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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明清时代的帝制与封建

更新时间:2020-06-16 11:12:17
作者: 赵轶峰  

   “封建”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是讨论国家权力基本配置的轴心性概念,其内涵高度一致,且与欧洲中古封建主义接近,皆以层级分权与世袭贵族全面特权以及与之相应的土地分割领有和强硬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本特征,但中国封建制占主导地位,时在先秦。秦以后皇权与郡县、官僚鼎足支撑的帝制体系成为主导,封建蜕变为补充性制度并伴随帝制始终。明代封建,表现于皇室藩封、沐氏世守云南、土司与羁縻、武臣世袭与品官荫蔽制、周边附属国朝贡等方面。清代封建表现在清初八旗旗主与王贝勒议政及设置“三藩”、王贝勒世袭、八旗等级附庸以及继续明代的周边附属国朝贡、土司与羁縻、武臣世袭与品官荫蔽制等方面。两代封建表现有同有异,并非简单因袭。明清时人留下大量有关封建言论,概念内涵一致,都是与郡县对应的一种制度选择。朱元璋以复封建为家天下之谋,清帝规避封建名目却做诸多封建性制度安排,多数思想者从民本出发,认为封建与郡县各有局限,主张因应帝制一统现实,以郡县为主而参用封建。现代史学对明清封建进行探讨,应取历史文献基本含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封建”话语进行了反思性的评论,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是其中最具有系统性的著作。在此时期,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弗朗索瓦·冈绍夫的《何为封建主义》等关于欧洲封建制的研究著作中译本问世,也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结合视角下对封建制和封建社会的重新探讨。相关的研究,虽然还难说已达成全面共识,但肯定使得以往习以为常的“封建”话语转变为学术界谨慎对待的问题。从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演变的总体历程和社会形态特征重新进行研究的尝试也已展开。笔者自本世纪初开始提出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即与前述有关中国封建制、封建社会的研究密切相关。该说主张从秦到清的国家、社会根本体制应归结为帝制,这种帝制体制经长期演变在明清时期呈现为一种可被概括为帝制农商社会的状态,主要论点已在多次会议上申说,并有专题文集出版,但尚有一些相关侧面未曾展开论证(1)参见赵轶峰:《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径》,《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帝制与封建的关系以及明清时代“封建”之表现如何,就是未加深论的问题之一。本文从封建与帝制的定义与一般关系、明清两代帝制体系中的封建表现、明清时人的封建观念诸方面进行初步考察。

  

   一、封建与帝制的定义与关联

   冯天瑜《“封建”考论》一书的突出贡献是基本厘清了“封建”概念在中西文本中的源流与含义。虽然有人更早已经开始讨论封建社会的概念问题,但《“封建”考论》以最系统化的方式揭示出,大抵20世纪中国史学界所用的“封建”概念脱离了中国历史实践和历史文献原初含义,是一种泛化的用语。冯著指出:封建一词,“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未生异义。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降,日中两国先后以‘封建’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2)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题记”,第1页;并请参看赵轶峰:《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看法》,《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冯先生提到,“封建”之泛化,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界的现象,在欧洲情形也相类似,feudalism曾被视为欧洲中世纪普遍的社会制度。布罗代尔指出:“我特别要强调,对于封建主义这个经常使用的词,我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一样感到本能的厌恶。他们和我都认为,由通俗拉丁文‘feodum’(采邑)演化而来的这个新词仅适用于采邑制及其附属物,而与其他东西无关。把十一到十五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封建主义’之下,正如把十六到二十世纪之间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资本主义’之下一样不合逻辑。”(3)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06页。显然,在布罗代尔等人看来,欧洲中世纪是比“封建社会”更复杂的、存在多种地域差异和不同演变过程的历史时期。弗朗索瓦·冈绍夫在讨论封建主义的时候,也充分注意到这种复杂性,他把自己研究的范围限定在法兰西、勃艮第-阿尔勒王国及德意志,认为这些地方的根本特点相同,而欧洲的其他地方,封建主义并不典型。他对英格兰和意大利中世纪社会并不讨论,表达出一种谨慎的、对缺乏实证研究的对象不加定性的态度。这些学者的研究提示我们,无论考察中国的还是欧洲的封建制度,都需要避免将之预设为一种无差别的对象,封建作为一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乃至文化,是通过复杂多样的方式呈现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情境中。

   中国历史文献中,“封建”是一个讨论国家权力基本配置关系的轴心性概念。从先秦以抵清末,使用这一词汇所做的叙事、论证文字汗牛充栋,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会对封建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其间,对封建制度利弊的看法差异巨大,但对何为封建的理解,却高度一致。诚如冯天瑜所指出的那样,“汉语旧名‘封建’,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所谓‘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还指涉与分封制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等。此为古时不刊之论”(4)冯天瑜:《“封建”考论》,第9页。。加以比较可见,中国古代文献所描述的封建与冈绍夫所研究的欧洲一些地区的封建主义相似,都以层级分权与世袭贵族全面特权,以及与此相应的土地分割领有和强硬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本特征。依据现今可见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以层级分权与贵族全面特权为基本国家体制并伴随土地分割领有和强硬人身依附关系的典型时代在西周。春秋战国作为一个大变革时代,基本的体制变动就是封建制的松动。这场历时长久的变动以秦国的统一结束,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秦制随之覆盖全国,形成专制皇权与郡县制、官僚制鼎足支撑的帝制体系。此后,封建作为一种历史传统不再构成普遍主导的基本制度,但没有消失,而是蜕变成为帝制体系的一种补充性结构。

   封建伴随帝制始终的主要根源,在于无论封建还是帝制,都是世袭君主制。世袭君主制依托宗法系统沿着血缘亲疏网络辐射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在封建时代,多层级的君主构成大量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贵族;帝制时代,集权于中央的皇帝成为唯一的君主,利用非世袭或非完全世袭的官僚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规模缩小了贵族的数量,同时保持了收缩到权力顶端的皇室贵族系统。此一系统为皇权世袭提供宗法血缘保障,落实“家天下”的延续,因而在整个帝制时代绝不可能也从来未曾根除。从这一角度看,帝制与封建在文化精神层面本是同根生,但在权力配置方式上则分为两途。帝制通过皇权—郡县—官僚三足鼎立的总体权力结构把封建关系包容于其中,帝制涵盖一切,封建成为帝制体制内部的一个附属于皇权的支线结构。帝制时代中国历史文献中汗牛充栋的讨论封建制的言论,既然从未从根本上质疑君主制,也就从来没有根本灭绝贵族制的主张,于是封建就成了被默认的一种成分。那些讨论的核心,其实主要在于“封建”比照“郡县”,是否构成更合理有效的基本权力架构和国家管理体制,以及作为制度支线的封建应居怎样的位势,皇帝宗亲如何安置、管理、利用之类的问题。封建在中国帝制时代从来没有消失,不断作为一种选择被讨论,而且经历多次升浮。升浮的高点,大多出现战乱。汉初分封到吴楚七国之乱为其一;晋“八王之乱”为其二;明初诸王典兵到“靖难之役”为其三。未达到同样程度的封建升浮,也曾引发局部失序。即便如此,帝制时代还是不断出现主张局部恢复封建的意见,原因是,封建和郡县两种权力配置方式都各有弊端。

   中国与欧洲的封建制度,乃至欧洲内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封建制度相互间都有差异,但当我们用“封建”这个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时,毕竟要捕捉住其共性,从而使之具有基本的指向。冈绍夫认为:“‘封建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它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不难勾画。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因素发展到极端,专职军人阶层居于社会等级体系的较高级别;地产所有权的极度分割;土地权利的等级体系,它由地产所有权的分割所产生,大致对应于上文提及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等级体系;公共权力分散于自治等级体系——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使通常属于国家的权力,这些权力实际上常常源于国家政权的分崩离析。”(5)弗朗索瓦·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张绪山、卢兆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页。取冈绍夫对封建主义一般特征的概括与中国历史文献中对于“封建”的表述对照,不难发现二者间具有一致性。依据中国历史文献,由政治分封造成基于土地、人民管属权力的层级性分剖是封建的基本要素。

   在先秦封建体制主导的时代,这种分剖一般会造成冈绍夫前述归纳所表述的所有四种情况,在帝制时代则情况变得复杂。分看此四点:(1)高度发展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充分,但冈绍夫特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专职军人阶层会居于社会等级体系的较高级别,此点在中国历史上表现程度和形式不稳定,宗法贵族地位比较突出,同时军功贵族始终是分封的主要对象,而且在明清两代皆有特殊表现。(2)地产所有权的极度分割——所谓分茅裂土,在中国封建体制主导时代表现充分,在帝制时代则有分封而不裂土,“封而不建”等弱化与变通表现。(3)由第二项所导致的与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应的土地权利等级体系——此点在中国封建制主导时代表现充分,在帝制时代表现变得复杂且各时期不同。(4)“公共权力分散于自治等级体系”——由分封导致或认可的分散的地方性权力分割中央权威,这在中国历史上于先秦表现充分,帝制时代退化为边缘区选择实行的制度。下文结合这些特点,对明清时代的封建稍做具体考察。

  

   二、明代的封建

   (一)皇室藩封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编定《祖训录》,确定分封诸王之制(6)《明史》卷2《太祖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页。。次年四月,朱元璋以封建诸王祭告祖庙。其后,晓谕群臣曰:“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7)《明太祖宝训》卷1《封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69-70页。按分封诸王诏书由王祎起草,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4,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页。这种分封名义上是取法“先王”,但有区别,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其一,周代封建中的很大比例其实是承认既有地方势力保持原来地位而加封爵;明初则是皇帝让自己的儿子切割打下来的江山而分享之。其二,周代分封附带充分地方自治权;明代则是“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8)《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08《封建考·同姓封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2页。。这种情况下,明初所封诸王获得世袭贵族权力,但因并非裂土,受封者无全面自治管辖权,全国行政,仍在郡县体制架构中运行——郡县名目此时已演变为布政使司、府、州县,但本质相同。所以这种封建,是在皇权—郡县基本体制中,为皇室贵族分割出一块特区,既以天下养皇室,又用皇族拱卫帝位,使之确然控制在皇帝家族手中。因而,这时的封建,本是被作为皇权和帝制体系的支柱而激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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