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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语言、情感、与生存——宗教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更新时间:2020-06-08 13:35:26
作者: 谢文郁 (进入专栏)  

   摘要:宗教哲学严格来说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论,即:为宗教研究提供一种哲学方法论。宗教研究面对不同宗教的语言和符号。如何解读这些语言和符号一直都是宗教研究的关键所在。因此,从语言分析开始,对语词赋义、句子结构分析、命题演算的生存意义等方面进行一种生存分析,提供一种分析宗教语言和符号的路径,乃是宗教哲学的必要任务。生存分析方法关于语言赋义提出了两种基本途径。首先,一个语词(动词或名词)的意义就其原始赋义来看,首先是在经验中给出的。这个途径称为经验指称。然而,当这个语词进一步成为类词时,它立即超出经验范围,并要求某种情感的支持,称为情感指向。进一步,生存分析还发现,句子结构存在着情态句。情态动词呈现了可能性;可能性问题则必然涉及真值分配。情态句的真值分配根据乃是其中的情感因素。语言是由许多句子(或命题)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命题演算。由于语词和句子都无法摆脱情感因素,因此,任何命题演算都是在某种情感中进行的。命题演算是一种生存方式。由此可见,通过分析情感因素在语言中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语言,以及语言所引导的生存方式,包括宗教生存方式。

   关键词:经验指称情感指向 情态动词 真值分配生存分析

   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宗教哲学的研究范围。首先,宗教哲学的对象有关宗教的问题。宗教是一种现实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可以通过描述来呈现。其次,我们知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宗教形成宗教社会学;从现象学出发研究宗教称为宗教现象学;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称为宗教心理学等等;因此,简单说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宗教便是所谓的宗教哲学。考虑到哲学在历史上有不同形态,宗教哲学必然也出现不同形态。从这个角度看,宗教哲学属于一种方法论。一般来说,有什么哲学,就有不同的宗教研究方法,并因此形成某种宗教哲学。

   历史上,宗教哲学往往是一种哲学的旁支。有什么哲学就有什么宗教哲学。比如,柏拉图在讨论希腊神话中的神时,从他的善理型出发,认为神必须是完善的,而不是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那样。[1] 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论证也只是在本质-实在论框架内才是有效的。[2] 当代的约翰·希克为了建构他的宗教对话理论,特别地提出了“实在者”这个极度抽象的哲学概念。[3] 凡此种种,他们的共同点乃是从他们各自的哲学理论出发谈论宗教。我们可以称之为建构性的宗教哲学。容易指出,建构性的宗教哲学对我们理解宗教帮助不大。它只不过是一种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我们还注意到另一种所谓的分析的宗教哲学。宗教哲学以宗教为研究对象。宗教现象和物理现象或社会现象不同,它不是一种中性存在。在陈述一种宗教现象时会出现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差异。这就是说,就观察而言,信徒和非信徒似乎面对同一种宗教现象,比如,一个人在敬拜赞美中出现的兴奋。但是,一旦把它当作一个事件加以描述,就会出现不同的描述,基督徒说:这是圣灵充满的时刻;非基督徒说:这是一种自我陶醉;等等。这种描述上的不一致,对于信徒和非信徒来说,实际上是呈现为不同的对象。如果它们不是同一现象,那么,信徒和非信徒对它们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是风牛马不相及。

   在西方宗教哲学史上,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是在基督教内部讨论宗教哲学问题。研究者大都是基督教信仰者,因而在呈现对象时并没有太多差别。争论往往源于不同哲学立场。比如,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论证属于基督教范畴;中世纪自然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角度给出了宇宙论论证;在近代哲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中,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人都是基督徒,因而他们对于上帝这一宗教名词分享着某种共同界定。在这种情况下,争论的焦点便是不同哲学对于同一对象的阐释。然而,随着研究者队伍的扩展,一批非基督徒学者卷入上帝存在问题的讨论,人们很快就发现,尽管大家都在使用“上帝”一词,但是,上帝作为一种宗教对象对于他们来说并非同一对象。为了使各宗教能够在宗教哲学中进行对话,希克提出了“实在者”概念。“实在者”是一个抽象概念,并不属于任何宗教的绝对者。然而,各宗教的绝对者其实都是这个“实在者”的一个侧面(如盲人摸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就是各宗教的最终追求对象。也就是说,希克认为,“实在者”可以避免不同宗教关于终极存在者的不同界定,进而规范宗教哲学中的上帝问题。这里无意讨论希克的“实在者”这一概念的合理性问题。我只是想指出,宗教哲学研究需要充分注意到这一事实:同一宗教现象(如语言上的相似名词或仪式上的符号等)在不同信仰者之间可以呈现为不同对象。

   宗教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宗教现象,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宗教现象。建构性的宗教哲学无法担当此任。在哲学上建构一种宗教无助于我们理解所涉宗教现象。我认为,一种有意义的宗教哲学研究必须是分析的宗教哲学。在以下的讨论中,我想提供一种生存分析意义上的宗教哲学研究,即:从语言分析开始,通过分析语言中的情感因素,展示宗教语言的生存意义,帮助读者通过语言来理解宗教现象。具体来说,语言分析涉及语词界定、命题构成、和命题演算。我们逐一分析讨论。

  

   一、语词赋义:经验指称和情感指向

   语言的基本要素是名词和动词。语言是人和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为了使交流能够进行,双方必须对语言中的名词和动词有共同的界定。通常地,如果交流顺畅,说明双方在语词界定上没有分歧。比如,我说,给我倒杯茶;你听了之后,把一杯茶送到我面前。这表明,我们之间的这次语言交流是顺畅的。也就是说,你给我送来一杯茶这个动作表明我们对“给我倒杯茶”中出现的每一个词的意义都有共同的理解。但是,如果你拿了一个馒头给我,那不是我想要的,因而我就会感到困惑。这说明我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出现了障碍。

   消除语言交流障碍要求我们重审语言中的语词界定。就语词的原始界定而言,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乃是来自两个人的共同活动协作需要。我们来读一段他的文字: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应当用于一个建筑者A和一个助手B之间的交流。A再用建筑石料建一座建筑物;有方石、柱石、板石、条石。B需将石料递给A,而且是以A所需要的那种次序。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一种由如下语词构成的语言:“方石”、“柱石”、“板石”、“条石”。A喊出它们;——B便将他已经学会听到这声喊叫便要将其拿来的那块石料拿来。——将之看作是完全的、原始的语言。[4]

   当甲和乙在某种协同活动中,为了完成这个活动,双方通过声音共同在经验中指定对象,并在活动中用它来进行交流,完成协同活动。这个声音便是语言。比如,当甲发出一个声音“方石”时,乙听到后便将“方石”所指称的那个物体递给甲。当甲说“柱石”时,乙便将相应的物体递给甲。“方石”或“柱石”这些声音符号是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共同指定。这种原始的界定语词方式(协同活动),维特根斯坦称为语言游戏。这里的协作活动需要双方共同地建立声音和物体(即在感觉中呈现的对象)之间的连接。称之为共同经验指称是合适的。实际上,所有的经验指称,如果能够成为语言(或成为交流工具),一定是共同的经验指称。在前面的例子中,我说给我倒杯茶,你却给我一个馒头。这个交流障碍来自我们关于“一杯茶”和“一个馒头”这两个声音符号未能达到共同指称。因此,为了消除这种语言交流障碍,我们必须回到原始语词界定中,共同指称“一杯茶”和“一个馒头”,从而形成共同语言。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日渐复杂。在原先的协同活动中,甲发出“方石”或“柱石”这些声音,就是要求乙把这些声音所指称的物体递给甲。但是,甲和乙可能遇到这种情况,递来的“方石”太大,不符合甲要完成的工作。甲希望乙先把“方石”弄小一点。这样,他们需要聚在一起,重新界定“方石”这个语词,比如,对“方石”中“方”在发音上加重音。于是,轻声的“方石”是把方石递过来;重声的“方石”是要把方石弄小后再递过来。当然,人们也可以在“方石”之前加一个发音而成“递方石”、“打方石”等。

   语言是在两人或多人的协同活动中形成的,因而每个发音符号都指称着某个对象,并要求相应动作,具有动词成分。在上述分析中,我们注意到的是物体指称,在词性上属于名词。不过,这些名词都是内在地包含了动词成分。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一个声音在原始意义上可以指称一个动作。比如,在协同活动,“跑”这个声音是要大家离开现场,是往后跑的意思。就它包含了某个方向这一点来看,“跑”这个动词具有名词成分。但是,当新的协同活动要求大家一起往另一个方向跑时,方向性名词如前后左右便需要和跑这个词联用了。总的来说,动词和名词在原始意义上是浑然一体的。它们之间的分化来源于协同活动出现了新的要求。协同活动的要求越来越多,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相继产生并在不同语境中相互联用。语言便复杂化了。

   我们从协同活动出发分析语言的产生还需要注意到另一种原始语言形式,即:纯粹个人语言。设想一个独居者。他过着一种杂乱无序的生活,吃喝拉杂、躺卧行走等等都随心所欲,并不规范。这时,他完全不需要语言。但是,有一天,他在独自生活中出现了秩序化需求。比如,他对某种果子在秋天时出现在某棵树上留下印象,希望再次吃上这种果子;或者,他因为蛇咬过他而中毒而对蛇留下印象,希望避免遇到蛇;等等。这种秩序化需求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从此,他开始对周围物体进行利害或好坏分辨。这种分辨的最原始动作是指称或命名。这些指称主导着他的生活。比如,他用“食”来指称那些可用作食品的对象和吃这个动作,等等。无论是在声音还是在书写上出现这种指称动作,他的个人语言就出现了。这些指称会形成一些声音或书写符号。随着指称动作进入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或书写符号;并且,符号和符号之间也在经验中建立各种联系,并形成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满足了他个人的生活所需,主导着他独居生活,引导着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称此为纯粹个人语言。也就是说,他是一位独居者,并不需要和其他人进行交流,因而他的语言仅仅为他的独居生活所用。

   纯粹个人语言并非不可理解。对于独居者来说,如果在他的独居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外来人,而且这位外来人被他接纳了,那么,他就会和这位外来人分享他的语言,通过示范和教导来让外来人理解他的语言。即使他不愿意分享,外来人作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他的生活来了解他的语言。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独居者的纯粹个人语言并非一种不可理解的语言。当然,一旦它被外来人理解了,独居者和外来人就可以共同使用这种语言。根据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纯粹个人语言和那种所谓的不可理解的私人语言并非一回事。[5]

   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类词(种属概念)的出现。我们设想这种情况,人们在一次协同活动中指着某一动物,说出或写成“犬”这一符号。此时,“犬”所指称的对象是具体的和个别的。设想人们在另一个协同活动中遇到一个对象,它和人们记忆中的“犬”相似。这里,在语言上有两种倾向。其一,如果人们拥有足够仔细的观察并且能够对记忆中的“犬”和眼前的对象之间的差异进行区分,那么,人们就会使用另一个符号来指称它,如称之为“狼”。在这种情况下,“犬”和“狼”分别指称着不同的个别对象。每一个个别对象都和其他个别对象有某种差异。如果人们的观察力足够仔细,那么,即使是面对同一类对象,人们都可能在语言中使用不同符号加以指称。而且,这些符号一旦给出,它们只能适用于过去的经验对象并存留在记忆中。比如,一个养犬的人,他对他的饲养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的注意要远远大于对它们的相似性的注意。每一只犬在他的语言中都有单个指称或命名。这种语言倾向是面向经验对象的差异性,而不是它们的相似性,因而不会推动类词的产生。

其二,考虑到语言出于人们生存秩序化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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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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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宗教与哲学》(第三辑)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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