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航英:田野里的工厂: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研究——以宁夏南部黄高县菜心产业为例

更新时间:2020-06-09 09:07:07
作者: 陈航英  

   【内容提要】 本文以宁夏南部黄高县的菜心产业为例,主要从用工体制和劳动过程两个方面展开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探讨。研究发现,在市场需求压力下,资本化农场并未就近雇佣本地劳工,反而是通过包工制雇佣外地劳工。在农业商品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及其运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工厂式的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尽管这种劳动体制有其现实可行性,但通过对劳动过程的讨论发现,农业劳工的结构性力量和自主抵抗构成了其先天的限度。本研究在与“农业特殊主义”思维展开对话的同时,呼吁对农业商品化和工业化展开反思。

   【关键词】 资本化农业 劳动体制 农业劳工 农业商品化 农业特殊主义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伴随着全国性土地流转的推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业正逐步从小农农业向资本化农业转变。所谓资本化农业就是资本流转土地,建立规模农场,开展雇工经营。资本化农业的兴起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有学者率先对中国资本化农业的动力机制问题给予了关注和分析(Zhang & Donaldson, 2008;黄宗智等,2012;严海蓉、陈义媛,2015;贺雪峰,2015)。还有学者注意到了农业资本与乡土社会具体的互动过程(徐宗阳,2016;陈航英,2018;陈义媛,2019)。更多的学者则关注资本化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小农农业生产方式(陈航英,2015;赵晓峰、赵祥云,2018)、乡村社会阶层结构(杨华,2011;冯小,2016)以及乡村治理(焦长权、周飞舟,2016)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动力机制、互动过程,还是社会影响,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资本化农业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也就是说,它们是将资本化农业当成一个整体来讨论它是如何产生、互动发展以及造成影响的。但是,这种取向所带来的问题是研究者会忽视对资本化农业内部劳动体制(labor regime)的研究。所谓劳动体制“泛指劳动力被雇用的不同方式,以及雇用方式与劳动力在生产中(劳动过程中)的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劳动力如何维持自己的生计”(伯恩斯坦,2011:78)。本文将重点关注资本化农业的劳动体制问题,并做出探索性分析。

   有关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问题,国外已有诸多研究。在种植园里,农场主一般采取“家长主义”(paternalism)劳动体制。在这种劳动体制下,农场主为农业劳工提供包括住宿、教育、养老、失业、医疗、调解、文娱活动等在内的多种福利,以期获得农业劳工的忠诚并减少劳动监督成本(Alston & Ferrie, 1985:101)。但同时,劳工的自由会受到限制,甚至还会遭受到体罚等惩罚措施(Gibbon & Riisgaard, 2014)。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的建设,国家开始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限制劳动时间并为农业雇工提供社会保障,但由于农业劳工自身的弱势以及国家监管的缺失,农场中的家长主义劳动体制依旧存在(Ewert & Hamman, 1999)。作为对国家干预的应对,农场主也在农业劳工的招募与管理上采取了临时工化(casualization)、外包化(externalization)以及契约化(contractualization)等策略(Ewert & Du Toit, 2005:326)。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作为资本化农业最为密集的地区,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弗里兰德等(Friedland, et al.,1981)以及托马斯(Thomas, 1992)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生菜产业劳动体制的研究。弗里兰德及其同事((Friedland, et al., 1981)研究发现在美国布拉塞洛计划(Bracero Program)①停止后,为应对墨西哥廉价劳工短缺的问题,农场主开始转向机械化采摘。伴随这一生产技术的转变,农场雇工人数大为减少,并且从原先的男性为主转变为女性为主。虽然原先依靠中介的临时雇佣模式转向长期雇佣模式,但通过控制机器节奏和实现生产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农场主反而加大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且以此反对农业劳工的团结。相较于前者,托马斯则更为重视农场主利用国籍和性别来规训、控制农业劳工和阻碍劳工的团结。托马斯(Thomas, 1992)指出,非法移民工人的“非法”身份使得农场主可轻松控制劳动过程,而且非法移民工人还被农场主作为“速率破坏者”(rate-busters)来提高农场工人的生产效率,进而瓦解工人的团结。而当生产转向机械化之后,农场主开始大量雇佣本地女性劳动力,并利用其外在于生产的社会经济特征(较低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来加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进而分化工人队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国家政策在促使农业劳动力剩余,阻碍劳工抵抗以及压低劳工工资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Pfeffer, 1980; Majka, et al., 1982)。

   相较于国外,国内直接关注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学者较少。潘璐和周雪(2016)是国内少数直接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通过对农场劳动组织和管理过程的分析,她们发现资本农场对农业雇工的劳动与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与剥夺使得农业雇工已被异化为企业生产律条下的附属品,而农民社会中的劳动伦理和道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异化和剥夺。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或多或少只涉及了农业雇工问题。一部分关注农业结构组织的社会学者指出,雇工经营的资本化农场始终存在监督和控制雇工生产速度和劳动质量的问题,这就使得雇工经营很难抗衡家庭经营(贺雪峰,2013:10;孙新华,2013:63-64)。不同于社会学者,农业经济学者则将农业雇工问题视为“委托-代理”问题,所以其重点关注的主要是雇主与雇工的合约形式、合约激励等。黄祖辉、王祖锁(2002)从不完全合约的角度指出,在公司办农业模式的劳动过程中,可能会因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而遇到比较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王颜齐、郭翔宇(2011)通过研究指出,合约的有效拟定非常重要,农业企业应该针对不同的生产情景需要拟定不同的合约,并通过有效的合约激励设计来解决农业雇工的工作效率问题。罗必良等(2017:15、285)指出,我国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持续攀升,再加上农业雇工带来高昂的劳动监督等交易成本,将会导致“规模不一定经济”的现象。

   已有研究对本文的思考大有裨益,但以下几点也值得关注。首先,在参考国外相关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的资本化农业是嵌入在乡土社会之中的,因而其日常生产劳动的展开势必要受到乡土社会中各类关系、观念的影响。其次,尽管切入角度不同,但部分涉农社会学者和农业经济学者事实上都只关注到了雇工经营的成本和效率问题,而忽视了包括劳动力供应、劳动过程展开等重要问题。潘璐和周雪(2016)的研究虽然关注到了这些问题,但可惜的是,她们过度强调了资本的控制而没能呈现农业劳工抵抗的可能性。第三,国内大部分研究都秉持了一种“农业特殊主义”(agricultural exceptionalism)(Friedland & Thomas, 1974)思维,想当然地认为农业生产天然适合家庭经营。这不仅在现实上无视资本化农业日益发展的趋势,也在理论上忽视了对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关注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具体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农业资本采取了何种用工体制,即劳工是如何招募、组织和管理的?第二,农业资本是如何控制农业劳动过程的,农业劳工又是怎样抵抗控制的? 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本文将围绕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地点

   黄宗智(2010:134-137)指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国民收入上升而推动的居民食品需求转型,正在中国农业生产领域引发一场“隐性革命”,其主要表现为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菜果和肉鱼生产等“新农业”生产的扩张。本文研究的“菜心”也正是这样一种“新农业”农作。

   菜心原产于华南地区,是当地食用习惯极广的大路蔬菜。20世纪90年代以前,菜心的生产和销售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进入21世纪,伴随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开拓,菜心市场需求量大增,华南地区的生产难以满足需求。再加上菜心本身也是一种喜温和气候的作物,所以一些广东商人开始北上,寻求利用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进行跨区域生产,以填补市场空白。随着大量广东商人北上种菜,菜心开始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的产业体系。现今,菜心生产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市,主要产区包括南方的广东省、云南省和湖南省,以及北方的河南省、河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菜心的销售市场则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和海外市场。跨气候带的生产区分布,使得蔬菜公司摆脱了季节性限制,实现了菜心一年四季的无缝供应。每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菜心主要由北方菜区供应,10月中旬至来年5月中旬的菜心则由南方菜区供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北方产区远离华南和海外市场,所以其运输上高度依赖于便捷的高速交通和冷链保鲜技术。

   本文的研究地点是宁夏南部的黄高县。②相较于北部的银川、吴忠等地市,黄高县种植菜心开始较晚。2014年,广东商人王峰和刘良进入当地包地种菜,才拉开了当地菜心产业发展的序幕。广东商人之所以愿意到黄高县包地种菜,一方面是看中当地较好的气候条件。“到宁夏这边种,是这边气候好……夏天的时候,菜心只能在宁夏这边生产”(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地政府对蔬菜产业发展的重视。蔬菜规模种植需要较好的水土条件和完备的生产基础设施。早在2011年,黄高县政府就已经开始推动土地流转工作,为连片规模经营解决了土地问题。而且,通过统合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等各类涉农项目资金,当地政府完成了包括土地平整、灌溉机井、喷灌设备、沟渠路网和电力设施等在内的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此外,对于进入项目区、连片经营规模超过200亩的菜场,地方政府给予每年400元/亩的资金补贴和各种优惠待遇。

   基于自身多年的种植经验、有保障的资金和销售渠道,再加上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便利,王峰和刘良在黄高县种植菜心的第一年就获得了成功。广东商人的成功,让原先种植本地蔬菜的菜场也纷纷改种菜心,并与广东商人展开合作。2015年,C镇副镇长林华个人流转的1500多亩地和煤炭商人孙磊流转的3000亩地全部种上了菜心。同时,王峰也不遗余力地给予他们生产和销售上的扶持。“我五六年前不进来的话,这边可能还没有发展。很多品种都是我引进归来,给他们分过去的……他(林镇长)那边就跟我做这个品种。我都毫无保留地给他,我有什么品种,就给他什么品种。包括他去年的总管、工人也都是我请过去的……林华、孙磊那边的货都是在我的档口(出售)”(王峰,L菜场老板,2019年8月17日)。

   显然,黄高县菜心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地方政府与工商资本合力作用的结果。截至2019年8月,全县菜心种植面积约2.1万亩,主要由6家资本化菜场展开经营(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经营面积以本地资本居多,但菜心种子、种植技术、销售等产业核心全部为广东资本所掌握。有鉴于此,本文调查对象主要是广东资本经营的L菜场和J菜场、本地资本经营的F菜场和R菜场。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2019年8月笔者在当地开展的实地调研,辅以2018年8月的调研材料作为补充。围绕菜心产业,笔者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重点访谈了包括菜场老板、管理人员、农业劳工以及相关政府官员和地方村庄干部在内约50人,还对其中的重要对象进行了多次访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661.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