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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龙 赵佳程 时卫平: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更新时间:2020-06-05 11:03:44
作者: 刘金龙   赵佳程   时卫平  

   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环境问题仍在不断地恶化。尽管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和社会基础去建立一个更加亲近自然的绿色社会,但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存在着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路径依赖,不仅难以形成主流的社会运动,而且难以形成政治决策推动生态文明或者类似的亲自然的发展战略。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不希望成为他国人民生产和消费模式效仿的对象,甚至担心发展中大国,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等遵循美国的消费模式和发展路径。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沿袭了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和发展路径。在当今环境管理与哲学、发展、工业化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的研究、解决问题的实践和社会运动或民众启蒙学习等方面,与北欧、北美,甚至日本、新加坡、南美等新型发达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存在全面的差距。就笔者接触的西方学界,大凡表现出对中国发展存有忧虑的学者都认为:中国走在一条被西方已经证明行不通的发展道路上,这将进一步加深全球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危机。

   就整体而言,人类在资源与环境等主要议题上尚没有在哲学、思想、方法上达成共识,没有从根本上形成自洽的理论逻辑和技术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西方环境管理思想和实践,一方面依然固守欧洲文明“一分为二”的哲学基础,总要分出一个中心,或主次,要搞清楚相互间(机械)的联系;另一方面,越来越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在不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结构的前提下,将人和自然捏合成一个整体,探索环境管理的思想、科学、方法和技术,寻求解决面临环境问题的答案。这些在向传统的东方哲学靠拢,强调“合二为一”“和”或“统一体”。

  

   二、生态文明的话语隐喻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一词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和治理体系研究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国主流文献中的生态文明可归纳为下列三种类型的涵义,其差别是在其背后的隐喻。

   (一)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对应的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是在探索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在数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类人猿对地球变化影响十分有限,而环境变迁影响着人类的进化、繁衍和迁徙。数千年来,农耕和游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有限的,缓慢的,这为生物物种及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在文化景观中共同进化的机会。这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等农业文化遗产中得到充分体现。

   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重构了“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等方面的关系。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标志,将人类带进了工厂时代、电子时代和智能时代。工业革命以来,在环境变化成因中人为因素的权重越来越大。若环境变化是渐进的过程,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尚可以适应。一些人为因素致使环境发生突变,物种、种群、地球生命系统都难以适应这些变化,导致物种消失、生态退化和气候异常,反过来人类又不能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导致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中断(Rees, 1999)。因此,先行工业化国家努力有所作为(Settele and Spangenberg, 2013),促进生态创新(Rennings, 2000),放缓改变的速度,提高生物和人类的适应能力(Settele and Kuhn, 2009),阻止生态系统服务崩溃。

   出于对人类生存和地球安危的担忧,人类在自觉思考并呼吁新的文明形态(俞可平,2005;牛文元,2013)。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翻过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一页,而转化成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生态文明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推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生态化。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实践探索和理论逻辑尚处于探索或启蒙阶段。表1展示了不同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定位、主要技术、能源变革、主要产业、社会组织、空间范围、文明延续时间等。现有的生态文明研究并没有就主要技术、能源、主导产业给出清晰的答案。生物和信息技术可能出现重大突破,可再生能源应当会代替化石能源,环境和文化产业有可能代替工业和金融业成为领军产业。这些可能的技术突破、产业变迁会怎样改变人类自身及其组织模式,本文很难作出判断。笔者猜想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层制组织模式可能解体,而被扁平的,人民自主的网络和协同所代替,核心家庭主导的社会可能会进一步解体为更加原子化的个人或单亲家庭。工业文明强化了国家,形成了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全球事务,而在生态文明时代,全球化会进一步加深,真正实现地球村。从人类历史来看,原始文明经历了百万年量级的历程,农业文明经历了万年量级的岁月,而工业文明只有百年量级的历史。

   然而,工业文明行将结束,工业文明时代即将逝去的判断,很难得到政治家、广大人民,甚至包括对全球生态环境充满忧虑的科学家广泛的认同。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波澜壮阔,极大改地提高了人类福利水平,彻底摆脱了人类总是在低福利水平上经历“技术变迁-福利改善-人口膨胀-低福利水平-技术变迁”循环往复的变迁历史。工业革命似乎不断爆发出新的青春,人类仍然拥有对未来生活的无尽想象空间,依托人类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而仰望无尽的未来,如数字网络那样改变我们的生活,重塑人与自然。人类正在酝酿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环境为代表,配置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智能科技,人类可能进入绿色工业革命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正试图解决前三次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资源和环境危机问题。在德国、瑞士、挪威、芬兰、丹麦、斐济、尼泊尔、不丹等局部地区,非人类中心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可持续发展等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在南美、非洲、欧洲等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被接受。中国也有少数学者偏好这一视角,从哲学、人类发展史维度思考人类的发展道路,反思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展模式、伦理道德,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人类中心主义长期主导了各国和人民的发展行为(陈伟华,杨曦,2001)。“人类在走向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肯定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

   (二)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理念牵引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和国家发展十分重要的特色之一。中华民族治国理政具有重视理念牵引这一优良的历史传统,比如提倡仁政、爱民、重农主义,“治山治水方可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理念已经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换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的发展理念。从中国发展话语的切换来看,资源和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20世纪末,将计划生育、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基本国策,21世纪初开始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议程中十分重要的话语之一(荣开明,2011;解振华,2013)。我国媒体、商界、政界和绝大多数学者所讲的生态文明都同此意。发展视角的生态文明背后的隐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切换,这不是评判过去发展模式的优劣,而是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可对应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要求用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尊重和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周生贤,2008),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与西方弱人类中心主义比较接近。

   (三)问题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对资源和环境产生沉重的压力。农业上过多地使用化肥、农药、地下水,对海洋湖泊过度捕捞,牧场过载,森林过度采伐,土壤污染严重,我国食品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我国是资源大国,却是人均贫国。以人均来算,中国人均水资源量、耕地面积、森林蓄积量、化石能源储备和矿产资源储备分别是世界的平均水平的25%、40%、12%、50%和58%(沈镭等,2018)。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6年中国消耗了43.6亿吨标准煤(国家统计局,2017a),约占全球能源总消耗量的23%;石油消耗量达5.79亿吨,其对外依存度上升至68%(BP集团,2017);钢铁真实消耗量约为全球的43.51%(Worlsteel Assocition, 2018);水泥消耗量达23.9亿吨(国家统计局,2017b),约占全球主要生产国总产量的76.57%(国家统计局,2018)。铁矿石、铜铝矿、油气等其他矿产资源和能源保障能力面临较大考验(周维富,2014)。我国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率低,畜禽养殖已经成为部分水源地最重要的污染源。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难以令公众满意。2017年,中国作为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超500亿美元,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其中我国进口了9554万吨大豆,占世界贸易量的60%以上。

   环境治理投资巨大,污染排放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7》提供的资料,2016年,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达9200多亿元,环境投资力度空前;污染排放十分严重,其中废水总量高达71.11亿吨,化学需氧量达1046.53万吨,氨氮达141.78万吨,总氮达212.11万吨,减排压力十分巨大。这其中工业占了大头,在总排放量中,工业二氧化硫占90%左右,氮氧化物占到70%,烟粉尘占85%左右,重金属和持久性的有机物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放。2017年,在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只有9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中国已经无法承受传统工业国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高红贵,2013)。

   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治理体系的重新构建。混乱的环境治理主体关系及单一的环境治理工具增加了国家环境治理的成本。在治理主体关系层面,要关注央地矛盾、政商关系,作为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主体的社区长期被忽视;在治理工具方面,新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仍然在探索,碳汇交易平台遭遇诸多困境,区域环境协商机制仍未确立;价格机制的作用仍然有限。应对现实问题,提升治理能力,降低治理成本成为首要任务,重构治理体系成为重中之重。

   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和问题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是一体两面的。提出问题、准确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念是连在一起的。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后,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界尚没有充分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就纷纷介入对生态文明的解读中,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各层级和各领域的思考和实践中(谷树忠、胡咏忠、周洪,2013)。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部门介入生态文明的解读中(白杨等,2011)。生态文明在一段时间内被解读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简单加总,延续了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的基本部门利益诉求(黄勤、曾元、江琴,2015)。然而,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四梁八柱”基本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越来越清晰,基于本部门或本地区利益而对生态文明的解读越来越淡化。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早期,刊出的生态文明论文,客观地体现了各级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诉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溯源

   (一)传承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炎黄子孙崇尚自然主义,敬畏万物,完善自我。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行,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金瑶梅,2018)。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即主客体相融(吴伟佳,2013)。道家强调人要尊重自然、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人必须顺应自然,方可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刘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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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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