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利芳: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20-06-01 18:02:48
作者: 李利芳  

   摘 要:我国儿童文学学科迫切吁求着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人类学视域对我国现代早期儿童文学学科曾发生过重要的思想滋养,新时期以来有一定传承。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学术领域,艺术人类学引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聚焦于以人类性意识、整体性观念和跨文化视角确立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化坐标,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为旨归,汇通我国历史文化根脉,解决儿童文学事业广博的文化资源的问题。论文对这一跨学科研究的拓展空间及其可能性议题展开了初步论证。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儿童文学;文化自觉;活态文化;神话与原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17ZDA272)

   作者简介: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艺术人类学在我国获得自觉建构与推动主要在新世纪以来,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但在学界看来,在我国具备艺术人类学属性的研究自古就有,最早追溯到《山海经》《礼记》等,近代以来文化学、民俗学角度的研究也很多。[1]艺术人类学主张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研究艺术,它关注艺术与人类的本原联系,聚焦艺术是一种多层面的、复杂具体的人类行为这一现实,特别强调其与所在社会语境的密切关联。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充分的原始性、民族性、日常性、民间性等特质,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具有先天的跨学科属性,在晚近以来体现得更为充分。艺术人类学对艺术品与其所属社会文化过程、物质文化空间的关注,对艺术能动性的重新思考,对艺术的全人类性的意义追寻等,为我们在整体方法论层面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视窗,特别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

   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自觉发生时,有关儿童文学讨论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便是文化人类学,代表人物如周作人、赵景深等,从原始思维、复演说等角度阐释过民间童话的儿童教育价值,也由此深入到对儿童文学基本文学特质的勘探中。新时期以来,对这一学术传统有批判继承,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班马从“前艺术”“前审美”的视角对儿童文学的艺术审美发生论有过耳目一新的专论。但由于艺术人类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热门的研究与讨论其发展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情,因此该学科至今还鲜有明确与儿童文学学科建立关系的详论,不过在个别学者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了儿童文学文本(如叶舒宪对《哈利波特》的研究)。基于我国儿童文学学科与人类学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关系,新近发展的艺术人类学又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鲜活的、充满生机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可能,因此将艺术人类学引入我国儿童文学,会实现一种崭新的跨学科拓展研究。

  

   一、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滋养下的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及学术发展

   我国儿童文学在现代发生时,在“儿童”之外的学科门类里汲取营养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学”“教育学”视角,与以“人类”“早期文化文学资源”为中心的人类学视角交叉、融合,形成20世纪前30年我国儿童文学学科主要的话语资源与表达内容。这符合儿童文学诞生初的文化特性,原始文化、民间文化资源是滋养儿童文学的母体,自觉形态的儿童文学是逐步从这二者中脱胎而来的。从“前儿童文学”时期对其的自发依赖,到儿童文学学科诞生后的自觉吸收利用,这是一个本质的转变过程。

   1.童话领域。我国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发生时,无论是作品呈现还是理论研究,均以“童话”一词为中心。我国学界普遍认可“童话”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是孙毓修编辑出版《童话》丛书(1908),但据笔者考证,在1905年《教育杂志》译介自日本的《适切于幼儿谈话之类及其教育的价值》一文中,已出现“童话”,并释义为:“童话者,等于寓言,但必用多缠物语之体”。1912年,周作人发表《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目前看,这两文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最典型的论述儿童文学的理论文献,在其中周作人提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由此看,我国儿童文学发生时,在初始阶段,滋养其生成与发展的主要学科来源有二,一是民俗学,二是儿童学。而民俗学主要来自于周作人在日本所接触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英国的Andrew Lang的成果为主要学术资源。当时作为方法论汲取的主要目的是以古证今,即拿对原始人的认识来判定今天的儿童,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复演”,所以一度流行的是“复演说”。

   1920年,“儿童的文学”概念出现后,随后的分体研究中以“童话”最为集中,成果最多,这受益于其时的“民俗热”与西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愈日提升的影响力。Andrew Lang, E.S.Hartland, J.A.Macculloch等西方人类学者的著述思想在当时被频频使用。1922年1月9日至4月6日,赵景深和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共写了九封信讨论童话。1922—1928年,系列研究童话的文章出现。1924—1927年,赵景深或编或著的《童话评论》《童话概要》《童话论集》,更将童话研究成果集束性展现。

   2.儿歌童谣领域。周作人在注目童话的同时,也于1914年发表《儿歌之研究》《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都延伸了以民俗资源用于儿童教育这样的文学目的。从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在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研究运动所带来的热潮中,民歌的民俗的文学的价值关注更在首列。1922年12月《歌谣》发刊词指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在此文化土壤中,儿歌童谣的研究取得进一步发展,代表性文献有冯国华《儿歌的研究》(1923),周作人《读<童谣大观>》(1923)、《吕坤的<演小儿语>》(1923)、《读<各省童谣集>》(1923),嘉白《童谣的艺术的价值》(1923),江鼎伊《我与童谣的过去和将来》(1925),褚东郊《中国儿歌的研究》(1926),顾颉刚《<广州儿歌甲集>序》(1928),崔载阳《<广州儿歌甲集>序》(1928),钟敬文《<孩子们的歌声>序》(1928),黄诏年《<孩子们的歌声>自序》(1928),戚维翰《儿童的歌谣》(1929)等,一直延伸到1930年代。这其中,民俗学的学科营养非常重要。

   3.神话传说领域。儿童文学学科范围内的神话传说研究与我国神话学的发展关系密不可分,“1903年第一篇神话学论文发表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神话学的萌芽阶段……从20年代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中国神话学的奠基阶段”。[2]从1927年到1929年,黄石的《神话研究》、玄珠的《中国神话研究ABC》、谢六逸的《神话学ABC》等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儿童文学学科对神话学的应用与研究发生在其从萌芽到奠基的这个阶段中,主要聚焦在神话传说是否适合儿童阅读与如何利用的问题。代表文献有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神话的辩护》(1924),方秉性《补助读本的必要和拣选的标准》(1922),以及朱鼎元《儿童文学概论》(1924),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1928),陈伯吹《儿童文学研究》(1934)等专著,均肯定了神话传说对于滋养儿童空想和趣味的重要价值。但同时要注意,到了30年代,神话逐步淡出主流儿童文学界,甚至有反对的声音,如葛承训《新儿童文学》(1934)。

   4.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早期运用于儿童文学研究后,30年代中后期后便逐步中断了。直到新时期以来,学界又开始承续“五四”时期的传统,但同时对其有反思,代表学者是吴其南。他在1990年著文[3]冷静地剖析了何以“复演说”在当时的中国被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儿童,从积极的层面肯定了“复演说”的历史贡献,细致解剖了其中的若干艺术理论命题,如“复演与原型”,原始文学思维的特点等,但同时指出拿原始思维简单比附现代儿童思维这中间存在的问题。但是吴其南最终还是指出,在科学的基点上深入比较原始文学、儿童文学甚至成人文学的异同,这依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并期待后来者能出新的成果。1990年王泉根[4]在引入皮亚杰关于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关系的论断的基础上,指出其对于弄清儿童审美意识的本原及其历史发生,把握儿童文学的审美本质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5.新时期以来跨学科意识最强的一位儿童文学学者是班马,他的研究融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多学科,提出了很多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儿童文学学术观点与概念,至今很难有人超越。而这其中最富理论建设性的是他在儿童美学方面的“前艺术思想”(1996)[5]的体系建构,他以对儿童审美的发生论研究为基础,聚焦前审美和前艺术的审美发生学原理及机制,参与文化发生态的研讨。班马的研究受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影响很大,汇通多学科,但主要兴奋点在人类学、艺术学,坚持“儿童研究”密切联系于“人和人类的根”,定位其为文化发生态。他始终立足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独特历程,以个人的秉性、天赋、独特的专业经历(上海戏剧学院)与理论感觉,着力构建中国儿童文学“本体艺术的艺术理论”,其思想的原创性与开拓的学术空间的涵纳性,均为学界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6.令人欣喜的是,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出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新书局出版的林兰编中国民间童话集为研究对象,青年学者黎亮新近的成果《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6]接续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创出新意。论著通过整合结构形态分析、跨文化跨种类比较、心理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资源,问题提出在“民间童话与现代性”,观点颇具创新性与延展度。

  

   二、我国儿童文学发展新态势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拓展可能

   人类学方法曾经给予我国儿童文学丰富的话语供给,也留下了值得反思探讨的巨大空间。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新态势提领我们再次将此学术视域打开至儿童文学研究。自新世纪以来,我国童书出版、原创儿童文学快速发展,已经实现了连续18年的两位数超高速增长。2016年,少儿图书已然超越社科,成为中国零售图书市场的第一大细分类。但与我国儿童文学经历了第一个黄金十年,以及正在经历第二个黄金十年的文化现象相对照,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及学科发展本身都还面临着一些短期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如原创儿童文学有高原,没有高峰;世界级的经典儿童文学名著数量少;原创儿童文学文化原型植根不深,形象塑造不力,想象力不灵动,“中国精神”意蕴不足;儿童文学研究理论方法论意识不强,理论批评严重滞后等。这些迫切现实的问题都对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吁求。原创儿童文学创新活力的迸发从表面看有关于自觉的儿童问题意识,强烈的童年文化情怀,天真本然的想象力与幻想力等,但其深层问题则潜隐于人类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它是基于童年维度之于人类社会建设的文化创造,是社会价值体系中基础的价值建构。因此,其研究视野的拓展必须从当下向前向后延伸。人类学视域、民间文化、民族母体文化的滋养与培育是必须要加强的,这一维度的跨学科研究通道亟需打通完善。

艺术人类学是着重研究艺术的发生机制和原始形态的科学,旨在实现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7]将儿童文学纳入该学科视阈,既丰富了艺术人类学的观照范围,又将其重视历史、田野、生活现场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地纳入儿童文学,结合儿童接受文学的“生活化”特质,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的相似性原理,以及人类性、民族性文化意识对儿童文学资源的补充等,可以全面更新我国儿童文学的文本范式理念,激活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想象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551.html
文章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