。而十二年,海关监督常显的告示则谓前海关监督佶山与两广总督吉庆一致同意启奏皇上,要求禁烟。十四年,百龄的告示又有了变化,谓前总督吉庆会同前海关监督佶山,下令禁止鸦片。而且该告示无视四年、十二年的禁令均转达外人的事实,居然认为“何以此种恶习不能根除,只因法令未经转告外人”。十年内,在同一部门的告示中对同一事件的表述居然有不同的三个版本。此外,道光十四年、十六年的卢坤与邓廷桢的奏折内容亦多有矛盾之处。如卢坤之“前督臣以鸦片有害民生,禁止入口”,而邓廷桢却是“前督臣觉罗吉庆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才“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二者所阐述的吉庆奏请禁烟的原因并不一致。更令人费解的是,早在雍正七年清廷就拟定了针对国内开设鸦片烟馆及兴贩鸦片烟的科条,32若吉庆再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不是莫名其妙吗?显然,若将相关史料连续起来考察就可看出,诸多历史当事人对鸦片问题的确缺乏关注和研究,对清廷禁烟政策之演变比较隔膜。此外,嘉庆四年粤海关监督佶山的告示对吉庆一字未提,反而是多年之后的常显、百龄、卢坤、邓廷桢等人一再提及,且在各自的表述中,吉庆的角色地位亦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现象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亦符合随着时间推移,陈说被逐渐放大、固化的规律。

   那么,为何会出现上述历史当事人在严肃的公文中存在诸多讹误及相互矛盾之处呢?考察清廷的奏折制度或许可以探究一二。以两广总督卢坤和邓廷桢为例,若检索档案目录可以发现,道光十四年,卢坤所上题本及奏折共230件,约3天就要赶办2件。道光十六年,邓廷桢所上题本及奏折共277件,约5天就要赶办4件。33这个工作量应该是当时督抚的均量。由于公文数量庞大,绝大多数的奏折均由督抚给指导意见,由幕僚文吏具体操办。那么奏折是如何保存的呢?一般来说,上奏官员会保存奏折底稿,而底稿是随个人而行的,并不保存于地方官衙。如曾国藩在九江水战中遗失奏折底稿,多年以后只得委人从京中抄回原奏。34又如,《李鸿章全集》的出版即利用了大量李氏后人所保存的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个人文稿,其中就有不少奏折底稿。而获皇帝朱批的奏折,则必须呈缴,个人不得抄写、存留。朱批奏折与廷寄均锁在折匣内发送,一起返回并庋藏在内廷,不公之于众,不出现于邸抄中,绝大多数的官员亦接触不到。35按此制度,奏折一般保存三份:一份底稿随官员个人,一份由宫中存档,一份由军机处录副。易言之,常显、百龄、卢坤及邓廷桢的幕僚书写文牍时并不能阅读到前任总督的奏折原文,故对禁烟政策溯及既往的叙述只是因袭陈说,从这些文件叙述中的矛盾之处,亦可证明此点。值得注意的是,与卢坤、邓廷桢差不多同时代的魏源对鸦片问题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但在其著述中却从未见嘉庆四年禁烟之说。

   综上所述,“嘉庆四年外禁说”是不成立的。

  

   三嘉庆二十年鸦片烟外禁政策形成之分析

  

明确的政策规定与实际的执法行动是鸦片烟外禁的两个构成要件。据此,笔者认为清代鸦片烟外禁的时间应始于嘉庆二十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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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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