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景辉:实践权威能够创造义务吗?

更新时间:2020-06-15 13:23:04
作者: 陈景辉  
从这个角度看,理论权威的功能是单纯的工具性(instrumental),它处在“已有的东西”和“需要者”之间,是帮助需要者更好(快)掌握那个东西的工具而已。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理论权威并没有像实践权威那样会产生施加义务的结果,因为它只是给了需要者“相信”的理由,并且这是一种“认知性的给予理由”(epistemic reason-giving)。[19]

   重新回到行动的领域。即使处在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同样向人们传递了关于“如何行动”的信息,它将行动者原本应当掌握的信息传递给行动者,像健身教练告诉减肥者该如何锻炼一样,减肥者因为权威者这样说,就有了相信“这样做是好的”的理由,也就有了这样做的理由,[20]但却没有这样做的义务。所以,实践领域中的理论权威,必然遵循“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那么,Raz为什么会反对这种方式呢?一个概念上的理由是,如此一来,实践权威和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就是一回事了,实践权威就不再是一个单独成立的概念了。反过来讲,如果要想坚持实践权威的独立性,就得反对以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来说明实践权威性质这个做法。[21]

   不过,连带着放弃“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并不是这种看法的必然结果。

   Raz还需要更强有力的论据,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无差异命题”(no difference thesis),即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只是“传递”理由权衡的结果,而没有改变人们的行动理由,所以,这种理论权威在功能上就是冗余的。[22]具体来说,假设A是相对于B的权威者,且要求B在情形C中做φ,如果同时存在一个“在该情形中B做φ”的独立的理由,那么A对B的指令看起来就没有制造实践差异。[23]此时,A作为权威者,对于“B在情形C中有理由做φ”这件事情而言,其存在就是无关紧要的。反过来讲,要想证明A的存在是重要的,那么A就一定要以某种方式作用于“B在情形C中有理由做φ”这件事,用Raz的话说,就是“取代或者排除了某些已有(独立)的理由”。此时,权威就制造了实践差异,并且是以施加义务的方式制造了实践差异。于是,“理由进—理由出”模式,就是对实践权威之功能的错误刻画。同样,还是因为无差异命题,“义务进—义务出”的模式也将无法成立,因为此时实践权威仍然无法制造差异。

  

   二、权威的不对称性

   按照事先的规划,我将先反省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的问题。就像刚刚看到的,Raz透过理论权威的工具性和无差异命题,来反对理论权威对于实践领域的意义。在本节中,我将证明这种说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它忽视了“不对称性”(asymmetrical)这个权威在概念上必然包含的要素。一旦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无差异命题对于理论权威的伤害将大为降低,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就重新成为值得被认真对待的现象。

   (一)两种建议

   由于Raz将理论权威的功能确定为“提供信息”,因此,这些掌握了相关信息的专家(experts)所给出的建议(advice),与我(权威指向者)通过自我判断所得出的“什么是合适的”判断,必然建立在同样的理由之上;而专家的优势就在于,他更容易发现那个根据,并且更有能力认识到它的重要性。[24]于是,Raz进一步总结道:“理论权威和实践权威可能没什么共同点,它们最多只是分享了同样的基本结构(same basic structure)。”[25] Raz的这段话是令人疑惑的:第一,如果专家所给出的意见被叫作“建议”的话,那么,它和朋友的建议有区别吗?如果没有,这不是意味着朋友就是专家吗?如果有,专家所给出的意见还能被叫作建议吗?第二,一目了然的是,无论是理论权威还是实践权威,它们都从属于“权威”这个上位的概念,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权威可能没什么共同点呢?如果共同点就在于“分享了同样的基本结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而这一点又为什么是不重要的,以至于还是得出“没什么共同点”的结论呢?

   这些问题并不是细枝末节的(trivial),它们涉及到对权威这件事的恰当理解。先来看专家的建议与朋友的建议。明显的是,朋友不必然是专家,专家也并不必然是朋友。但是,为什么Raz会将专家的意见也称为建议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无论是朋友的建议还是专家的建议,经过我(被建议者)自己的权衡之后,其结果是“我可听可不听”;[26]也就是说,建议并没有获得取代“我自己的权衡”的地位。[27]但它们又明显不同于如下情形:一个陌生人建议我“应该减肥了”,即使他说的对,我也可以置之不理。或者说,拒绝来自于朋友和专家的建议,都需要给出一些理由,而不能如同面对陌生人那样置之不理。这些理由,既可能来自于建议本身的质量,也可能来自于某些额外的东西。对朋友的建议而言,除了建议本身并不妥当之外,我必须还得照顾到“友谊”在其中的单独作用;也就是说,我不能冷漠地拒绝朋友的建议,即使他的建议是错误的,否则这将会伤害到友谊。于是,朋友的建议就比陌生人的建议分量更重,不过,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建议“在内容上/质量上”就高于陌生人的建议,而是因为“友谊”作为独立于建议质量的因素,使得我必须更妥当地对待。[28]

   同样的,经过我自己的权衡之后,我也可以对专家的建议采取“可听可不听”的态度。当我拒绝专家的建议(医生关于减肥的建议),我的拒绝难度当然也高于拒绝陌生人,因为这涉及到“拒绝是否理性”(reasonable)的问题;或者说,如果我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拒绝专家的建议,那么,我的拒绝就是非理性的。看起来,专家的身份也像友谊一样,对建议的分量有所加强。那么,我可不可以像拒绝朋友的建议一样,将“建议本身不妥当”至少作为拒绝的部分理由呢?这似乎顺理成章,但却存在致命的缺陷:如果我可以合理地对专家说“你的建议是错的”,这就会使得那个专家对我而言不再是专家了;如果那个专家对我来说的确是专家,那么,我就没有资格对他说“你的建议是错的”。

   所以,在肯定专家地位的同时拒绝其建议的合理方式,绝对不是对专家说“我认为你的建议是错的”,而只可能是找到另外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以“听从后者建议”的方式来拒绝前者,这是对专家建议唯一的理性拒绝方式。并且,这个做法至少蕴含了“另外的专家是跟你同样地位的专家”的主张,甚至蕴含了“他是更大的专家(权威)”的主张。这一点,明显不同于朋友的建议。具体来说,这种建议中所包含的“建议质量”与“友谊”两个部分,是分别施加分量的,即友谊的分量并没有被附加到建议之上,所以,“你的建议有问题”本身仍然是合适的反对理由。然而,专家身份的加持效果却同建议的内容结合起来,使得“专家的建议是错误的”这个判断,很难由被建议者本人直接作出。[29]因此,虽然“可听可不听”的效果使它们都能被称为建议,但是这其中的结构性因素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二)理论权威与不对称性

   刚才的分析获得了Hart的支持,他说,一个人要想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他必须在事实上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更有见识(superior knowledge, intelligence, or wisdom)。这一点,就使得其他人会合理(reasonable)地相信,相比于其他人自己独立的研究,他就该领域所说的内容更可能是正确的。于是,其他人在没有独立研究或者评价他的推理(是否妥当)时,就直接接受权威者的陈述,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合理的。[30]一个人相对于其他人“事实上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更有见识”,这就是对权威地位的准确描述;也正是这个权威地位,使得“未经独立研究就接受他的陈述”这个略显盲目的做法,立刻变得合理起来,以至于只有通过强调另外一个权威“至少拥有同样的权威地位”或“拥有更高的权威地位”,才能合理化自己拒绝接受的举动。

   正是因为“事实上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更有见识”这个条件的存在,使得朋友和权威这两种关系具有不同的属性。显然,朋友之间是典型的对称(symmetrical)关系,即处于朋友关系中的双方,通常相互视对方为朋友。[31]但权威关系却并非如此,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双方,不可能就同样的事项或领域,相互视对方为权威。因为在该事项或领域中,双方不可能同时拥有比对方更多的知识或见识,这就是权威关系的“不对称性”。抽象一点讲,如果A在事项(matters)C中是相对于B的权威,那么在同样的事项中,B不可能同时也是相对于A的权威。[32]就像霍金相对于我而言是物理学领域的权威,但我绝不可能在那个领域同时成为相对于霍金的权威;[33]但如果我和霍金是真正的朋友,那么不但我是他的朋友,而且他同时也会是我的朋友。

   权威关系蕴含的这种不对称性,说明了为什么理论家很容易认同这个主张:实践权威化约为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34]因为规范性权力本来就是一种单方意志或决定足以改变对方规范性地位的权利,[35]这基本上契合了规范关系的不对称性。必须注意,由于权威关系必然蕴含不对称性,因此,不对称性就成为权威的概念要素,并且这是一种权威概念的必要条件,即如果特定关系是权威关系,那么就必然存在不对称性。反之,如果特定关系不拥有这种性质,无论它最终是什么类型的关系,但绝对不会是权威关系。现在可以回答本节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理论权威和实践权威“分享了同样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这个基本结构就是不对称性,即无论是理论权威还是实践权威,只要它存在,就必然包含一种不对称的关系。

   如果上述分析没错,(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也必然具有不对称性,那么,无差异命题所带来的威胁将会基本消除。因为不可能像Raz所主张的那样,理论权威的功能仅仅是“提供(关于如何去做的)信息”。这个主张本身并不必然蕴含不对称性,所以无法避免“互通有无”这种对称性存在的可能,就像股市中的两个投资者相互建议对方一样,这并不类似于权威关系,而是类似于朋友关系。所以,即使理论权威的确涉及到“提供信息”的部分,不对称性这个概念的要求,将会使得这种信息的提供必然是单向的。因此,只有财经专家对于股民该如何投资的建议,才会满足不对称性的要求,他们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

   Raz之所以认为理论权威无法制造差异,也是来自于理论权威“提供信息”的功能。在他看来,处于理由与行动之间的理论权威,似乎只是一个透明的管道,它的任务就是将理由权衡的结果,完整且未加改变地呈现在行动者面前。如果理论权威的确具备这种“透明性”(transparency)的效果,那么这当然不会影响到行动者的实践权衡,所以它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这就是无差异命题的意义。相应的,在Raz看来,由于实践权威所发布的规则,与它背后的依赖性理由之间存在不透明性(opaqueness),[36]因此,实践权威将会免于无差异命题的伤害。情形的确如此吗?

  

   三、理论权威的实践功能

   (一)半透明性的三个条件

然而,如果无差异命题的确是成功的,那么就必然预设理论权威的“双向透明性”,即不但权威者能够透明地掌握行动者的理由权衡,且同时,行动者也能够透明地了解权威者的决定考量过程。[37]如果权威者没有能力把握行动者的理由权衡,显然他就没有资格担任权威者;如果行动者没有能力完全了解权威者的决定过程,那么无差异命题看起来就是不成立的。但是,这种双向(透明)性显然与权威必然蕴含的不对称性是矛盾的,因为它蕴含着权威者与行动者之间其实并没有能力上的差别,虽然这就是无差异命题的内容,但是它其实会导致该命题所针对的那种关系不再是权威关系。所以,该命题即使成立,它也不是一个对权威关系的讨论,而是指向友谊(夫妻)之类的对称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71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