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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诚信:宪法规范与理念在民法典中的体现

更新时间:2020-06-11 23:46:00
作者: 彭诚信 (进入专栏)  

   目次

   一、宪法规范在民法典中的应然表达

   二、民法典贯彻宪法规定的价值与局限

   三、民法典与宪法的相互支撑与影响

   结语:宪法与民法关系的比喻

   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思想栏目(第21-31页),原文14000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参阅原文。

   本文系201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保护与数据权利体系研究》(18ZDA1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衷心感谢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李海平教授、上海大学法学院的李凤章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郑成良教授、范进学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博士生云晋升、向秦、史晓宇、赵诗文、王冉冉等同学为本文资料查询、修改完善所付出的辛劳!

  

   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第5条第3款又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对部门法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其思想内容可为部门法的“立法和司法划定活动范围”。

   由此可见,我国的任何一部立法都须依据宪法进行,且“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民事立法当然也概莫能外。事实上,民法典不仅遵循了我国宪法的原则与精神,而且把宪法中的相关制度也落实到民法典之中。

   然而,民法典如何落实宪法的相关规范与理念?宪法又如何影响了民法典的具体制度设计与立法精神?民法典的出台对宪法有无积极影响与贡献?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做出分析与回应。或许是由于尚未走出“民法典编纂”的思维惯性,本文仍带有较重的立法论色彩。

  

   宪法规范在民法典中的应然表达

   民法典与宪法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所处地位、调整对象、法律功能的不同,决定了民法典与宪法的规范属性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当民法典试图通过具体制度设计来落实宪法的相关规定时,应注意其中规范含义的转换与表达方式的调整。

   (一)宪法规范在民法典中的表达方式转换

   宪法涉及的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主要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的保护义务以及国家权力在面对公民权利时受到的特定限制;民法典涉及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是针对私主体个人权利的保护,即对民事主体权利的赋予、变动、保护与救济等。宪法与民法典的规范表达应该既要相衔接,又要相区分。

   以《宪法》第9条与第10条的规定为例,其中有关国家所有财产的规定对应的是《民法典》“物权编”第246条至第254条中的相关内容。民法典“物权编”试图从这些条款中抽象出一个有关国家所有权的概括性规定,即第246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这种设想固然很好,但遗憾的是,其采用的仍然是宪法规范的表述,而非民法规范的表达方式。“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即便在宪法中都难以被认定为一个规范性表达,因为“全民”并非明确的法律主体,其表达的无非是全民所有制这种经济体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表达。反映到民法典中,由于民法为民事主体赋予具体权利、课以具体义务,因而应该采用更为严谨的法律规范表达方式。

   基于这种考虑,尝试把“物权编”第246条调整如下:“法律规定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即国家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此表述的好处是,既实现了民法典跟宪法相应规范的衔接,又做到了两者的规范性质区分,使自然资源(含土地)所有权的逻辑思路得以清晰,即实现了从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全民所有)到民法上的国家所有权的过渡,从而也为具体民事主体就土地享有的用益物权在民法上找到了所有权依托。

   (二)宪法规范在民法典中的规范属性转变

   《民法典》“物权编”第249条的内容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条实际是对《宪法》第10条内容的复制与抽取。对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两部法律的表述几乎完全相同,民法典仅是在中间多了一个逗号。尽管是相同表达,但两部法律的属性与地位不同,决定了相同语句的法律规范含义完全不同。

   当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时,此处表达的是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此处的国家是主权意义的国家,是对其所有公民负保护义务的国家。当民法典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时,此处表达的是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它是民法上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母权利;此处的国家是跟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享有平等民事权利与义务的主体,是可以跟其他主体签“土地出让合同”并获得土地出让金的民事主体。

   《民法典》“物权编”第247条至第254条的内容,在本质上规定的都是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所包含的客体内容。同理,《民法典》“总则编”第109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也是源于《宪法》第37条与第38条的相关规定,皆关涉“一般人格利益”保护,但两者的规范含义却大相径庭。“总则编”第109条中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已不再是具有宪法基本权利属性的利益(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保护),而仅是作为民事权利的利益形态出现(体现的是平等主体之间对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相互尊重且不得侵犯)。

   可见,宪法中的一般人格利益条款与民法中的一般人格利益条款“因功能不同而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发挥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民法典复述宪法相关规定的某些条款,即便理解为已转变为具有民事法律规范属性的内容,若该内容已被民法典其他既有的规范条文所涵盖,这样的条款亦无必要存在。比如民法典为了回应《宪法》第12条与第13条对国家、集体以及公民财产的保护,“物权编”用第258条、第265条以及第267条三个条款,分别规定了国家、集体以及私人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

   尽管这三个条款在性质上可以属于民事法律规范,因为它既有对特定民事主体的赋权,也有对他人义务的施加,甚至是对特定行为的禁止,但这样的民法规范从整个民法典的规范结构与内容来看,皆无必要存在。

   因为,《民法典》“物权编”之前的“总则编”第3条已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即“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总则编”第113条也有“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的规定;“物权编”还有第207条“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的内容;“物权编”后面的“侵权责任编”亦有对特定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

   可见,“物权编”第258条、第265条以及第267条三个条款试图表达的内容已完全被民法典其他条款所涵盖,着实没有必要再予以复述。若其中的确存在民法典无法涵盖的内容,那也足以说明其原本就不应由民法典规定,顺理成章地由其他法律规制即可。

   (三)民法典无益复述宪法规范的涤除

   正是由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唯它方可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地位、经济管理体制等,故这些内容皆不应纳入民法典之中。并非这些内容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太重要,民法典才不能承受如此之重,将这些内容纳入《民法典》只会降低其价值。何况,这些内容也无从予以民事规范化。

   《民法典》“物权编”第206条就是这样的条文,“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这三句话,分别对应《宪法》第6条、第7条与第11条的整合、第15条的相关规定,涉及公有制、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管理体制等内容。如此复述宪法相同内容的条款不但毫无必要,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其重要性。同理,“物权编”第330条第1款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规定,亦完全是对《宪法》第8条第一句的复述,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出现于民法典之中。

  

   民法典贯彻宪法规定的价值与局限

   宪法相关制度在民法典中得以规范性转化与体现,不但会为法官审理民事疑难案件提供法律依据,而且还会减少其论证负担,从而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但是,民法典贯彻宪法的相关规定与理念,若不重视我国的现实生活实践,不遵循民法自身的规范设计逻辑,仅基于宪法的宏观与抽象理解予以创设相关民事制度,不但无益于既有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因其脱离生活实际使既有问题复杂化。

   (一)民法典落实宪法规范的价值体现

   部门法对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予以体现,哪怕是重复规定,有时亦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其重大意义除在部门法上落实宪法基本权利之外,更为重大的法律意义在于,把基本权利转变为部门法中的具体权利与义务,可以大大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论证义务,更利于实现对人们各种权益的法律保护。《民法典》“总则编”第109条便是典型例证。“总则编”第109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是源于《宪法》第37条和第38条中的相关内容。

   尽管有民法学者认为“总则编”第109条最多是一条宣示性条款,没有太多的民法规范实益,因为该条款没有规定明确而具体的法律后果;若要保护具体案件中的特定当事人利益,最终还是要依靠侵权上的法律后果及责任承担。此种理解有其合理之处,却忽视了“总则编”第109条的重要价值,即在解决跟该条文内容相关的具体案件中,有了该条款的存在,会大大减少法官的论证义务。

   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频繁出现的所谓新型权利或新兴权利案件,其中绝大多数皆涉及人格权或人格利益,如祭奠权(或悼念权)、性生活权(或性福权)、贞操权、信用权等。在该条款存在之前的审判实践中,由于我国法律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法官负有很高的论证义务,有时即便是在类似或近乎相同的案件中,法官的论证说理与法律依据也各不相同。

   这种现象亦曾在德国发生,其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等框架性权利便是为补充《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一般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规范缺失,才由法官与学者依据《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项“人格自由发展”并结合第1条第1项“人格尊严”对第823条第1款的“其他权利”解释与论证得来,其过程可谓漫长而艰辛。即便如此,“一般人格权”在民法中的解释与运用效果仍存在争议,甚至其自身的法律属性,也未得到学者与实务界的一致认同。著名的梅迪库斯(Medicus)教授也不得不对此发出无奈感慨,“一般人格权是法学的怪胎”。

   我国《民法典》第109条的存在,不但可以避免重走德国相关司法实践与学理困境的老路,而且可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官提供裁判依据并降低论证负担。这足以说明部门法对宪法规范的落实与转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二)宪法规范对民法典相关制度的掣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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