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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

更新时间:2020-06-17 23:29:18
作者: 袁鹏 (进入专栏)  
则使亚太同时成为全球潜在军事冲突的高危区。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和基本国策。受此驱动,俄罗斯“南下”,印度“东倾”,澳大利亚“北上”,日本“西进”,连欧洲也远道而来,宽阔的太平洋不仅骤然变得拥挤,而且从此更不太平,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分量远非其他地区可比。

   新冠疫情首先大规模在中国和东亚暴发,使亚太地区再度成为全球焦点。而中日韩率先控制疫情,中国、韩国等国防疫卓有成效,树起全球标杆,则凸现出东亚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精神、社会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使亚太之崛起超越一般的经济意义而具有亚洲文明复兴的色彩。在这一背景下,中日韩东亚合作的动力再度趋强,“东盟+3”机制重被激活,亚太地区的综合性、复合型优势更加凸显。

   反观其他区域板块,莫不黯然失色。曾经自诩进入“后现代”的欧洲,近年来连番遭遇金融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危机冲击,此次又在疫情危机中暴露短板缺陷,连欧盟的存废都开始被认真讨论,“西方的缺失”成为历史之问。中东板块因美国撤军留下的战略真空以及俄欧控局有心无力,导致域内各大力量按捺不住,蠢蠢欲动,伊朗、沙特、以色列、土耳其都有大国雄心同时又都难脱颖而出。而国际油价低迷、惨跌甚至一度惊现“负油价现象”,则使中东地区加速进入“黑暗时代”。远离全球地缘中心的拉美和非洲板块,疫情之后综合影响力也一时难以提升。

   可以预见,疫后的经济复苏将更加依赖亚太地区的经济状况及供应链、产业链,国际安全也会因美国“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而进一步聚焦到这个区域,南海、台海局势的暴风骤雨已显征兆。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经营亚太也即中国的周边,如何将“一带一路”首先在亚太地区走深走实,如何应对潜在军事安全冲突的风险,均是中国对外战略在疫后必须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五、全球化遭遇逆流漩涡,全球治理面临空前危机

   从分散走向整体,既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序幕,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资产阶级革命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摧枯拉朽、打破国界,使全球连成利益攸关的经济体,社会主义革命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使思想的力量无远弗届。冷战结束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则真正使全球互联互通,人员大流动,经贸大联通,“地球村”概念应运而生。概而言之,全球化的趋势如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已然汹涌澎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也阻挡不了。

   但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相伴而生,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如,全球化大潮究竟流向何方,终点何在?各国是只追求全球化的进程还是要关心结果?全球经济一体是否意味着政治也要殊途同归(如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随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痼疾暴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呈现出的效率、活力和生命力,自由市场经济不必然走向西式自由民主,越来越成为西方有识之士的时代之惑,这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同西方战略界所期盼的政治全球化不会同步。另外,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如果不同一国国内政策相协调,必然导致国内发展不平衡和全球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不加以重视或者没有结构性改革去修补,对内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对外则助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冒险主义。“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正是美国过去近20年未能展开因应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国家战略转型的结果。而特朗普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顺应全球化的方向进行内外战略调整,而是以逆全球化的思维做反全球化的动作,诸如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脱钩论”、“产业回流论”等等。其结果,不仅未能根本改变美国国内深层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新的国际紧张。

   从全球层面看,经济、信息、资源的全球化发展理应同步催生相应的全球治理,但事实上全球治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资金、人力、机制远不敷所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明显不相称甚至脱节。在应对金融或经济危机时,IMF、世行作用有限,各国央行成为主导性力量或先遣部队,其结果,各国以争相采取金融刺激或减税等财政措施发挥作用,无异扬汤止沸、饮鸩止渴,终会酿成恶果。

   新冠疫情突发和泛滥成灾,好比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在以特别的方式警醒世人,本应倒逼各国重新思考和理顺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重新认识全球治理的极端重要性,但迄今为止的结果却差强人意甚至正好相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政要,不是积极推进“全球化2.0”和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而是怪罪全球化走得太远太深;不是以疫情的全球泛滥为镜鉴进而强化领导责任加大全球治理,反而将其视作是全球化之错进而加速反全球化的政策推进;不是寻求大国合作或国际合作解决医用物资短缺等问题,而是狭隘地认定相关产业“在地化”“区域化”才是正途,大力推动产业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强国际组织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从世界卫生组织撤资,诋毁世界贸易组织的功效和贡献,令全球治理陷入空前困境。

   目前,对全球化的前景作断言式判断还为时过早。毕竟,历经数百年的全球化是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各国有识之士对此心有戚戚,少数政客们的逆势而动好比蚍蜉撼树;各国面对疫后世界的反思还没有深刻展开,所谓“脱钩”“回流”最终知易行难,将遭到历史的惩罚。在大灾大难过后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行大盘点、大反思、大检讨,从而做好准备再出发,才是人间正道。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是尊重历史、顺应时代的正确选择,应该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曾经西方心仪而目前或弃之不顾或有心无力的命题,中国则可以“旧瓶装新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充实完善,以此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六、制度、模式、科技之争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核心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及崛起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成熟和自信;相应的,是西方的式微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丛生及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破损。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之争嬗变为当前中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较量。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止为因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更意在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冲击。蓬佩奥、纳瓦罗、班农、金里奇等美国反华人士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也正是中国制度对美国制度的深刻挑战。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一开始即剑指“中国制造2025”、国企补贴、结构改革等,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贸易本身,而在体制或政治。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原本应该成为两国暂时休战、理性看待各自国情政体的战略缓冲或时间窗口,不料新冠疫情瞬间打乱这一节奏。

   面对疫情,中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央地一体、相互帮扶、公共医疗、社区管理、以人为本,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同美欧暴露出的党派对立、自由泛化、政治极化等制度短板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不愿承认制度衰败或政策失误,必然加大对中国污名抹黑以掩饰自身不足,比如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借抗疫外交“实现地缘战略野心”,宣扬“意识形态胜利”,等等,正如有西方媒体所言,新冠疫情正演变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一场战略较量”。如是,则是国际政治的大不幸。事实上,各种制度各有优劣,中国既坚决反对将西方制度强加于己,也不会盲目推销自身制度模式,追求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主张各国文明互鉴,世界丰富多彩。

   疫情再次显示科技的力量。中国之所以较快稳定局势,控制局面,得益于近年来相关科技创新和发展,包括大数据、健康码、快递、疫情查询系统、追踪数据链、电子支付系统、网格化管理等等,这些相对西方有比较优势,势必刺激西方加大调整。但受制于民意和选举政治,以及所谓自由、人权的绝对化,其调整将相当困难。反过来,正如已然全面展开的那样,美国会一面加速科技脱钩以阻止中国科技发展,一面加大对中国所谓“科技伦理”“数字监控”等方面的指责。高新科技的争夺和竞争恰如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

  

   七、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年甚至新中国成立70年乃至鸦片战争以降160年,摆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恒久的话题,就是如何处理同世界的关系。百余年来,中国既被欺凌遭受屈辱,又奋起抗争赢得尊重,中外关系的个中滋味,唯有中国人自己才能体会。改革开放的40年,也恰是中国与世界关系重塑的40年,其主题是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崛起被理解为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郑必坚语)。

   随着中国持续超高速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政治自信和战略主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巨变。简言之,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正处于从“大国”向“强国”的转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然彼此交融,深刻联动,从过去中国单向的“融入”,变成现在双向的塑造,中国不仅是融入世界,还要“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引领”,还要接纳和拥抱世界反向对中国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合作共赢为思想基础,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阶段性目标,以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追求,五位一体,环环相扣,形成一整套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创新性的国际战略新框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就在中国加大对世界的参与、引领同时,美国则选择“战略收缩”“美国优先”,中美两国同世界关系的逆向发展态势,颇具历史讽刺意味。其结果,美国不是从历史的进步视角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局,而是以战略警惕的心态揣度中国的意图,进而采取高压的动作进行封堵遏制。班农等人甚至将“一带一路”臆想为中国在糅合西方三大地缘战略理论,实现全球“地缘战略野心”。无独有偶,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对世界投桃报李式的援助,也被污称为借疫情“实现地缘战略目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由此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需要一次再出发。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只是让大变局来得更快更猛;没有改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面貌,只是将其搅动得更复杂更多面;也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毕竟,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最艰难时刻,并且开始有计划复工复产;以“两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既定的战略布署仍在有序推进——但是,中国把握机遇的难度会变得更大,而风险挑战也会明显增多。关键在于,在各国深陷疫灾,全球共同抗疫的特殊时期,中国在力所能及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既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前提,也是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再出发要行稳致远,首先必须回望来路,从而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对此只能勇往直前不可半途而废。其次必须整理心情,轻装上阵。在“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收官之际,应该稍事休整和停顿,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找寻规律,从而为接续冲刺“第二个一百年”创造条件;再次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网络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左右冲撞的乱象及时梳理、整顿、引领,没有思想上的统一认识,“第二个一百年”再出发必然异常艰难。最后必须摆正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生物安全问题,以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列举的种种国家安全问题,表明发展需要以安全为保障,否则对外有可能面临半渡而击的风险,对内则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成就一夜归零。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改革开放40年后的发展则需要加一个前缀,“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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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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