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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宣 秦睿: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改革的关系

更新时间:2020-06-14 00:20:23
作者: 秦宣   秦睿  

   [摘要]  革命、建设、改革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史和近百年现代化的三条主线,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三者的辩证关系。从时间维度看,这三者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不能割裂;从空间维度看,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统筹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

   [关键词]  现代化;  革命;  建设;  改革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地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经验研究”(16JJD710012)。

   [作者简介]  秦宣(1963-),男,湖北荆门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秦睿(1986-),女,吉林四平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革命”“建设”“改革”是目前学界和新闻媒体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三个范畴。作为时间范畴,它标识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相对独立的三个历史时期,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三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三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但仅把这三个范畴当作时间范畴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它忽视了革命、建设、改革在三大历史时期的共时性特征,即三者在空间上的共存性和交互性。因此,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化史的过程中,需要认真厘清革命、建设、改革三者的关系,准确把握近百年中国变迁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必须协调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革命、建设、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百年社会变革的三个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的历史,从微观视角可以细分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从宏观叙事的视角,则可以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在新世纪以来已经逐渐成为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史学界的基本共识。从党的文献看,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多次使用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个表述,三者前后相继,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蕴;三个范畴并列起来,又有同时共存的含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革命、建设和改革”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并以此将我们党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随后“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范畴作为时期范畴逐步进入学界的视野,逄先知在《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中、欧阳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求是》2009年第19期)中、李捷在《中国共产党与两大历史任务》(《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中都表达了与党的文件相同的观点。此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和目前国内最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二卷),也将我们党的历史划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时,以“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分别界定党的三大历史阶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综上,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中,用“新中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历史节点,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阶段,已经成为党内文献以及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的高度共识。

   上述分期之所以成为党的文献以及理论界的共识,不仅在于它清晰地从党的工作任务层面把党的历史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而且在于从政治及社会发展目标层面对应了中国现代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在革命阶段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统一,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基本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打下基本的国防和工业基础,为现代化的起飞奠定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阶段对原有的现代化模式予以反思,探索适合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在这一接续不断的百年进程中,中国社会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2]

   从现代化角度看,上述三大历史时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3],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历史规律,各自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时序性的基本问题,并为下一阶段中国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必备条件。这三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的展开,不同阶段之间的衔接意味着阶段性任务的转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建设、改革始终是接续发展、承前启后的。虽然这三个历史时期在阶段性目标、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战略策略上有较大差别,但它们作为中国现代化接续不断的历史阶段,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东方大国社会实际的结合之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波澜壮阔的人民实践和探索之中,统一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进力量对落后社会持续不断的改造之中。忽视了这一层次上的逻辑统一,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漩涡,造成严重的认识错误甚至政治错误。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都是中国人民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4]然而,当前影响较大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歪曲历史,把革命、建设和改革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造成了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历史虚无主义者把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尖锐地对立起来,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完全割裂,是对历史的碎片化主观化的诠释,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解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5]他还说:“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6]

   总之,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的一以贯之的三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在即将到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在研究我们党的历史、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时,必须准确把握革命、建设、改革三者前后相继的历史逻辑。

  

   二、革命、建设、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件大事

   从语词属性上来讲,革命、建设、改革不仅是描述历史发展主流的名词,也是阐释具体历史阶段核心任务的动词。我们之所以强调“革命、建设、改革”三者不可割裂,不仅是由于这三个范畴代表的历史时期具有接续发生的历时性特征,更是由于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构成三大历史时期基本底色的动词具有共时性特征。换一种说法,认识和把握“革命、建设、改革”三者的关系,可以有两个维度,从时间维度看,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从空间维度看,革命、建设和改革共存于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具体而言,在革命阶段,同时具有以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社会建设措施,以及持续不断地顺应革命形势的改革措施;在建设阶段,同时进行着彻底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政治革命和调整原有政策的改革;而在改革阶段,改革既是革命,又是建设。“破旧”是革命,“立新”是建设。革命、建设、改革举措的共时存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特征,也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又一视角。

   第一,革命时期始终伴随着建设和改革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时期,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特征,但绝不仅仅局限于武装斗争。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具有强大反革命力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制于特殊的国际形势,难以得到大规模的外部援助,因此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内部革命力量的建设。这种建设不仅指向经济建设,而且指向人的自身建设,不仅注重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加注重人的现代化,并且后者更为关键。人的因素在革命战争中发挥着关键性、决定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动员和重组,并将这种组织力量转化为革命力量,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将自身建设成为战斗堡垒,才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由于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建成了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才使中国革命具有强大的可以依靠的革命武装力量,最终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由于持续开展后方根据地建设,在根据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实践及政治权威构建,为前方革命斗争提供充足的物质力量,才能推进中国革命不断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破坏旧世界”的伟大革命中,始终没有忽视“建设新世界”。中国共产党带领边区人民积极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7]。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抗战前该区耕地面积为843万余亩,到1945年时增加到1521万亩,增长了80%以上。边区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增长,1943年达184万余担,除当年消耗外,可余20万担,1944年又增至200万担[8]。据1941年至1945年的统计,根据地共支援前线粮食835000余石[9]。根据地积极发展工业建设,先后成立了上百个大小工厂,在抗战胜利前,边区已能生产铁等基础重工业原料和玻璃、火柴等轻工业产品。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还以发行抗日公债、安置退伍残废军人、优待军属等方式大力支援革命。通过根据地建设,“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各级政府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改善”[10],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成功树立了政治权威,成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革命、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改革,而是不断通过改革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调整既有战略策略。以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为例,中国共产党对待土地的政策就是一个不断修正、调整、完善的改革过程。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土地政策中“没收一切土地”规定引起的中农和富农的不满,及时调整土地政策,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自耕田地不没收”,只没收“多余的部分”,这一改革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方向,团结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党又对土地政策予以调整,围绕“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11]这一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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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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