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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疫后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战略选择

更新时间:2020-06-20 19:57:20
作者: 田国强 (进入专栏)  
并认为中国“寻求改变国际秩序”。其最终结论是“静悄悄的外交努力证明徒劳无功,美国将公开增加(对中国的)压力。”这样一个战略宣示,将一系列陷阱摆在了中国的面前:冷战陷阱、军事竞争陷阱、自力更生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既然是陷阱,可能跨得过,也可能跨不过。那么,中国如何破解和跨越这些陷阱?

   事实上,早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一开始,我就在一篇访谈《我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大国战略的看法——以更大定力、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来应对》中给出了我的警示和战略应对建议,我说,“中美关系正迈向一个走向影响特别深远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找不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的途径,排除双边的战略误判,就很可能往一个更负面的方向发展,进入更多方面的战略竞争,甚至是全面对抗,弄不好会导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局势紧张,演变成多方面的敌对,从而必将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当时,我提出“最佳的结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促成坐下来有针对性的谈判”,“尽量寻找和形成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忽视或相互指责或敌视,不要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

   2019年6月7日,我在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上作了《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应对》的主旨发言,谈到:“中美关系在信任和利益方面都严重受损,已不仅仅是贸易战,有开始向技术战、制度战、政治意识形态战转移的迹象,很有可能会长期化,不容忽视;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中美双方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尤其是中国经济原本已处于一个下行轨道之上,需未雨绸缪和冷静应对。”

   遗憾的是,我这些担心都在一一变成现实。中美本来有希望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中国深化改革及更大力度的开放,以此形成一个相对缓和的局面,然而新冠疫情的蔓延扩散及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的冲击,以及两国外交的恶语相向,使得两国不断恶化,愈加升级。

   (一)误区与检讨

   出现这样的情形,有哪些误区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呢?下面谈主要几点。

   1.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真的不需要了?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过去10多年来其实也一直都在以自己方式为脱钩作准备和希望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即便如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外交上恐还不能轻言放弃韬光养晦战略方针,更不能意识形态化。所谓“韬光隐晦”,不要狭义地理解成只是权宜之计,一味退让或没有底线,它其实也意味着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存异求同,尽量低姿态,以和为贵,而不是太张扬,太骄傲,太强势。这其实和个人待人处事的逻辑是一样的,即使是强者,也不要太张扬,太强势,而是尽量谦虚和低姿态,如果是弱者就更应该如此。

   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国力的竞争,而不是其他。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和体量巨幅上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增加了25倍以上,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客观来说,中美竞争中,中国是比较弱的一方。弱就需要低姿态,尽可能韬光养晦。

   然而,学界和媒体过度地渲染了自身的竞争力、成就和国力及其体制优势,产生了误判,造成错觉,就自以为我的国不得了,已经全方位超过了美国了,盲目自大,对外交往越来越强势,加上政府主导经济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而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力度没有跟上,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让其他国家感觉无法与之竞争,再加上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度民粹主义等多重因素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判和恐惧,从而让许多原本主张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们也改变了看法,包括许多学界、商界的“中国通”活跃在里面,这更让美国感到担心,甚至恐惧,从而不断加大力度遏制中国。

   2.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竞争一定会是敌对关系?

   答案是不一定。竞争关系不一定等同敌对关系!现在不少人将中国崛起的竞争关系与敌对关系混为一谈,认为对抗是正常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一味地视对方为敌方。其实不然,大国崛起也可以是和平的良性竞争关系。所谓“陷阱”,如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有可能掉进去,也有可能不掉进去,跨越或陷入这个陷阱都有其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绝大部分是失败的,成功的是少数。

   比如,近代的英国与美国、美国与日本及美国与苏联,产生了两种特别形式的竞争,一种只是局限在经济方面的良性竞争,英国与美国、美国与日本主要就是经济方面的竞争,不涉及制度和意识形态,其结果是美国挑战英国成功,而日本挑战美国失败。另外一种就是多方位、全球性的冷战敌对竞争,除了经济方面的竞争,还有制度的竞争、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美国与苏联的竞争就是如此。

   所以,加上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矛盾与冲突,就很容易上升到国家安全、社会愿景高度去考虑问题,演变成为长期敌对式的冷战竞争。一旦如此,双方往往就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甚至是杀敌八千,自损一万的两败俱伤。要尽可能避免这样的结果出现。现在中美两国的竞争正处在两者之间,倾向何方都有可能,但滑向敌对式的冷战竞争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历史的视野看,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宗教之争是最容易将竞争关系变成敌对关系的三大根本原因,更容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以为马上需要对决。美国现在已将中国视作为战略竞争或敌对的对手,一旦双方的敌对意识浓重起来,就容易走向偏狭、走向极端,行为上容易走向凡是敌方拥护的,我方就要反对这一面。当前,美国是主动进攻方,是强的一方,而中国是被动方,处于较弱地位。那么,中国就应该立马采用针锋相对战略吗?不见得。

   我仍然认为,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竞争还没有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还有回旋的余地,至少要尽最大努力去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这当然考验着国人的智慧。一旦真的滑向冷战式的竞争,就会合并同类项,其他国家会被迫作出站队选择,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 两个市场,这对双方,对世界和平和稳定都是巨大损失,并且会持续对峙数十年,这将严重影响中国振兴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处于弱势,就应该尽可能采用合作的守势战略,这点和在商言商时的利益分配所采用的战略差不多。利益分配的权重大小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如果处于弱势,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产业链处于低端时,多半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优势和力量,合作、贸易时就只能拿到较小的份额。那时出口一双鞋,大致只能拿到两元人民币的利益,主要靠的是拼人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及产业链的改善,所获取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同时,更要明白的是,做生意和合作时要和为贵,和气生财,谁也不愿意得罪和你做生意,客观上给你带来利益的人,否则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顾客是上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一边和对方做生意,同时表现得很不友好,甚至敌视对方,对方会愿意继续和你做生意,长久合作下去吗?愿意和你合作,和你做生意,在一定意义上就表示对你基本的信任和友好,但也不要以为友好就指望他人提供无偿的支援。即使援助,最多也只能是雪中送炭,不可能锦上添花。在商、在政、做朋友的关系是如此,国家间的往来也是如此,美国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不要期望太高,考虑国际关系和制定大国战略时要充分认识到此点,不能有误区。

   总之,在没有足够实力成为老大前,即使从权衡的角度来看,也只能委曲求全,需要的是低姿态,尽可能韬光养晦,而不是骄傲自满,过度宣扬和张扬自身实力。一旦放弃存异求同的韬光隐晦,双方信任关系当然就不存在了。如果过早宣称自身实力,过早暴露了战略目标,会让自己很被动。

   现在美国想放弃合作,采用全面对抗和封杀战略,其中一个具体措施就是对华为进行重点打击。中国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科技以及平台布局的500强企业基本只有华为。如果华为这次挺不住,整个建立起来的高科技人才市场化产业链条将面临大幅度倒退。只有国际化的高科技公司和平台,才可以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才可能带动国内整个产业链和人均收入的快速提升。这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盯住华为极力打压的根本原因。

   3.我们能一味地靠自力更生?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产业链供应链已全球化,加上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问题,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融入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不是什么都要自力更生。

   大国之间的具体竞争大多是集中在科学技术方面,现在美国大力加强对中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封锁。客观而言,美国在科技、教育以及军事等各方面还保持着绝对优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中国的学习追赶对象。一旦这种封锁出现,有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可供学习、模仿的对象。于是,中国就面临着自力更生的陷阱,比如对半导体领域,美国基本准备全面封死,这让中国面临两难选择,一旦考虑不周就正好中对方的下怀:

   (1)自力更生:如果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能将高科技领域中的芯片短板,包括光刻机短板,以及软件系统短板等问题很快自行解决,凭中国国内巨大市场和海外低中收入国家的市场,中国可以在高端市场突围出美国包围圈,进入高端产业链和供给链,并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再凭着价格优势,甚至可以占领高收入国家的部分市场份额,这当然是最好结果。

   (2)受制于人:如果中国一时不能,同时又不妥协,那么最后结果可能就是将中国卡死在中低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那么中国提升的态势将停歇不前,从而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民生和其他方方面面。大飞机的制造也是中国高端产业的一大瓶颈。创新有个过程,需要时间,之所以采取“隐忍战略”,就是通过时间换空间。

   4.政府强力干预和主导经济的模式总是最优的治理制度?

   这次疫情在武汉地区爆发后,中国政府显示出空前强大的政府执行力,很快控制了疫情和实现复工,让国人特别振奋,对比仍陷入在疫情冲击中的各国,确实值得高度肯定。但不少国人由此认为,政府强力干预和权威政府是最优的治理制度,一味鼓吹中国模式、中国体制优越论,抑西扬中,甚至呼吁将疫情中的许多做法常态化、固化和制度化,而不知道处理具有巨大外部性的公共安全危机情形(常规的市场和社会治理机制都会失灵)和一般常态情形下的举措和制度以及治理等,往往大不一样。

   中国内部也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这一结构转变不应靠政府主导、国企主要,不仅实现不了,而且会引起外部的强烈反弹。通过政府主导和补贴,以一国之力扩大经济规模和做大国有企业,国际市场上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多半难以竞争,通过准入壁垒和贸易壁垒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阻拦在外,通过高关税来降低外贸进口,这样不具包容性的经济模式已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强烈反弹,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发展到采用各种方式来遏制中国。

   (二)破解:弥补发展与治理短板以此壮大自己是关键

   我们不得不深思,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现中美全面对抗的局面,如何破解?在世界大变局下,应对之道的基准应是我近年建议的“四最”: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以开放倒逼改革深化、倒逼国家治理现代化。

为此,我们需要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我认为,也是近些年我反复思考研究得出的结论——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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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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