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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新科技时代的信仰重建与价值传播

——黄玉顺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20-06-16 10:21:11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李涛(浙传院)  
这才成为传播符号。所以胡塞尔(Edmund Husserl)揭示道:符号并非奠基性的,而是被奠基的。 只不过他所说的原初奠基者,是先验意识的意向性(Noesis / intentionality),即仍然是一种存在者;而我们所说的具有原初奠基意义的“事情本身”,则是存在或生活,比如作为一种生活显现样态的传播活动。是传播活动为传播符号奠基,或者说是传播活动生成了传播符号。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建设”:建设中国新文化。中国文化要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前提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4、您如何评价新科技发展对文化精神和信仰体系的冲击?展望未来,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之形成是否会由中国及其传统主导?原因何在?

   这些问题,我们刚才的谈话其实已经涉及。

   依我的看法,新科技对文化精神和信仰体系的冲击,基本上是对原创时代或轴心时代以来的、尤其是近代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的某些基本观念的冲击;这种冲击未尝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因为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导致了神圣超越之域的失落,人类才会放纵其情欲,凭借其理性,利用科技为所欲为,“创造”世界、乃至于人本身。所以我提出、并强调:解决新科技所引发的价值危机的问题,人文主义进路实属南辕北辙;唯有重建神圣超越之域才是出路。

   至于人类未来文明的价值共识之形成是否会由中国文化传统来主导,我们刚才的谈话其实也已涉及。这里讨论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传统”的问题。既然是面向未来的新的文明价值的创造,那显然就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东西。当然,并不是说传统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能再用的,而是说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是不能再用的。这就犹如拆旧房、建新房,虽然旧房的一些建筑材料还是可以再利用的,但首先得将旧房整体推倒。即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来说,这座旧房的某些建筑材料,诸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肯定是不能再用的;但它有另一些材料,特别是“仁→义→礼”这样一套“儒学原理”,在我看来是任何社会观念建构、包括我们要去创造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基本建筑结构。我这些年致力于建构“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中国正义论”,就是试图揭示这种基本结构。但无论如何,“传统”的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建筑,是必须推倒的。事实上,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的“推倒危房”的工作;接下来,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才开始进行“重建”的工作。这是一个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首先必须解构,然后才有可能建构。

   二是关于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文化的“形成”问题。我一向服膺张岱年先生的洞见,即“综合创新”或“综合创造”。 当然,张先生主要是讲的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创新问题。但在我看来,“综合创造”同样适用于人类未来文明的价值共识的创新。既然是要达成“人类”的“共识”,那就不应该是某家“主导”的,而应当是张岱年先生讲的“综合”。举例来说,在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中,就有一些价值观,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并不是来自中国传统的。至于中国传统方面,我刚才提到的“仁”、“义”、“礼”等,都是可以贡献的价值观念。

   5、请从先生您的学术立场出发,为新科技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若干条共同价值观。

   关于人类未来的共同价值观,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一种情况,即:包括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在内的不同文明传统当中,都有一些可以继承发扬的价值观。除此而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即:人类将会形成一些新的价值观,它们是既有的任何传统中都不曾存在过的。就此而论,“新轴心时代”这个提法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要我在这里“提供若干条共同价值观”,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其实不光是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新的价值观的出现,不是任何人拍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而是在人类群体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生成的,这就犹如荀子所说的“约定俗成”。因此,讨论新价值观的生成,还需回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存在论视域。如果说价值观是源于生活的,那么,人类的“共同价值”就必定源于人类的“共同生活”,或海德格尔所谓“共在”(Mit-sein)。当今人类的共在,最显著的就是全球化:人类必须在这个“地球村”里共同生活,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全球共同生活,乃是产生新的共同价值观的大本大源。

   6、请先生围绕“新科技时代的信仰重建与价值传播”主题,就您擅长的领域和最有感触的角度,自出一题并释之。

   确实,“信仰重建”是新科技时代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既然是“重建”,那就意味着它是曾经存在过的价值,即属于我刚才谈过的第一种情况。而要重建的这种价值,乃是关乎“信仰”的,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也正是我近来“最有感触”、特别关注的问题,即我刚才提到的“超越”(transcendence)问题,我因此而对儒学有了一些新的、甚至是批判性的思考。

   信仰的对象必定是一个超越者(The Transcendent),即是一个神圣的形而上者,它是一个外在于人的存在者,是超越于这个世俗界的一个神圣者:西方人称之为“God”;中国人称之为“天”或“上帝”(这在中国前轴心期的《诗》《书》中是常见的称谓)。但到了轴心时代,即理性哲学的原创时代,这种外在的超越者逐渐被内在的超越者取代,此即所谓“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亦即所谓“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到了近代人文主义兴起,“上帝死了”,这种趋势变本加厉,其结果是欲望的恣肆、理性的僭妄,直至今日的新科技所导致的价值危机。因此,在我看来,重建信仰意味着返回“前轴心期”,重建外在神圣超越之域。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化的返回,而毋宁说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我曾说过:“最远的就是最近的。” 这种超越既非轴心时代以来的“内在超越”,亦非前轴心期的那种“外在超越”。这种超越乃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人的情欲并不是至善的,人的理性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人会犯错、甚至作恶,因此需要一个神圣之域。

   总之,以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所引发的价值危机,绝非近代“启蒙”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可以应对的,甚至绝非所谓“轴心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可以解决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内在超越”的路线最终导致了今日的价值危机。在我看来,解决价值危机问题的出路乃是“重建信仰”,亦即重建“外在超越”的神圣之域。这应当是今日的价值传播的核心任务:让新的神圣超越之域在传播中生成!

  

   (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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