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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

——兼谈青藏高原对“一带一路”关键线路的安全保障作用

更新时间:2020-06-20 19:59:55
作者: 张文木  
康熙从整个西域政治稳定的视角来总结这两次军事行动的意义:

   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边疆。朕以准噶尔人等,现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以应援,亦且不能取藏。21

   康熙认为,西藏乱局将会联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区,此边地连为一体,其对全国的稳定将产生绝大的威胁。康熙认识到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清兵入主中原之前就采用“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22的策略,曾与藏、蒙等地方势力联手串通、结盟,以至软硬兼施,最后成了反明势力的盟主。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清前期与西藏同为地方政权,清朝派人去西藏,宣扬它信奉佛教和对西藏佛教的特殊崇敬,显然是为了维护它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联络蒙藏,壮大力量。” 231639年(清崇德四年)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前夕,清太宗皇太极派人专程去西藏,致书西藏受“白教”迫害的“黄教”僧俗领袖土伯汗和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表示愿支持黄教。

   1641年(崇德六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罗桑曲结联合密招厄鲁特部顾实汗率兵入藏,推翻噶玛政权,建立了和硕特蒙古和西藏黄教联合统治的噶丹颇章政权24。

   1642年(清崇德七年),西藏地方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戴青绰尔济为首的友好团也到达盛京,其中就有黄教僧侣集团的领袖人物和硕特部顾实汗(亦译固始汗)25。满清入关前扶持黄教在西藏建立统治政权为清王朝入关后稳定西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以至乾隆皇帝将皇太极指定专用国号“满洲”26的定义也与西藏佛教相联系:

   曼珠帝出震东方。国号满洲清字本作满珠。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盖曼珠音近满珠也。27

   1645年(清顺治二年)即满清入主北京的第二年,西藏实权人物顾实汗便派出他的第六个儿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到北京,表达了和硕特蒙古对顺治帝的归顺意愿,此后,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几乎每年谴使北京,贡使不绝。“蒙藏僧俗贵族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使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统治持续数十年之久。” 28此外,清入关前,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朝维系着极密切关系。后金天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太宗征察哈尔刚回来,就在其父努尔哈赤的灵前祭告说:

   臣自受命以来,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之重,凡八年于兹矣。幸蒙天地鉴臣与管八旗子孙等,一德同心,眷顾默佑,复仗皇考积累之业,威灵所至,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谨述数年来行师奏凯之事,奉慰神灵。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29

   但是,清王朝与边地地方政权的这些关系在入关前后是有本质区别的。入关前,它们更多地是为了乘明朝衰落之际蚕食明朝疆土、扩大各自地盘的政治需要。清入主中原并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后,满清的地方利益便与中国整体利益融为一体,清朝统治者开始从中国全局而不是像以前仅从满清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与边地的矛盾并与昔日的边地盟友拉开距离,以至对于影响国家统一的边地势力不惜兵戈相向。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治藏实践最有成效、治藏经验最成熟的不是汉人政权而是元、清两届崛起于北方边地的蒙、满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西域动荡最激烈的时期,而这全局性大动荡多有西藏反清势力插手。

   清康熙十年(1671年),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在内讧中被杀,消息很快传到西藏,噶尔丹在西藏僧俗上层全力支持下,日夜兼程返回准噶尔,夺取准噶尔最高权力。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决定。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蕃随之作乱,为时八年,祸乱整个江南。

   噶尔丹利用康熙西南平叛、无暇西顾之机,大肆扩张,准噶尔确立了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噶尔丹领兵3万,迫使吐鲁番、哈密臣服,准噶尔势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同年,达赖喇嘛五世应噶尔丹之求,擅授“博硕克图汗”号。30清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年),中国军队为收复领土雅克萨,对入侵的俄军进行了两次围歼战。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沙皇俄国为了从西面牵制康熙,怂恿和支持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珠穆沁地区(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西乌珠穆沁旗),威逼北京。康熙又三次率军亲征,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今内蒙古克什克腾南)中将准噶尔部击溃,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今内蒙古吉尔格朗图)。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昭莫多之战”(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中,噶尔丹的主力军被清军彻底击溃,部众纷纷叛离。次年噶尔丹病逝。

   清雍正五年(1727),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串通准噶尔部31阴谋叛乱。与康熙一样,雍正也是从西域全局的角度考虑发兵平叛问题,十一月十一日,他在鄂尔泰奏折上朱批:

   西藏、谆噶儿32之事,比不得安南33、鄂洛素34海外诸国。四十八旗、西海、喀尔喀等蒙古人心系焉。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35

   雍正将出兵西藏问题放在整个西部即“四十八旗、西海、喀尔喀等蒙古人心”稳定的全局中考虑。清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雍正谕旨内阁:“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 36这意思是说:蒙古人不安静,可以用喇嘛教抚绥,而要利用喇嘛教,就不得不注意西藏问题。注重喇嘛教,首先要笼络教王达赖。史学家冯尔康认为“雍正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兼顾准噶尔问题,是正确的。”37

   “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38在当时,发生在新疆的准噶尔问题既是新疆、蒙古问题,也是西藏问题。为此,自唐始,中央对新疆的控制重点一直放在南疆地区:控制南疆既抓住了新疆稳定的关键,又截断了疆藏分离势力间的互动联通。39同样的道理,抓住西藏,也就抓住了中国整个西域的重心。

   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不仅要知己,更要知彼。我们说西藏问题是中国安全的全局问题,这不仅是中国视角,同样也是西方反华战略的视角。

   二战结束后,美国将西藏地区与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联系起来,开始注意西藏问题。一部分美国驻印大使馆官员就提醒美国政府注意西藏对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战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40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其理由为:

   1.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独立。共产主义在缅甸的影响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将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双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拥有抵御共产党渗透的能力——而驻新德里的使馆认为西藏似乎确有些能力,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继续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符合我们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对稳定。人民天性保守,笃信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信条相冲突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号召力。

   4.中国政府现在无法断言享有对西藏事实上的有效管辖权——并且目前看来,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张这种权威。

   5.西藏日益显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贸及其他联系的兴趣。务必使他们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东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41

   1949年4月12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42 亨德森“实质上提议,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 43。

   7月2日,美驻印大使亨德森再致电提醒艾奇逊,“由于当前中国和南亚的新发展,我们再次冒昧建议重新考虑我们对西藏的政策”,建议“(1)我们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团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2)这样的代表团应由重要而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随员应当外事经验丰富;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可以无限期留在拉萨。” 44亨德森还向国务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议的理由:

   (1)共产主义在中国本部胜利以后,西藏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意义重大;因此,在拉萨派驻我们的观察员似乎是有利的;(2)我们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无视在亚洲将来事务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人民;(3)适当的观察员能够成功在西藏人中创造友好气氛,这种气氛在一定的时候也许非常有用;(4)现在正是我们努力维持与西藏的非正式关系的时候,因为通过已经不起作用的中国国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显然是无意义的尝试,而且我们与其他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有效控制中国本土的政府建立了关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将非常困难。45

   在这里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46。1949年7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

   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 47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的第503号电文肯定了驻印度使馆的建议“做出的贡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 。48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 49,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

   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50 。

鉴于美国、英国等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及西藏的政治形势,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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