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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义雄: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更新时间:2020-06-06 22:19:03
作者: 吴义雄  
几位作者都结合两次英国使团的遭遇、特别是“叩头问题”引起的争端进行论述。(3)英人反抗及武力展示的作用。这几部著作都叙述了1741年英军司令晏臣(Commodore Anson)闯至广州迫使广东当局让步、1808年英军占领澳门、1814年和1830年特选委员会与广东当局对抗等典型事件。(4)突破清朝对外体制的尝试。郭士立曾与英商联手数次到中国东部、北部沿海冒险,德庇时推动过其中的“阿美士徳号”之行,他们都对这些事件详加记载,以展现突破既有体制之前景。47

   很明显,这几部著作记载的是有倾向和有选择的历史,用当今学术语言,可以说这种历史是在1830年代特定背景下,为论证对华激进主张的“正义性”而被建构出来的中西关系史。从那以后发表的众多学术作品表明,这种建构出来的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早期中西关系史的标准叙述。这里仅举一例。

   1848年,美国人卫三畏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总论》。他认为关于早期中西关系史,德庇时《中国人》的“前三章已经作了很好的叙述,故无需再做详细讨论”。48他对相关内容仅作简述,但进行了更具理论性的论述。他认为中国之排外态度来自于“对于基督教国家的资源、力量和目标之无知和畏惧,故拒绝与这些国家或其臣民无限制地交往”。49他写作本书时,对华激进派当年渴求的“条约体制”已经建立。他总结说,“1840年前的整个对华贸易史,是国家关系中阴郁且奇特的一章”。他承认“日常的、持续不断的贸易事务,而非条约或使节,构成与这个民族交往的内容”,但强调“那些被抱怨的弊害,就是装货的拖沓,在运往广州途中被窃取,官府年复一年颁布的谴责外国人犯下可怕罪行的谕示,胥吏走卒的敲诈,接触高级官吏的困难”,行商垄断产生的弊端,行商本身所受压迫,构成冲突的根源。50

   《中国总论》是19世纪西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中一部声誉卓著的著作,在20世纪也还有其影响力。1883年,卫三畏在去世的前一年将《中国总论》再版。将1883年版书中关于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内容与1848年版相对照,可以发现二者基本相同,字句方面则有些差异。1897年,卫三畏的儿子、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卫斐烈(Frederick Williams)“鉴于《中国总论》梓行半个世纪后,一部好的中国史依然难求”,将1883年版该书中关于中国历史的内容编为一部名为《中国史》的著作,独立成书出版。51

   这个过程可以显示,在特定背景下建构的早期中西关系史是如何进入中国史知识体系的。排外、自大、自我封闭的清政府拒绝与西方国家平等交往,导致与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激烈冲突,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认识。

  

   三、 国际法、“文野”话语与鸦片战争史诠释

  

   上述对华激进派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打开中国大门”。这也是英国政治家的目标。据德庇时说,1830年英国议会就终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举行听证会时,“有一份证词直白地宣布,‘这迟早会导致对华战争’”。52故他在评价1834年英国散商取代东印度公司主导对华贸易的意义时说:“一个最为重要的国家级实验开始了……其成功将会得到普遍欢呼,不仅因为事关巨大的国家利益,而且因为会确证一种相对新颖的政治经济学。”53不过,直到1830年代中期,对华战争问题还没有正式进入英国国家政治议程。对华激进派则希望加快这一进程。

   德庇时所谓“国家级实验”的重要一步,就是设立管理对华贸易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但清政府对这一“实验”毫不知情。故当英国驻华商务正监督律劳卑到广州要求“平等交往”时,两广总督卢坤无法接受这种未经商讨的改变。中英双方产生激烈冲突,其焦点在于:律劳卑以官员身份到广州,事先未经许可;卢坤通过行商与他交涉被拒绝,因为他要求与中国官方“直接交往”;卢坤要他退回澳门等待皇帝旨意,他招来兵船准备对抗——虽然最后在卢坤中止贸易的压力下被迫退走。按当时英商理解,律劳卑的要求意味着将“改善现在外国商人在这个国家面对的非常令人厌恶的关系基础,并反对其在商业活动中遭受的众多不公和烦忧”。54在卫三畏看来,整个事件本质上就是清朝拒绝了律劳卑代表英国“平等交往”之要求。55也就是说,英美人士都很清楚,律劳卑之所为是为了改变现状,他的失败意味着英国人寄予厚望的“实验”遭到了挫败。

   卢坤等拒绝按英人的要求改变对外交往方式,在当时被西人斥为“排外主义”(exclusivism)、“孤立主义”(isolationism),认为这显示其在虚幻的“天朝”优越感之下将西人视为不配平等交往的“夷狄”之心态。英国人又因律劳卑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将这位“英国代表”所受的“屈辱”当作英王和整个国家之“受辱”,由此掀起的“惩罚中国”的舆论,进入包括政府文件在内的各种文献,成为采取对华强硬政策之论据。这套话语也渐渐进入学术作品。近两百年来,“律劳卑之败”(Napier's fizzle)以及关于这一事件的解读,也成为很多史家叙述和诠释鸦片战争的必备内容。

   然而,一个国家(如清朝)如果采取“排外主义”或“孤立主义”,另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强迫它改弦更张?如果这个国家“拒绝平等交往”,又如何能够论证对它的武力征讨具有正当性或正义性?这是对华激进派在逻辑上要解决的问题。1831年,针对此前数年中英冲突频发的状况,两广总督李鸿宾等拟订《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奏准施行,引起英人极大不满。散商查典(顿)等在抗议该章程的禀帖中指该章程“与公道不合,大犯凌辱远商之情”,要求“代奏皇上,不必准行其实令生命难堪、赀财不可保之章程”。56粤海关监督中祥下谕批驳,其中说:“叩关通市必需遵守王章,航海贸迁岂可妄行滋事!该散商等如果自顾赀财,正宜照常交易。若苦功令之拘牵,以己私为未便,该散商等尽可收回买卖,勿劳重译远来,何必疑惧□商,多为饶舌!”57中祥这几句话,后来被西人当作“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典型话语,在很多论著中予以抨击。但是,这种“你不满意可以不来”的简单逻辑,如何加以驳倒?

   有的对华激进派认为可以诉诸国际法。近代欧洲逐渐成熟的国际法体系,成为西方各国相互交往之准则。故若使用国际法语言做辩护,有利于其观点被各界接受。如裨治文的一篇文章援引英刊《季度评论》的言论:“就因为中国拒绝与外国形成商业关系,她就可以置身于国际法的范围之外么?”回答是“不行”,因为中国皇帝及其臣属不能自外于国际法。58这种言论在国际法和开放贸易之间划上等号。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奥贝尔之书对清政府指责甚多,但他也说,一国之统治权他国无权干涉。针对中英贸易问题,他说:“一国可仅在其认为适当的条件下许可他国贸易;如果没有条约,她在任何时候都可按其意愿撤回、限定或修改这种许可。”59这种言论对于对华激进派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按奥贝尔论述的原则,清政府限制贸易,李鸿宾等制订《防范夷人章程》,都是合理的。这样,反驳中祥上述言论的基点又如何建立?

   援引国际法为武力侵华辩护的论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地臣。他的小册子从奥贝尔书中采择史料甚多,但他对后者的上述言论则予大段反驳。他认为要联系实际情况来讨论中国是否有拒绝的权利,即是说,中国长期与西方贸易为自己的权利“带来了限制或设定了限度,并且导致自己须服从特定的责任,承担特定的义务,而正义的原则——国际法原则禁止其退出这些责任和义 务”。60马地臣大段征引18世纪瑞士国际法学家滑达尔(E. D.Vattel)的著作《国际法》61来证 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主要的原则是:人们有天赋之权共享地上万物,通过商贸交换各自所需物品,故“人们有责任相互贸易……这种责任也扩展至整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商业贸易进行……整个人类便因此共赢。这就是各国对等互利发展贸易的普遍义务 之基础”。62马地臣评论说,中国是否有权“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排拒在外”,已经无需讨论了;而且,中国在过去两百年当中与英国贸易,实际上“已经授予我们(进行贸易的)全权,比如说伴随有强制(中国)完成相应义务的权利”。63

   但是,马地臣发现他依据的这部《国际法》接着就有一段文字与他的主张相冲突。滑达尔说,国家对“(另)一国贸易的简单许可并不赋予其完整的贸易权”,因为这种许可并不意味着“你此后也享有同样权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改变自己的意愿”。马地臣辩解说,对这一权利应加以“相当的限制”,因为这种许可会令前来贸易者产生较大预期,投入巨大资金,冒着重大风险以建立贸易事业,在此情况下,前者给予的就不是“简单许可”,也不可以“改变意愿”。64

   马地臣对奥贝尔和滑达尔著作的实用主义式使用显然减弱了他的论辩力。当时与他持相同论调者固不乏人,但据国际法原则以反对其主张的也大有人在。斯当东就认为,英国政府设立驻华商务监督,事先并未征得中国同意,这种做法与当时西方的相关领事法规相抵触,中国官方的反应完全合理。65这也是运用国际法来质疑英方做法的合法性,反驳对华激进派利用律劳卑事件掀起的舆论。

   更系统的论述来自美国一份刊物《美国和平辩护》。一位名为威廉·麦特森(William Matson)的作者根据滑达尔《国际法》,全面反驳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在他看来,那些激进派主张“显示了危险的趋向,且与自然正义和公认法律相违背”,“拥有独立主权的中国政府有权决定其与他国交往之条件,或者干脆禁止与他国交往”,这也是欧洲各国政府普遍承认的;即使中国在武力压迫下签订条约,“她在道德上也没有必要遵守它”。他认为《中国丛报》作者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无法回答“如果没有违反国际法,中国政府无权决定自己的事务吗?”这样的问题。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以三页篇幅摘出滑达尔《国际法》中关于贸易权的条款,以表明任何国家都有权拒绝与他国贸易,“受影响之国则无权抱怨此禁令”;“任何一国可依其意志决定其是否与他国贸易”,并为贸易规定适当条件。66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将滑达尔书中提及中国的部分摘了出来:“国家和个人都有义务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而相互贸易……如果一国发现其所处之境况令其认为对外贸易置其国于危险,则她可以放弃或禁止贸易。这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之所为。”67

   其实,除以上作者所引外,滑达尔《国际法》中还有其他条文涉及中国。68滑达尔的《国际法》在国际法学发展史上可能并无重要地位,但却是19世纪前期在英美十分流行的国际法著作,发行量极大,流传甚广,被称为“外交家特别是领事的圣谕”。69以上所论说明,在当时以该书为代表的国际法体系,在法理上显然是对华激进派主张的一大威胁。他们固然可以抽取某些条文作为自己的论据,但国际法原则在总体上反而对清政府有利。

   在此情况下,对华激进派的策略是将国际法论证为“文明世界”的规则,而中国却非“文明国家”,故不能享有国际法之保护。

1833年底,英国商人哥达徳(J. Goddard)论述对华关系问题,就说“史实表明,文明的原则在应用于野蛮的或半文明的民族时不可能达成任何目标”,试图将文明的准则用于中国等国,只能招致挫折和屈辱。70在1830年代,这种观点越来越普遍。广州的英文报纸上常有“国际法只存在于文明国家之间”,而中国则非文明国家之类的说法。711835年1月《中国丛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主张在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的过程中,“不能将其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对待”。72戈登的小册子称,由于中国采取排外政策,这意味着其“自外于国际社会,故不能享有国际法之保护”。73林赛在1840年又写了题为《对华战争是正义之战吗?》的小册子,说虽然“不应挑战外国人应遵守所到之国法律”这样的国际法规则,但“前提是在文明国之间”。74卫三畏在评论阿美士徳使团的失败时也说,清朝拒绝了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代表英国的尊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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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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