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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疫后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战略选择

更新时间:2020-06-20 19:57:20
作者: 田国强 (进入专栏)  

  

   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其后果超过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甚至超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大萧条。疫情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无法计算,已700多万确诊,超过4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占了30%左右。这也让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来持续下滑的情形下雪上加霜,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更严重的是,疫情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断裂带,影响深远,表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加剧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将严重影响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世界格局和秩序,疫后将更为明显,令世人担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将决定世界走向,而中国和美国分别和共同作出的战略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格局和未来。本文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疫情后的世界格局作出分析,将是怎样?尤其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何去何从?第二,面对世界大变局,有哪些误区值得我们检讨和反思?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又该采用怎样的原则和战略来破解?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与治理模式能让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助力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成为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世界强国?第三,战略藐视,战术重视,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来破解难题和困局,让自己变得更好,让未来世界变得更好,有效应对百年罕见之大变局和危机?

   一、世界大变局:一个世界,两种体系,两个市场?

   这次疫情的后果,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世界在许多方面再难回到疫情前,尤其是中美之间对立趋势的加强会牵动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大调整,最大的可能就是大脱钩,除非双方有所妥协。美中较大程度的“脱钩”似乎已成大趋势。

   目前,中美双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主观还是客观,都在通过官方宣示、战狼外交、出台措施和采取行动进行脱钩。如果双方找不到一个妥协的平衡点,有可能会形成以美国为首和中国为首的两极,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进行大调整,其他国家(如东亚国家)将不得不在经济充满活力且市场巨大的中国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体系的美国两者之间作出两难选择,合并同类项,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 两个市场,且短时间内不会结束。双方不是完全敌对,既竞争,又对抗,但也合作,特别是在经济低端产业链方面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方面应该仍然会有一定规模的贸易和合作。

   这种情形发生让人感到特别遗憾,因为此前双方关系正常时都获利巨大。直到几年前,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不太一样,认为它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差不到哪里去的原因有四:1)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以及此前采取存异求同低姿态的韬光养晦的国策,让美国以为中国会逐步趋同,和平演变到以美国为首的政治经济秩序体系中去;2)美国从战略考量上也需要中国,经济方面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希望和中国一起处理重大国际事务;3)中国开始处于很弱势的一方,对美国没什么威胁,美国不担心中国能改变国际秩序;4)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当然也特别需要美国,对外开放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对美开放。这四个因素奠定了中美两国合作的信任基础,且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所以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但同时由于国体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现在平衡、态势和格局已被打破。无论是体量国力的对比、双方的基本心态和内部舆论(民间、学界、智库、媒体),还是对外政策,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中国的崛起(国力巨幅上升,全球经济的融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和随之的强势,对全球话语权的追求,再加上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叠加,让美国感到了巨大威胁,中美关系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从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经济摩擦,现又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关系不断恶化,特别是疫情以来加速进入到全面对抗轨道,且愈演愈烈。

   最近美国针对中国不断出招。4月,美国国防部高层发表了题为《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作准备》(Prepar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superpower marathon with China)的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将会持续几代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

   5月20日,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份关于如何从战略上应对中国的报告,对中国多个方面的做法进行了措辞相当严厉的指责,差不多是两国关系全面倒退的宣言书。

   5月29日,特朗普又专门针对中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威胁取消香港特别关税,退出世卫组织,对敏感领域的中国留学访问停发签证,筹划剔除金融市场中的中概股,不再依赖中国产业供应链等措施,对中国全面开火,来势凶猛。这五条内容差不多意味着美国官方对两国关系实行大脱钩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对外释放的信号是要放弃执行了近50年(也就是尼克松1972访华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视中国像苏联一样的冷战对手,采用一切遏制战略。

   大选压力之下,民主党也在附和共和党政府,对中国加以抨击,但无论2020美国大选后哪个政党执政,在当前美国如火如茶文革式的的群众运动中一切都讲政治正确、上纲上线的情形下,美国和中国的冲突仍将是大概率事件,即使美国换了总统,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由于关系的本质内涵就是信任和利益,但信任是最根本的前提,然后才谈得上利益和其他。良好关系就是要互信互利,然后才可能合作。赢得信任,能让对方没有后顾之忧,也能让对方安心和托付。没有信任,与之打交道就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除非极度需要,否则再大的利益和好处,多半也不想要。

   现在中美双方都没有足够的信任,竞争、冲突和对抗容易升级,双方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导致大脱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这点上,我的认知与黄奇帆乐观的看法不太一样。黄最近一直认为,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优质的产业供应链,美国不可能和中国脱钩。这也许是一厢情愿的过度乐观,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上考虑问题,没有意识到,合作和追求利益的前题是基本的信任,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大小是合作与否的关键考虑因素。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思考大国战略和国家关系时,往往不能只看表象和经济层面的利益,仅从战术层面上思考问题,还要有大局意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需要从全局、长远和大国战略层面,从风险和利益的权衡方面来系统思考中美关系走向及其对应。

   不战屈人之兵和上策伐谋是大国战略的最高境界,最差的是像兵临城下的你死我活,因而不能仅仅从局部、短期、战术等技术层面上去考量大国战略,要尽可能从根源上解决一味敌对而导致无法继续合作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尽可能这样去做,当前和平竞争、真诚合作的可能性变得好像很小。

   现在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差不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再加上疫情的巨大冲击,给世界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战狼文化的抬头又进一步减弱了国家间的互信,恶化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经济关系方面:经济全球化受到严重冲击,全球化的格局很可能发生大变化,中国有可能面对去全球化或甚至去中国化的危机,疫后经济分工、专业分工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发生很大变化,很大可能出现“三化”——经济区域化,高端产业、民生国家安全产业回归化,以及合并同类项化。

   特朗普政府现在要推出同类国家、组织和企业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其主要目的就是说服本国企业撤离中国,转而与这个经济网络成员国合作。目前,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也纷纷呼应美国,开始有这方面的动向。

   5月29日,欧盟外长们召开视讯会议,寻求更加强硬的对华战略,欧盟正在加紧制定政策,限制中企自由进入欧洲。一旦产业链和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脱钩,将会导致大量产业转移出中国,这会给中国带来大量的资本流失和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每年要解决13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一旦转移成趋势,会带来更大的失业就业问题,而失业就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稳定问题。

   目前,遏制行为已经产生影响,转移正在发生,大量订单流往越南、印度、南美等国。据报道,截至目前,接近八成的珠三角中小企业都遭遇了订单问题,大部分工厂没事干。多数转内销的企业认为,拓展内销只能暂时稳住局面,长期发展依然要靠回归主航道。

   政治关系方面:中美之间的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也随着经济关系的恶化而面临日趋激烈化,美国已经完全不避讳地加强与中国台湾的官方交流,包括军事层面的接触,并对涉疆问题、香港问题、宗教问题等向中国全面施压,包括不遵守国际惯例使用带有种族歧视的病毒称呼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给中国贴上专制、独裁的标签。

   以上种种表明,美国已抛弃过去的对话接触政策和外交传统,乃至从官方层面宣扬文明冲突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抬头,民粹主义高涨,加剧了经济与政治及文化的不可调和性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都导致疫后的世界将面临一个动荡的时代。

   国际关系方面: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会演变成两种制度、两种阵营、两个市场、两种体系、两种文化吗?会再出现美苏冷战局面吗?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最终如何取决于中美双方的互动,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合作最大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中的一大权重最终要落实到经贸合作上,在商言商问题上,最担心的不是赚钱多少,而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一大,外资就不愿意进来投资,已经进来的企业和外资也想转出去。只要合作关系出现波动,无论赚多还是赚少,都会带来不安全感,甚至于放弃继续合作。就像一个人过于情绪化导致他人不愿意与其打交道的道理一样,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最好就是不参与,从开始就退出。受美国影响,英国也正计划拉拢G7成员国和其他3个国家(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共同组成民主国家联盟D10,将中国排除在外。

   不过,也不要将敌对关系看作一成不变。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层面,只要不是仇人或宿敌关系,敌对关系也会发生逆转和变化,也就是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不是?比如,中美关系在过去100多年来就是好好坏坏地反复了多次,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过多次调整:20世纪初美国参与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是标准的敌对关系;随后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科学、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基本支持日本,中后期从财力和军力方面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国民党方面打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直接在朝鲜战争中发生冲突,是典型的兵戎相见的敌对关系;随后20年,中美关系极度恶化;20 世纪70 年代,中美关系从破冰到建交,两国从不同中找到了相同,存异求同,从敌对走向合作,经历了一段政治经济的“蜜月”期、合作期;随后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向发展,走向世界,走向繁荣,两国人民都成为中美合作的巨大受益者;遗憾的是,近10年来两国关系又开始变差,且越来越紧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既然对方决策基本无法直接改变,那我们自身有哪些地方或误区值得检讨、反思和改善的呢?

   二、中国战略选择:反思与破解之道

美国5·20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一开头就指出,美国本来指望通过深化接触来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开放,成为全球利益攸关方和更加开放的社会,但40多年后再回头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基础是不成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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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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