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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

更新时间:2006-12-13 01:40:09
作者: 章清  

  

  「内容提要」集团力量的兴起所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形成对应关系的产物。走出科考时代的读书人主要是经由“地缘”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随之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构成聚集的基础;进一步地,阶级意识的提升又影响到集团力量的形成。此可看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其表征明显是“省界”、“业界”及“阶级”等亚文化圈,社会动员也主要在这些环节展开。然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集团力量,距离政治共同体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构成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基础的省界、业界以及阶级意识的凸显,实际成为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

  「关键词」集团力量/亚文化圈/政治共同体/省界/业界

  

  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君子不党”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标识。然中国士人却又向有结社之习性,明清时期尤盛(注: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士大夫的身份意义,即是依靠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中间团体”(intermediate),构成民间社会的基础:“土”之成为“四民之首”,占据中心社会位置,也意味着“士”形成了具有某种组织意义上的“共同体”(注: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6期(1991年8月);参见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晚清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废止,中国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也遭瓦解,相应地需要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求新的力量呈现方式。这不难理解,如政治学者所强调的,政治生活首先应当被看作集团生活,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卷入到政治体系中。在受到变化影响的每一个社会中,新兴的社会集团起而参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即是民族、宗教、地域、经济或社会身份的社会集团猛增并多样化的过程(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页;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页。)。

  有关近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不少论著已有所阐述,涉及“学术共同体”及新的社会集团形成等问题(注: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5、1998年出版);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概念的流行,尽管可能落入“自由主义萌芽论”之窠臼(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却也催生出相关的问题意识,即探讨近代中国各阶层与群体,如何经由地缘的、家族的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的关系联结为网络,介入到公众事务中(注:参见孔飞力《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近代中国研究通讯》(台北)第13期,1992年3月)。有关这一理论的述评,参见魏斐德《清末与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收入汪熙、魏斐德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笔者已就科考废除后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所形成的“权势网络”略作疏理(注: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本文则试图立足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就此作进一步申论,主要检讨近代中国读书人如何经由“地缘”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随之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如何构成聚集的基础;进一步地,阶级意识的提升又如何影响到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在我看来,集团力量兴起所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一种纽带。检讨读书人聚集方式的转变,以及“省界”、“业界”、“阶级”等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或有助于揭示读书人在形成集团力量时值得注意的一些特性,尤其有裨于把握近代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

  

  一、国家·社会·个人

  

  孟子尝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注:《孟子·尽心下》。焦循《孟子正义》注曰:“诸侯正其封疆,不侵邻国,邻国不犯,宝土地也。使民以时,民不离散,宝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宝政事也。”(中华书局,1987年,第1001页)今人解其意,则谓:“这至少在形式上已接近西方政治学上以土地、人民、主权来界定‘国家’的说法。”(参见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年,第18页))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资源中,也包含着对政治秩序的安排。只不过古代中国主要“将中国看成一文化体系,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注: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收入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第452页。),这在顾炎武《日知录》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辩中,已有清楚阐述。而在有了西方学理之后,如何安排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才逐渐清晰起来,时间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围绕梁启超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即充分肯定了梁氏对此探索所具有的意义。列文孙(J.Levenson)指出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而据张灏的分析,1890年后的10年间梁的思想发展,可看作儒家经世致用这一古老传统和寻求现代思想新方向之间的重要纽带,涉及两个过程,一是摈弃天下大同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二是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注:参见列文孙《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关于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的萌生,以及纠缠其间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焦点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注:列文孙:《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汤森(J.Townsend)也将支配这一见解的模式称为“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理论”(注: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In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M.E.Sharpe,Armonk,1996,pp.1-30.)。就本文所涉及的问题看,对此略作疏理也是必要的。最基本的乃在于,摈弃“天下”观念的潜在意义,是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以国家对国家”;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也便确立了新的政治边界,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涉及政治生活的问题,才会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问题,在19世纪末期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热点。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发挥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将社会变迁理解为“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尤其强调“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注:严复:《原强》,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15页。)。康有为也讲道:“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133页。)他本人也突破“社会之禁”,以“学会”号召于京师。粱启超则看到了西方国家“合群”的基本方式在“议院”、“公司”及“学会”(“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他为中国政治变革所寻找的出路,即是学会,“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注:梁启超:《论学会》,《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这或可看作中国思想界一些“先时的人物”摈弃天下大同理想而承认国家为最高政治实体后,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沟通纽带所做的努力。聚焦于“合群”这个涉及社会动员的中间环节,也属自然,这也正是集团力量的兴起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具有的突出意义(注:如政治学者所强调的,政治过程主要是一种集团活动过程,“政治过程在其起源时以及甚至在今天都主要被看作政府组织机构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64-165页))。

  需要强调的是,如何在国家的框架下来安排个人及其他,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黄遵宪《驳革命书》是中国思想界较早涉及“合群之法”的文字,提出了“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实力,有善法”。而从一开始,中国本土资源的匮乏就显露无遗,“前王先圣所以谆谆教人者,于一人一身自修之道尽也,于群学尚阙然其未备也”。在黄看来,中国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规模”,然“仁至而义未尽,恩谊明而法制少”。乍看“一唱而十和”的会党,也是“贻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数世而犹未已”。其他如同乡、同僚、同年,以及相联之姻戚、通谱之弟兄,则不过“势利之场,酬酢之会”。因此,黄提出讲求“合群之道”,“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民权之说。”(注:黄遵宪:《驳革命书》,《新民丛报》第24期(1903年1月13日)。)

  如论者所说的,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是推动近二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最强大的力量。离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很难想像欧洲的历史。而且,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已经对全球范围近代国家形成的前景作了界定(注: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进入20世纪以后,我们也可明显感受到中国知识界如何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下,立足于个人—社会—国家来思考其中包含的复杂问题。孙宝瑄1901年的日记中已有此自觉,“今日东西文明国政治法度之日进化,无他术也,能分其权于人而已。”(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9页。)1903年《大陆》杂志(第3、4、8期)刊登的《中国之改造》则明确界定“国家也者,个人之集合体也,社会亦个人之集合体也”,“邦土、住民及主权之三要素具备,而始成国家。”而胡汉民也撰文指出:“二千年来,政界沈沈,更无进化,内力孱弱,至为他族陵逼者,可综括为二大原因:一曰不知个人之有自由独立,二曰不知机关之性质。”因此,“欲明国家之性质,其最重者为分子团体之关系,而吾国政界之蒙昧,亦于此点为最甚。”(注: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期(1905年11月)。)像这样界定国家尚不够明晰,但其中透露出的若干信息却值得重视,显示出中国知识界通过“收拾西方学理”,也颇为关心在“国家与个人”及“国家与社会”间希望寻求一种新的安排。

  要理解其中的关键,当紧扣“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之意义,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指出的,中国人对王权普遍性的绝对信服,或不能完全归于其周边从未出现对中国产生过真正挑战的具有同样文化优越性的“普遍国家”,但这一事实却增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注:Benjamin I.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Fairbank (ed.),The Chinese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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