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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王 轶 冯小光:民法典的诞生与时代发展

更新时间:2020-06-09 08:41:02
作者: 王利明 (进入专栏)       冯小光  
所以英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当时还是200多个小邦国的德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德国迅速成长为欧洲大陆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德国民法典制定在工业文明相对走向成熟的阶段,它回答了工业文明走向相对成熟阶段的德国人所面对的问题,也成为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典。

   我们今天进行的这部民法典的编纂,正处在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的阶段。经过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之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触,足不出户,什么都可以买到,通过什么完成的?信息文明!这是法国人起草法国民法典和德国人起草民法典时,想都不会想象到的生活场景。而我们遇到了,我们就要作出回答!为什么我们的民法典一定会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我们是第一部制定于人类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换阶段的民法典,我们回答了此前的民法典从来都没遇到也不用去回答的问题,想不典范,都不可能。

   王利明:我们的民法典从制定开始,就确定了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样的立法指导思想。我们的民法典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也彰显了时代性,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一,回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为了回应美好幸福生活的需求,需要强化对财产对人身的保护,我们的很多规则,比如把物业服务合同单独作为一种典型合同规定在合同编;物权编中,将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单独规定,这在很多国家民法典里也是见不到的。这么规定,就是要强化对业主权利的保护,强化对于老百姓的最重要的财产权的保护,“民法典姓民”,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第二,民法典回应了21世纪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时代的要求。法国民法典反映农业社会的要求,德国民法典反映工业社会的要求,今天中国民法典则主要反映21世纪高科技、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中国特色和创新,比如规定网络虚拟财产,把数据作为财产加以保护,这是前所未有的。当今社会诸多高科技的发明,卫星透视、无人机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副作用是对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威胁。21世纪最严峻的法律挑战,就是如何强化对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保护。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大量规定也都体现了民法典的重要创新,如第一次明确隐私的概念,严格禁止偷录、偷拍、偷窥等行为,明确规定了我们享有私生活安宁的权利,禁止电话骚扰、垃圾短信等,就是对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利益的保护。

   第三,回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中所提出的新问题。比如,适应三权分置的需要,专门规定土地经营权等,都是中国特色的规则。

   第四,回应了强化环境资源保护的现实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人民的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民法典专门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的侵权责任,专门增加对生态破坏的修复责任。特别是对恶意损害环境生态的,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这个规则是很罕见的。

   第五,适应风险社会的需要,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风险社会,法律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是要如何对不幸的受害人提供救济。民法典专门完善了高楼抛物致人损害的责任,就是要强化对高空抛物受害人的全面保护和救济,充分彰显了民法典的人文关怀精神。

   从上述五个方面来讲,民法典确实是一部全面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事权利的法典。

   冯小光:一部法典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没有硬性的标准,主要看这部法典是不是符合本国的实际,是不是真正实现了本土化,是不是简单实用、具有生命力。20多年前,我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过这样一个课题,关于诉讼调解制度,其中包括延安时期的调解原则和方法。有国外研究者认为,延安时期的法律制度是现代法治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应该给予最高的评价。

   这次民法典的颁布,走群众路线,接地气,很多条文是司法解释或者是经由长期的司法实践上升为法律条文的,跟中国现实是匹配的,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比方说居住权的设定,在房子作为一个稀缺产品的大背景下是非常必要的,符合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也保护了产权人和其他子女的权益。又如农村集体所有权三权分置的改革,对于盘活集体所有制财产、加大土地的供应,稳控房价都有积极的作用。这些制度对现实生活和经济生活都将发挥巨大指引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4.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实体法律依据。民法典的出台将会给民事检察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民事检察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冯小光: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较大,民事检察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

   第一,民法典各编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例如,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民法典总则编中规定了原则,在人格权编中作为人格利益,在侵权责任编中则规定了网络用户被侵权时的救济保护,在合同编也可作为合同约定内容加以保护,在继承时可作为数据或者网络虚拟财产。民事检察主要是片段式监督,以事后监督为主。民事检察监督之所以是短板,跟民事检察体系本身缺乏相互勾连、相互借力、相互补漏的机制有关系。民事检察要借鉴民法典的体系化的制度安排,使得监督更有力。

   第二,民法典颁布以后的溢出效应,必然对行政机关、司法权产生影响。首先,民事审判和民事检察适用的最核心实体法律是民法典。此前适用的单行法律和庞大的司法解释规定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不统一的地方,民法典的体系性、协调性为民事实务提供了统一的适用依据。其次,民法典能够对民事检察官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很好的规制。长期以来,如何规制民事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司法改革的课题,民法典在这方面填补了很多空白。

   最高检党组对民事检察提出要精准监督。要以点带面实行精准监督,就要全面理解法律的内涵和要义。深入学习民法典,有利于实现精准监督,促进民事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王利明:民法典是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是基本的裁判依据,将来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对话、讨论的平台就是民法典,而不是各说各话。如果实际办案中一审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审用合同法,不在一个平台上,就难以评价对错。民法典颁布之后,就应当从民法典中寻找法律依据,能够为找法提供极大便利,这是其一。其二,民法典规定非常清晰,所有的规则都在这里面了,而且已经消除了不一致、不统一的现象,就要在这里找统一的裁判依据、裁判尺度。其三,要有体系思维。民法典就是体系化的产物,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提供了体系化的思考方式。比如说,夫妻一方出卖共有房屋,不是简单的合同问题,还涉及夫妻共有财产问题,还可能涉及物权中的善意取得问题,以及婚姻法上共有财产的认定问题,等等。在民法典颁布之后,就可以从整个民法典的规则来考量这样一个简单的案例。而不像在单行法时代,可能只涉及合同问题,不再考虑物权问题,不再考虑婚姻法问题。只有通过体系化的思考,才能解决好一个案件。我想特别强调,在民法典中,大概有49个条款属于引致条款,就是说引致条款一定要和相关条款结合起来适用,才有助于正确处理好案件。在体系化的前提下,法典就是要求应该援引多个条款,这是我们在适用民法典时必须要注意的新现象。这是体系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也是体系化要求我们必须要这么思考,也必须这么做。

   王轶: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应该是实力相当的,监督才能够有效地进行。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相对其他检察业务来说,是后起之秀,无论从队伍、规模,还是经验等各方面来讲,都还处在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全面铺开可能力有所不及,应该重点突破。然而,要在哪些方面实现重点突破,需要深入思考。疫情期间,我写了篇文章,主要讨论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着重从民法的角度分析,行政许可应该做什么样的类型区分,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对合同行为的效力判断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相关司法解释中,较为集中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问题,这可以成为未来工作的着力点。如果我们能够重点突破,充分树立监督自信,慢慢地,会与被监督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互动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作者简介】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小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厅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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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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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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