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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二章

——从泰州到武汉

更新时间:2020-06-21 12:40:44
作者: 史啸虎 (进入专栏)  

  

   前注:第一集《祖上与童年》谈到了泰州史家的祖上和先父家庭及其成长和踏入社会的大致情况。可以设想,如果父亲依旧在江阴或泰州的布庄当店员或会计,也许他后来的一生会截然不同。但命运却让他离开了泰州或江阴这样的小城社会,去了武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谋生。父亲在武汉又将是怎样的一种崭新的人生呢?那是1932年的夏天,父亲23岁。

  

   武昌的湖北第一分监位于武昌民主路上,占地面积很大,主要关押刑事犯。其西南部是湖北省反省院,所有政治犯都被关在那里。湖北省第一分监与湖北省反省院是平行单位,行政、人事、财务等互相之间都没有关系。

  

   父亲被聘为会计主任(其实,那时国民政府和企业等正规单位的会计除了见习,似乎都挂个主任头衔。打杂的庶务后面也挂一个主任头衔。蓝乃真先生就是该分监的庶务主任),月薪二十四元,主要管理行政经费开支,发工资和报销之类的。据父亲生前回忆,当时典狱长工资可能有120 元,下面的科长们、看守长和教诲师的工资约有50元,再下面就是他和蓝乃真这样的办事人员和普通看守了,薪水大约都是20元左右。

  

   监狱东南部则是一爿工场车间,有一些车钳刨铣设备,生产一些五金类产品,让服刑囚人作业劳役以培训其技能,让他们出狱后能有一份谋生的手艺或技术(看来我们现在的服刑人员劳动改造也并非首创,民国时就有了)。工场财务账目不归父亲做,所以平时的会计工作量不大。

  

   有一次我们问父亲这事,父亲说他一天只要干1-2 个小时就完成做账任务了,工作不累。父亲又喜欢读书,于是工作之余他就经常到离第一分监不远处的武昌图书馆去借书看。也就在武昌图书馆,父亲阅读了很多书籍,除了一些有关经济、历史和人文方面的书籍之外,居然还借阅并读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到武汉工作没多久,也是通过他的发小、基督徒蓝乃真,父亲认识了蓝的一位教友、当时华中大学的一位大学生,名叫成庆生。成庆生父亲是一个神父,他自己也信奉基督,而且很虔诚。成庆生的年纪与父亲及蓝乃真都差不多,是江苏镇江人。润州中学毕业后能到位于武昌的教会办的华中大学来读书,成庆生的家境看来也很不错。泰州与镇江隔江相望,相距不远,成庆生与父亲以及蓝乃真都算是江苏老乡。所以,一经认识,加上年龄相仿,同样身在异地武昌的成庆生与父亲便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父亲曾回忆说,那时他有空常去华中大学找成庆生。他说他之所以交往并熟识成庆生是因为他自己想学英语。他发现成庆生英语很好,发音纯正(武昌华中大学是教会大学,聘有不少外国教师授课),而且待人诚恳厚道,有时间也愿意不厌其烦地教他英语口语。当然,父亲常往华中大学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经常能从成庆生那里借到一些外面看不到的所谓的进步书籍。

  

   在与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位基督信徒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父亲也了解了不少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知识,如,基督教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离婚,不可欺骗、宽恕他人以及爱神也爱人等基本教义。不能说这些教义思想对父亲没有影响,但奇怪的是,父亲尽管很尊重基督教的教义,年轻时也交了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个这么要好的虔诚信奉基督教的朋友,但终究却未能成为一个基督教信徒,而是加入了中共,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或叫唯物主义者。这显然与父亲后来通过成庆生又认识的两个很要好的新朋友有关。

  

   这两个新朋友,一个是何伟(原名霍恒德,文革前曾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另一个是黄心学(又名黄海滨,中共建政初期去世,曾任中南局组织部处长)。他们都是成庆生的同学,而后者当时读书的学校叫华中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北京的燕京大学一样,也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其前身是美国的一个遵循天主教教义的新教组织——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的文华学院,后来又先后并入了英国循道会的博文书院和美国耶鲁大学在长沙办的雅礼大学,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华中大学位于武昌,离湖北第一分监不远。

  

   由于经常去华中大学借书并跟着成庆生学英语,没过多久,父亲又通过成庆生认识了他的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也是成庆生最要好的朋友——何伟和黄心学。这两个人后来与父亲一样都成为了共产党员。何伟还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人是胡绳。后文会有详细介绍)。可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在武昌所交往的这几位年岁相仿、信仰不同、道路各异的年轻人——蓝乃真、成庆生、何伟和黄心学都是父亲青年时代关系最为密切、感情也是最为深厚的好朋友。

  

   他们五个青年人信仰不同:成庆生和蓝乃真虔诚信奉基督教;而何伟、黄心学和我父亲则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神论者。他们的学识也各有千秋:蓝乃真和我父亲都是先读私塾后读中学,新学旧学兼修;而何伟、黄心学和成庆生三人则是当时最时尚的教会大学学生,现代知识丰富,视野也更加开阔。

  

   他们相仿之处也不少。首先是年龄相仿:何伟与成庆生均生于1910年,那年22岁,稍小;黄心学和蓝乃真稍大,都是1908年生人,24岁;我父亲则居中,1909年生人,23岁。其次是性情相投。从所搜集到的资料看,他们似乎都是聪明、善良和严谨并具有独立品格的人。因为从他们后来的经历看,他们都很自尊与克己,知道自我检点与反省。而且,他们身上还带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愫。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各自选择的拯救中国的路径不同,但在为国家的救亡、百姓的福祉以及忠实于内心的信仰等方面各自所做出的努力似乎都体现了非常类似的人生抱负和献身精神。

  

   这5个信仰不同的年轻人都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能在武汉这个地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很难说在他们所信奉的两大意识形态——基督教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相通之处和互相影响。特别是何伟与黄心学,他们都在教会学校读书(何伟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河南省汝南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的),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肯定熟悉且有所研习揣摩,何况他们当年最好的同学就是成庆生,而后者又出生于一个神父家庭,他自己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我在查阅他们的资料时发现,他们5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性,即他们虽说意识形态不同,人生道路殊异,但都崇文而不尚武。信奉基督教的蓝乃真和成庆生自不必说,基督教义就是爱神、爱人和不杀人。而何伟、黄心学和我父亲在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共产革命之后,虽然也都配过枪,但都没有直接打过仗,更没有杀过人。甚至在严酷的一波接一波的中共党内整风运动和路线斗争甚至文革中,他们连私下里揭发或诬陷他人之类的事儿一个也都没有做过。不仅如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不顾自己安危,还想方设法地尽量保护他人,尤其是那些为他们所了解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五个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从事为各自意识形态服务的宣传、教育、劝谕以及文化方面的事业(黄心学除外,他后来改为从事中共党内的组织工作,而中共建政后我父亲也才脱离文化宣教行业转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当然, 他们最后也各自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同时也是坎坷的人生,当然他们的人生不仅属于他们自己及其后人,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由此可见,一个人年轻时的交友是多么地重要。

  

   父亲通过成庆生认识何伟和黄心学并成为好朋友是1932年下半年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自他们相识相交6年后,即1938年秋武汉会战开始直到沦陷,天各一方,他们这五个好朋友也先后分手,各自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

  

   但是,除了何伟,父亲似乎并不完全了解蓝乃真、成庆生以及黄心学这三位朋友分手之后的经历。就是何伟,父亲也是在中国建政后才得以与其重建联系的。而其他三位,即黄心学、成庆生和蓝乃真,可以说,父亲与他们分手后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后来各自的经历情况(武汉沦陷前后,父亲与黄心学曾在河南鸡公山铁路林场以及湖北大洪山国共合作的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共事约半年时间,然后在湖北宜城东第五战区84军军部分手了。后文将具体予以叙述),一直到文革期间自己被审查和被外调。也就是说,父亲也只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外调人员的询问和反询问才得以约略得知他的这几位好朋友后来的经历和境遇的。

  

   因此,父亲生前不仅极少回忆并说起他的这几位老朋友,就是书写并留存下来的有关他们的文字资料也很少,即便有,也是在他人专案外调要求交代时才不得不就所要求的问题说上三言两语或作为证明人说上几句。但从现有的资料看,在武汉那几年的相处中,父亲显然与他的这几位年轻时的好朋友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情。

  

   在写这本有关我的父亲母亲历史的书稿时,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使这些可尊敬的前辈们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真切些,我在网上分别仔细地检索了这几位叔伯辈先生们的情况,也查阅了一些地方志和地方党史资料,以期更多地了解他们。

  

   其中有的人,像何伟,由于成名较早,在执政党内的地位也比较显赫,网络上可查的资讯就比较多;蓝乃真(维Ji百科较多)和黄心学也还有一些,但不多;不知为何有关成庆生的公开信息却比较少,百度等好几个搜索引擎上也仅找到少量的有关他的断断续续的信息。然而最让我诧异的是,他们五个好朋友中,可查到的网络信息最少的居然就是我的父亲。除了某些地方志或党史网上有些记载外,几乎找不到更多信息。我想,这也许跟父亲在那段时间里两次更改名字有关系吧。

  

   1937年秋,父亲在汉口与胡绳创办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公开出版刊物《救中国》周刊时,也许为了办刊方便或处于办刊需要,便将其原名“史金缄”改为“史略”。1939年父亲辗转去延安并在延安抗大学习以及在太行山根据地工作期间又改用过“史轮”这个名字。

  

   由于“史金缄”和“史轮”这两个名字下均没有什么值得载入史籍的东西,而“史略”这个姓名又因其与许多简史类典籍的名称通假,所以搜索时,父亲的姓名——“史略”这两个字几乎完全被淹没在网络上巨量的与目标人物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庞杂信息之中了。不管怎么检索,除了有关地方党史网,我都无法检索出与“史略”这个姓名相关的任何有针对性有价值的资料来。这也让我试图从互联网上搜寻到更多有关父亲信息的努力变得毫无用处。这对于写这篇文章的我而言确实是很感遗憾的事儿。

  

当然,在撰写此书时,即便通过各种方式搜寻到文中所述某些历史人物的很多资料和信息,我也不会在这本书稿中将相关人士的可查询到的资料和信息全部罗列出来。我所能做的是根据文章需要,尽量多地利用这些资料及其透露出来针对性信息及其与本文之间的逻辑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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