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永春 李玉君: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再探索

更新时间:2020-06-05 10:18:52
作者: 赵永春   李玉君  

   近年来,一些学者引用西方和日本学者有关“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定义,试图对民族重新进行定义。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说:“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1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1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我看来,‘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12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更是强调“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3等等。旅日学者王珂认为中国所使用的“民族”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他认为日本国粹主义代表人物提出的“民族”概念,是指“政治共同体”,是“国民”的意思,所表达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所构成的‘一个国家’才是最优秀国家”的思想。王轲虽然不赞成“民族”一词从西方传入,但又说“日语中的‘民族’一词来自于英语的nation”,所表达的涵义“既是民族,又是国民”14。

   在引用西方学者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权民族”等强调民族政治性与国民性民族定义的基础之上,宁骚认为“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因此他主张将“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与“ethnic groups”对应起来。认为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民族”只能称“族”(如汉族、蒙古族等)或族群,不能称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等)15。

   马戎赞成宁骚的观点,他引用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种族’是‘以基因遗传的群体’,‘民族’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群体’,而‘族群’是‘文化群体’”的相关论述,认为“只有在翻译‘中华民族’时才使用nation一词,在翻译56个‘民族’或其中一族时,只应使用ethnic group(s)。如中国的‘少数民族’应译为ethnic minorities,不宜译为minority nationalities,在涉及具体族群(如藏族)时,应译为ethnic Tibetans,避免译作Tibetan nationality,因为目前国际上对nationality的通常理解是国籍”,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提法,同时把56个‘民族’在统称时改称为‘族群’或‘少数族群’,在具体称呼时称作‘某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是‘某某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认为这样改称可以将民族问题“政治化”,而将族群问题“去政治化”即“文化化”,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16等等。

   兰林友也认为“用民族指称包容性的中华民族是适宜的”,主张“以族群概念替代56个民族的概念”17。徐杰舜赞成马戎的观点,认为“‘国权’和‘族权’应该统一,现在已经到了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时候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了族群概念作理论基石”,他认为“所谓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也强调“族群”的文化属性,与“民族”所强调政治属性相区别18。

   周平强调:“‘民族’(na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atio’,意为‘一个出生物’(a born creature),后来意指以真实或虚构的同一血统或种族的生活团体为基础的社会集团,这一集团共同体只限于超越于每个家庭之外的部族。”“中世纪的中后期,随着王朝国家的普遍化,王朝国家通过政治方式、经济方式和文化方式对国内居民的整合也日渐突出。这样一些由王朝国家的居民整合而成的群体,也被称为民族(nation)”,认为“‘民族’(nation)概念的广泛使用是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建立和普遍化为前提的,‘民族’(nation)概念包含着深厚的国家内涵,所以常常被作为国家的代名词使用”,“民族,并不是单纯的‘nation’,而是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nation’,即‘nation state’中的‘nation’,是典型的政治民族”19,也强调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与国民、公民的涵义相同。

   这些学者多赞成西方学者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创造了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等相关论述,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学者的民族理论,“跳出斯大林设定的有关‘民族’定义的4条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框架”20,重新对“民族”进行定义。

   其实,这些西方学者的民族定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个别学者在论述“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了“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的著名论断,被一些人视为经典。实际上,霍氏的说法就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按照霍氏的说法,民族是国家创造的,没有国家即没有民族。按此理解,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民族就不应该有民族主义呢?如是,“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岂不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实际上,民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人类群体,历史上的不同人类群体都是自然形成的,如他们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及生活习俗等,并不是人为构建的,人们只是对这些客观存在的人类群体进行理性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引导和改造而已,包括我国建国初年的民族识别也是对这些客观存在的人类群体进行识别和认识,至于这些识别和认识是否正确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无论如何都不是主观的无中生有的人为的随心所欲的构建出来的。

   其次,这些西方学者有关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说法,在国外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同,早在1903年梁启超向国人介绍的伯伦知理的“其始也同居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经济)”八个特征的民族概念就与这些概念有很大不同,相反倒与后来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概念十分接近21。美国学者马拉达特也不赞成“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说法,他曾说:“‘民族’(nation)一词经常被当成‘国家’(state)或‘国度’(country)的同义词来使用。严格说来这是不正确的,但这种误用经常见诸政治领袖和一般民众。准确地说,‘民族’一词不具有任何政治含义。事实上,民族的概念并不是政治性的,它是社会性的。”22认为“民族”不具有政治属性。美国学者鲁尔克不完全赞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说法,他认为,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有五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理想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模式。其他四种‘龃龉’型关系包括: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国家;多个民族多个国家”,他认为“仅有10%的国家接近理想型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人口的90%以上同属一个民族,而且这个民族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个国家”23,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家类型不过占全部国家类型的十分之一而已。斯大林在提出民族四特征的民族定义之后,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等人也曾向斯大林建议,“给民族的四个特征,加上第五个特征,这就是:具有自己的单独的国家”,斯大林不同意,批评梅什柯夫等人说:“你们所提出的、给‘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个特征的那个公式,是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24说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具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涵义,没有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非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定义,不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 文化概念”25。

   以上可以看出,上述学者所说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概念,并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不过是广义民族中的“国族”概念而已。这些学者试图用“国族”的概念取代民族的概念,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因为,“国族”只是广义民族中的一部分,既不包括狭义的民族,也不包括其他众多的广义民族,不具有普遍意义,与斯大林所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不属于同一层次。因此,“国族”概念不能代替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

   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学者的相关民族定义是指“国族”,因此又对“国族”重新定义,谓“国族是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它以一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更由于与国家内部结合而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实质上就是政治共同体”26。这些学者对“国族”重新定义,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族”与“民族”的不同,无疑是十分可取的。

   无论怎样给国族定义,“国族”都应该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按照这一认识,我们完全可以说,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族”。上述引用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多认为“国家”和“国族”都是近现代以后形成的,古代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国族。其实不然,中国古代也有国家27,也应该有国族。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可以分为占据中原的统一的或大体统一的“国”、分裂时期的“国”和边疆民族政权三类,这三类政权都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并且完成了“公共权力的设立”28,设有管理民众的一套官僚机构和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具备一般国家形态,可以称之为古代的“国”或“国家”29。既然古代也有国家,那么,古代就应该有“国族”。如,唐王朝境内不仅生活有汉人,还有鲜卑人、内附的契丹人、突厥人、高句丽人等等,“唐朝民族”的概念就应该包括这些列入唐朝户籍的各族人,因此,“唐朝民族”就是“国族”;辽朝境内不仅包括契丹人,还包括大量汉人、奚人、渤海人、女真人等等,因此,“辽朝民族”也是国族;其余王朝,如宋朝、金朝、元朝、明朝、清朝等,也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这些王朝的民族也都是国族。也就是说,“国族”的概念不仅是指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也应该包括古代国家的民族。因此,仅仅将“国族”说成是近现代的产物,并试图用“国族”颠覆“民族”,无疑是不合适的。

   以上可以看出,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定义,不过是指国族而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取代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定义。有的学者虽然已经意识到一些西方和日本学者所说的民族是指国族,因此,又为“国族”重新定义,但这些学者又试图用“国族”概念取代“民族”概念,不仅混淆了广义民族与狭义民族的区别,还将广义的民族与狭义的民族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必居其一,不能共存,是不正确的。其实,广义民族与狭义民族可以共存,且二者身份可以兼备,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如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民族都是狭义民族,每一个狭义民族不仅具有狭义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身份,同时也具有广义的中华民族(国族)的身份。狭义的民族不具有政治属性,只有广义的“国族”才具有政治属性,狭义的民族认同必须服从广义的国族认同。国族(如中华民族)与狭义民族(如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如同国家与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一样,属于高层次民族与低层次民族之间的关系或上下位的关系。如果国族与狭义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如同国家与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出现问题一样,绝不是通过改变族称或改变省市自治区的名称所能解决的。因此,我们试图通过用“国族”颠覆“民族”的办法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三、不能用“族群”颠覆“民族”

“族群”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很快受到一些学者青睐,并被炒得火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599.html
文章来源:《文史哲》2020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