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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议会思想

更新时间:2020-06-05 21:41:11
作者: 茅海建 (进入专栏)  

   摘    要: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议会思想与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与思想本属两途,有着性质上的差别。康、梁议会思想的资料来源,皆为中国儒学经典与中国历史。这正说明了康、梁对西方近代议会制度缺乏充分的了解,并有着很大的误解,故用中国经典去比附。若称“戊戌变法学习了西方的制度与思想”,很可能只学习了外形,康、梁并没掌握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的真精神。

   关键词:康有为; 梁启超; 戊戌变法; 议会; 议郎; 制度局;

  

   首先,我必须声明:我过去一直研究政治史,思想史是不敢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经学与西学功底比较弱。然而,我研究的是戊戌变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是一个核心问题,是必须要详加说明的,是绕不过去的。我原以为这个课题不会太难做,自己多看一点,别人的研究再参考一下,这一条河大约还可以过得去。

   一旦真正进入之后,我才发现这一条河很难过。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与他的经学思想相联结,也与他的西学观念相联结。过去的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许多核心问题都是绕着走,真是多处有断桥。我只能是脱鞋下水,自己再趟上一遍。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研究思想史,当然仅仅只是研究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很一长段瓶颈时期。六年过去了,我的这项研究才大体完成。今天的演讲,说的是我这几年的工作内容,当然只是一部分。我想,我今后不会再研究思想史了,仍然回到政治史的老路上去,剩下的问题,留着让学生去做吧。为此,我去年招收了一名研究思想史的硕士生。

   我之所以先说这些话,是想表白自己是个新军,水平有限。我的看法与先前的研究有所不同,但我也不一定正确。历史学之所以无法完全成为科学,就是没有办法进行实验,以能证明自己的正确。

   由此而进入到演讲的正题。

   戊戌变法过去被称为“君主立宪制”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一说法已被台北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彰健院士和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孔祥吉教授所击破。他们证明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戊戌时期康有为并没有提出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设计。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时期也确实提出过议会,当时的名称为“议院”。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康、梁头脑中的议院究竟是什么概念?他们的议院思想是否采自于西方?也就是说,康、梁头脑中的议院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议会是否同一概念?

  

   一 “通下情”的“议郎”

  

   1895年6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清朝的改革计划(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三书》)。此时正值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完败于日本,被迫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光绪帝谕旨中亦有“卧薪尝胆”的词句,许多疆吏与朝臣上奏要求改革。而康有为上书内容十分注目,提出了“通下情”的建策:

   夫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同忧共患,结合民志。昔汉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1

   康有为的这段话,是其戊戌时期对议院最完整的叙述,经常被研究者所引用,并将之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连接。然而,康在这里讲的真是西方议院吗?好在康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关于“议院”的论据,我们正可以一一分析其思想资源:

   一、 “大疑大事”一句,见于《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其中提到了君主、卿士、庶人、龟(甲)、筮(草)五个要素。康有为挑出其中的一项,便称“谋及庶人为大同”。

   二、 “进贤、杀人”一句,见于《孟子·梁惠王下》:“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指出,君主为了避免用错人,在晋升、罢免、惩治时要征询左右、诸大夫、国人三方面的意见。这段话康引用最多,称此即是西方的议会。

   三、 “盘庚则命众至庭”一句,见于《尚书·盘庚篇》:“王命众,悉至于庭。”《盘庚》三篇,皆是盘庚对贵族、臣民的当面训词,康有为重视的是盘庚与贵族、臣民之间的直接交流。

   四、 “文王则与国人交”一句,见于《礼记·大学》:“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原文讲的是仁、敬、孝、慈、信五个儒家治国的要义,康有为却突出了文王与国人的直接交往。

   五、 “四目四聪”一句,见于《尚书·尧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其大意是舜宣告正式即位后,问询于四方的诸侯领袖,打开四方的大门,以能够看到四方,听到四方。康有为认为君主能倾听各方的意见就是议会之意。

   六、 “询谋询迁”一句,《周礼·秋官·小司寇》称:“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蔽谋。”小司寇是一小官,其职是负责在朝中乃至向“万民”征询意见。《周礼》是古文经,康有为此时虽主张“新学伪经说”,强调今文经,但为了政治之需要,仍在引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七、 “汉有征辟有道之制”,说的是汉代官员的一种选拔方式,主要是征召有名望、有才华的人士到朝廷做官;“宋有给事封驳之条”,说的是宋代官员给事中的职权,其中包括对皇帝谕旨的封驳权。

   八、 “三占从二”一句,见于《尚书·洪范》:“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此句之后,即是前引“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占”是占卜之意,古人占卜三次,取其多数。康有为颇爱引用此典,即取多数之意。

   以上康有为所引用的思想资源,基于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且多处属于断章取义。也就是说,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并非得自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经义。值得注意的是,康称“约十万户而举一人”,这里的“举”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所用“选举”一词基本是投票的意思,然而中国古代的“选举”是铨选,是选官制度,其对立面是世袭制。康还称“令士民公举”“因用汉制”,我以为,应当是由乡贤和官员进行推选,而不是投票形式的民选。由谁来最后决定“议郎”的人选?康在不久后的《上清帝第四书》中又作了解释:

   至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2

   由此可见,“议郎”被推举后,仍由皇帝决定最终的人选,“输下情”“便筹饷”是他们的职责。至于“用人之权”,即政府官员的任免——这在西方议会中是最重要的权力——不属于“议郎”的权力范围。他们可以彰显皇帝的德行,而不会减损皇帝的权力。

   由此再来看康有为提出的具体方案:“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这些“议郎”实际上是皇帝的政务咨询顾问。康又说,“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从表面上看,与西方的议会权力比较接近,然皇帝仍是其中的指导者。假如我们用今天的西方政治学概念来比对,这些在武英殿入值的“议郎”“会议”,不属民主政治,而是君主与精英的联合政治(用梁启超的说法,是“君民共主”,后将详述),即君主向精英们开放一部分政治权力。当然,这种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对比,也不是精准的。

   由此再来做一判断——康有为提出的“通下情”为目的的“议郎”,与西方近代的代议制议会相同吗?我以为,从基本精神来看,应属两途。这是必须加以区别的。

   如果再往前追溯,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康有为最早谈到议院的,是作于1888年《论时务》一文。康在这篇文章中主张在省和州县一级设置议院,而在国家一级不设置:

   中国之俗,绅士入局及集明伦堂,已有下采民言之意,近欧洲议院矣;其在朝廷,每有大事,下王公、九卿、翰詹科道议,此则欧洲所谓上议院者也……中国素尚国体,若朝廷设议院,则国体不尊;中朝素壅民情,若郡县不设议院,则民情不达,此中国之所宜也。

   康有为设计的议院,由官员、富人和“乡贤”组成,用康的话来说:“天下有权力者,贵也、贤也,富也,三者用,则天下可运诸掌。”其设立议会的目的仍是下情上达。然从其设立议院的思想来源,康提到了“欧洲”,但没有细说,强调的却是本国思想资源:

   或曰:议院于今宜行矣,如于古无征何?诘之曰:《洪范》言“谋及卿士”者,上议院也;“谋及庶人”者,下议院也。盘庚进众于庭,吕、郤、宁武入民而誓,大司徒之询国危、询国安、询国迁是也。3

   此中《洪范》《盘庚》两条,前面已经说明。“吕、郤、宁武入民而誓”一句,“吕”为吕甥,“郤”为郤乞,皆晋国大夫,此处指两人拥梁惠王回国之事;“宁武”,宁俞,卫国大夫,此处指宁俞拥卫成公复国事。两事皆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二十八年,《左传》为古文经;且此两件事与议院形式与功能的差距甚大。康有为以后不再引此典。“大司徒询国危、询国安、询国迁”一句,前已说明,本是“小司寇之职”;称之为“大司徒”,是康误记,而称之“询国安”,又是“询立君”之讳言。

  

   二梁启超说中国古代“议院”

  

   再来看梁启超。

   1896年11月,康有为的头号门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以宣传康的议会思想。梁启超开篇即称:“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这两句话已经说明了梁对西方议院制度及其精神的误解。而梁在此笔锋一转,称中国古代亦有议会之意:

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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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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