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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

更新时间:2020-06-16 10:36:03
作者: 韦伯  
只要政治团体具备有货币财政,例如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或罗马,即有放债者:他贷款给战事、海上劫掠以及各式各样的契约与营造;他曾在海外政策中扮演殖民地企业家而大出风头;拥有大农场,役使奴隶或(直接或间接)利用强制性劳力来工作;他承包领地、官职以及(更重要的)税收;他资助政党领袖竞选,也资助内战的佣兵队长(condottieri);最后,在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中,他都是“投机者”。这种企业人物,也就是冒险资本家,曾出现在世界各处。除了贸易、借贷及银行业务等少数例外,这些人追求的主要机会要不就是纯粹不合理性的投机,否则即为凭借暴力攫取的利得,特别是战利品的利得,不管是出之以真正战争的方式,还是在财政上长期剥削其臣民。

   即使在今天西方,公司创办人、大投机者、殖民者及现代金融家的资本主义就连在平时,也还有上述的烙印,与战争有关的资本主义活动更为显著。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部分(也只有这些部分),就像过去一样,仍有类似的特性。然而,除此之外,近代西方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未曾有过的;此即(形式上)自由劳动力的合理资本主义式组织,在其他地区则只有初步萌芽而已。就算是不自由的劳动力,其组织也只有在大农场才达到某种程度的合理化;古代世界作坊的合理化更是极其有限;至于近古时期雇用隶属民或农奴的劳役农场、工场或庄园中的家庭工业,其合理化的程度甚至更低。在西方之外,真正雇用自由劳动力的“家庭工业”寥寥可数,这是已告确认之事;论日计酬之劳工的雇用,固为普遍现象,然除极少数例外(且其组织亦与近代持续性经营的组织大异其趣,例如国家独占的企业),并未导向工场工业,也未导出见之于西洋中古的合理的学徒组织。

   然而,追求市场——而非政治权力或不合理的投机——所提供的机会而又合理的有组织的经营,并非西方资本主义惟一的特征。如果没有下列两项重要的发展因素,近代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经营组织恐怕是不会出现的:此即家计与营业的分离(现代经济生活完全以此为原则),以及与此有密切关联的合理簿记的采行。做工或做生意的场所与住家在空间上的分离,也曾见之于他处,例如东方的市场与其他文明区的作坊。远东、近东及西洋古代世界,也可发现具有独立会计部门的资本主义组合。然而,较之于近代商业经营的独立性而言,这些都还只能算是初步阶段。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种独立性的内在基础——不管是合理的簿记,还是事业与个人财产在法律上的分开——要不就完全缺乏,要不就还在萌芽阶段。营利企业之成为君侯或领主大家计(或“庄宅”oikos)的一部分,是任何地方都看得到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如罗伯贝图斯(Rodbertus)所注意到的,尽管表面上有类似之处,本质上却是非常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之所以具有今日的重要性,乃是由于其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密切关联。甚至一般所谓之“证券化”(Kommerzialisierung)——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之发展及投机之合理化——也与此有关。要是没有这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上述一切特征,甚至证券化的发展,就算还有可能出现,也绝不会如是之重要。特别是就西方之社会结构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独特的近代西方的问题而言,尤其如此。正确计算是其余一切的基础,然而这也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地方才有可能。再者,正如近代西方以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合理的劳动组织,因此,也没有合理的社会主义。

   的确,正如世界各地皆曾有过城市经济、城市粮食供应政策、君侯之重商主义与福利政策、配给、经济管制、保护主义以及(如中国之)自由放任理论;同样地,世界各地也曾有各种不同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基于家庭、宗教或军队的共产主义,(如埃及的)国家社会主义,独占性的卡特尔以及各种各样的消费者组织。尽管世界各地也都曾有过城市的市场特权、行会、自治体以及市镇与乡村间在法律上的种种差别,然而,在西方以外并没有“市民”的概念,“资产阶级”此一概念也不存在于近代西方以外的地区;因此,西方之外也没有“普罗阶级”,而且不可能有,因为缺乏以自由劳动之合理组织为基础的企业存在的缘故。“阶级斗争”早就以各种可能的形态出现于世界各处——债权者与债务者,地主与无地者、农奴或佃农间、商人与消费者或地主等等。然而存在于西洋中古之批发者与其雇工间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却尚处于萌芽阶段。出现在现代西方之大企业者与自由工资劳动者的冲突,更是无迹可寻。因此,像现代社会主义那样的问题也就谈不上了。

   由此可见,一般文化史的核心问题,即使是从纯粹经济观点而言,归根究底也并不在如上所述只在形态上变化的资本主义活动的发展,不管此一资本主义活动是冒险家型的、商人的、还是凭借战争、政治、行政等机会以获取利得。我们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毋宁是基于自由劳动之合理组织的资产阶级经营的资本主义(bürgerliche Betriebskapitalismus)的出现。用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与其特质之形成的问题;此一问题虽然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却也并不就是同一回事。因为作为一特殊身份团体的“市民阶级”早就存在于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形态发展之前,虽然是只有西方才有。

  

   5.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色——合理的技术、司法与行政

  

   近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是技术能力的进展。如今其合理性的基本条件是由于一些技术上具决定性因素的可计性,这些技术上具决定性的因素又构成精确计算的基础。换言之,它乃是有赖于西方科学的独特性,尤其是基于数学以及精确而又合理的实验的自然科学。而反过来,这些科学及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做经济性的应用时,其发展则又受到资本主义机会的巨大刺激。当然,西方科学的起源是不能归功于这种利得机会的。代数与进位法的计算,曾为印度人所用,他们是进位法的发明者,然而只有在西方,这种计算才首次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印度却没能导出任何现代计算或簿记的制度。同样地,数学与机械学亦非源自资本主义营利心。当然,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此点对我们西方大众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确实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鼓励,西方的经济因素特别有利于科学知识之应用。然而,此种鼓励是来自西方社会秩序的特殊性格。因此,我们的问题应该是,此一特殊性格究竟是源自社会秩序的哪些成分?因为,无疑地并非所有成分皆具同等重要性。

   法律与行政的合理结构无疑当为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基于合理经营的近代资本主义,不但需要可以估量的生产技术手段,而且还需要可资估量的法律体系以及按照正式规则办事的行政机构;缺乏了这些条件,冒险的及投机的商业资本主义、或者各种依赖政治的资本主义也许还可存在,然而任何具有固定资本与确实计算的、合理的私人经营却是绝对无法生存的。只有在西方,才可能将经济生活的准则植基于如此一套——不管是法律技术还是程序上皆十分明晰的——法律与行政制度上。我们要问的是:这种法律从何而来?撇开其他因素不论,资本主义营利心确曾为(受过合理法律专门训练的)法律家身份团体,铺平了支配司法与行政的坦途,这是所有研究都可证明的。然而营利心却绝非导致此一发展的、惟一抑或最特殊的因素。而且它也没有单独地创造了此种法律。在此发展中,各种不同的力量皆曾起过作用。再说,为何资本主义营利心在中国或印度就不曾发生同样的效用?何以在这些国家,一般而言其科学、艺术、政治以及经济的发展皆未能走进西方独具之合理化的轨道?

  

   6. 理性化的问题

  

   实际上,在上述的一切例子中,问题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本质。不过,“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这点在接下来的反复讨论中会逐渐明晰起来。例如有神秘冥想之“合理化”,换言之,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工作、教育、战争、法律与行政的“合理化”一样。再者,所有这些领域皆可从许多不同的终极观点与目的上予以“合理化”;从此一观点视之为“合理”者,从彼观点看来却可能“不合理”。因此,极为不同的合理化曾存在于所有文明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领域中。想从文化史的观点来区别其特征,该提岀的基本问题是:哪个生活领域是合理化了的?朝向哪一方向?准此,首要任务是去认识(一般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质,以及(特殊的)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并解释其起源。鉴于经济因素的基本重要性,任何作此说明的尝试,皆必须先顾及经济的决定因素。不过,因果关系的另一方面亦不该忽略。因为,经济理性主义的起源,不仅有赖于合理的技术与法律,亦且(一般而言)取决于人们所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的能力与性向。一旦此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为精神上的障碍所阻挠,则经济上合理的生活样式亦将遭遇严重的内在困境。在过去,在世界任何地区,构成人类生活态度最重要因素之一者,乃巫术与宗教的力量,以及奠基于对这些力量之信仰而来的伦理义务的观念。下面的论文便是来讨论这些力量的。……

   *译文摘自《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译者康乐、简惠美。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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