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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0-06-01 11:36:20
作者: 常建华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清史学奠基于孟森的学术研究,郑天挺接续了孟森的研究,所著《清史探微》成为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典范作品。1949年以后郑先生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开拓清史研究之路,建构起新的清史知识体系。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与教学,培养了大量清史研究人才,特别是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为清史研究贡献殊多。郑天挺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清史研究,也对21世纪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百年清史研究烙下了郑先生深刻的学术印记。

   关 键 词:孟森/郑天挺/《清史探微》/《清史简述》/《郑天挺清史讲义》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 )男,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1899-1981年),治史几遍中国史,尤其在明清史领域着力甚勤。笔者已从中国史和明清史的角度研讨郑先生的治学①,有学者专门探讨了郑先生20世纪的明史研究成就②,笔者正在整理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讲授明清史(清史部分)、清史课程的《清史讲义》③,尝试参考郑先生的学术卡片,结合已经发表的论著《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及时学人谈丛》等,探讨他在清史研究、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特色。由于郑先生的治学长达60多年,跨越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故将他的清史放在整个20世纪进行探讨,从而折射出百年来清史研究的流变。

  

   一、民国时期接续孟森的清史研究

   郑天挺,原名庆甡,字毅生,籍贯福建长乐,出生于北京。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研究生,并于1924年毕业。

   在研究生阶段,郑天挺已经开始从事有关清史的学术研究。1922年9月,郑先生到法权讨论委员会担任会长秘书,时任会长是他的表兄张耀曾。法权讨论会是当时政府筹备收回列强在中国领事裁判权的机构,会中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献和一些外交档案。郑先生编写汉文资料,并以该会名义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1923年8月正式出版,这是他编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论述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共6章,概述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沿革、内容,分析领事裁判权之弊害及撤废的必要性,叙述中国撤废领事裁判权运动的经过,并有外国侵害中国司法之事实、收回法权之先例(土耳其等国收回法权事实)两个附录。

   郑天挺先生的学术志趣始终在清史。他出生于清末,在北京长大,耳闻目睹了许多清人掌故,对清史有浓厚兴趣。1933年,郑先生应邀去范文澜主持的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④,正式开始研究清史,步入清史讲坛。

   1936年郑先生发表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这篇有影响的文字,解决了清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疑案。清代学者赵一清所作《三国志注补》与友人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有雷同之处,因被后人疑为抄袭。郑先生通过系统的校勘考证,证明赵书所征引文献,多于杭书七八倍,雷同者也少,从而证明赵一清是清中叶的学者,而非文抄公。此文在当时的重要刊物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四期以首篇刊载,引人注目。随后他影印了赵书,在该书序里,他总结了赵书的十项优点,认为它仅次于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1936年发表的《张穆〈斋集〉稿本》,对稿本中的三类文字加以校勘比较,证明稿本中有何秋涛、何绍基的批注,后之刻本与此稿本多有不同,有依“二何”之意见改正者,亦有付刻时未能尽从者。以上二文反映出郑先生在清代文献学与学术史上的造诣。除了这些论文,还有后面将要提到的有关多尔衮的文章,都作于1936年,该年是郑先生清史研究崭露头角之年,其反映出的高超考证功力饮誉学术界。

   孟森(1869-1938年)教授是我国现代明清史的重要奠基人,他对北京大学的明清史教学、研究贡献良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孟森先生也于翌年1月逝世。郑天挺先生1933年12月之后,在北大中文系执教,陆续讲授过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课程。据说1936-1937年间郑先生在北大也开设过“明清史”,可能是兼课。⑤1938年后,转入北大历史学系,而他正式讲授明清史课程则从1939年在西南联大开始,他在《自传》中说:“我在一九三九年后,在联大即讲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⑥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先后设置历史社会学系、史学系,郑天挺在此开设明清史课程。“当时年青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⑦郑先生早在1939年就负责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工作室,可以说肩负着学科建设的重任。学者评论道:“北京大学的明清史研究,是由孟森一手开创的,继孟森之后,郑天挺以自己独创性的研究将北大的明清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⑧,“他是精于清史的史学大师孟森先生的传人。”⑨

   作为现代学术的清史研究开展于清亡之后,清史学属于20世纪新学科。清史研究首先离不开了解满族与清朝的兴起史,清廷长期隐晦自身的早期历史。孟森先生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清朝入关前的历史,其清朝开国史的研究以及具有学术深度的《清史讲义》奠定了现代清史学开创者的地位,而郑天挺先生则是继孟森之后的著名清史学家,也以清朝开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成名。

   摄政王多尔衮是满洲入关后的实际统治者,也是清朝统一中国的奠基人。郑先生从多尔衮入手探讨清朝开国史,多尔衮涉及“太后下嫁疑案”,有人即以顺治帝称多尔衮“皇父”作为太后下嫁依据之一。多尔衮生平称号最多,欲研究多尔衮,首先需要解读此人的称号。1936年发表的《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国学季刊》6卷1号)一文,从“叔父”入手,证明“清初之‘叔王’,盖为‘亲王’以上爵秩。凡亲王建大勋者始封之,不以齿、不以尊,亦不以亲,尤非家人之通称。”皇父摄政王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称,故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随后他利用明清档案写了《墨勒根王考》,证实墨勒根王汉语为聪明王,为汉文睿亲王封号所从出,即摄政王多尔衮,并指出:“墨勒根王之号,疑为入关前后世俗通称,其后官书之称‘睿亲王’,即其用例,故不称‘睿亲王’。满语名称能旧传于后,应亦以当时习用之故。”(1936年10月作)《多尔衮与九王爷》(1936年11月作)指出九王爷为多尔衮之号,并引发出对清初封王制度的考证,推导出:“清初俗有十贝勒之称,亦曰王,起自天命季年。”这些研究属于清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影响了后世的学者。⑩

   20世纪初,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发现,1922年7月民国政府将部分档案拨归北大,北大组织“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郑先生加入了整理会,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他使用档案资料研究多尔衮,1936年3月3日利用启本档案写作了《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指出世祖未入关前,于臣工言事均称“启”,入关后则称奏。自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入北京,以迄世祖迁都,当时章奏皆上之多尔衮,称多尔衮为王上,官员于多尔衮自称臣,上书称启,称多尔衮之言为令旨。(11)

   从民族间文化融合的视角考察清朝兴起的历史,是郑先生的又一贡献。1942年写有《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长文,从渔猎、祭告、祭堂子、丧葬、殉死、婚嫁、薙发、衣冠几方面,论述了满族礼俗的变化及其与汉族的关系。祭堂子是满族极有特色的制度,郑先生的研究具有原创性,引发学者继续探讨。(12)1943年撰成的另一篇长文《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探讨了清代以满洲表部族,满族先世在元明之地位、爱新觉罗得姓稽疑、氏族与族籍、清代诸帝之血系、佟氏与汉人、清初通婚政策、选秀女之制,分析了满族与汉族的关系。这两篇论文旨在说明满汉民族关系,证明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满族史及清史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二文均曾在西南联大做过演讲。

   清朝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的政权,制度有不少是用满语表达的,具有本民族的特点,研究清史需要读懂这些词汇。1943年8月至10月间,郑先生排比众多史料,结合满语知识细密考证,诠释扎尔固齐、巴牙喇、土黑勒威勒、巴克什、巴图鲁等清史习见满语18条,以《清史满语解》为题,于1944年发表在《真理杂志》(1卷1、2、4期)上。这些名词是清代制度的称谓,借此可了解清初政治、军事等多方面问题,治断代史需要首先了解一代基本制度,对于清史这样的新学科来说尤为必要。

   包衣制度是清朝的特有制度,1944年郑先生撰写《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一文,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衣的性质、产生、来源、组织以及入关后包衣与宦官的斗争。由于清朝的内务府制度是由包衣制度演化而成,他也探讨了内务府制度,而内务府是清代特有的制度,郑先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945年郑先生将有关清史的论文12篇结集,定名为《清史探微》交重庆独立出版社于翌年出版。(13)“探微”表达了他以实证释疑求真的学术追求,也是郑先生治史的重要特点。《清史探微》在清史、满族史特别是清入关前历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以为,郑先生20世纪30、40年代在北大及联大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他的成名之作。郑先生高超的考证技艺、广博的治学范围,在清史领域专深的创造性研究,已蔚然成为大家。遗憾的是由于光复不久的社会环境和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取向的改变,致使该书的传播不够,学术影响受到限制。1947年田希圣撰文介绍北大文学院时说:“北大文学院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旧国学的研究室”,“这两句话同时说来并不矛盾”,“北大学术风气,不仅是‘兼容并包’,而还能‘专精独到’。无新不显旧,无旧何从新,北大能将新文化扶导培育而纳入正轨,北大能将考证辨伪再赋予生机。所以中外人士,一提到中国学术,便首推北大,一提到北大,便先把文学院赞扬一番。”(14)我以为这一评价切中肯綮,郑先生的研究正是北大国学研究专精独到学风的重要代表。

   郑天挺先生的研究影响了清史与满族史。清史专家戴逸抗战胜利后在北大历史系求学,从郑天挺学习明清史。(15)1999年南开大学举办纪念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清史专家王钟翰回忆说,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见到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向他推荐阅读《清史探微》。满族史家莫东寅著有《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其《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清初满族的萨满教》二文就参考了郑先生的《清史探微》。(16)陈佳华编著《满族史入门》,将郑先生作为满族史研究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介绍,并指出郑先生在“满洲”一词来源及解释、发现八旗汉军始建年代等方面的贡献。(17)

   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关注清代兵制。1943年3月11日的卡片“八旗兵制”条,依据《大清会典》卷96《八旗都统·兵制》,摘录了“八旗设兵之制”“畿辅驻防”两段资料。郑先生总结说:

   案:八旗军队编制,《会典》《清史稿·兵志》均无详细记录,始举屯以见例,然非通制也。详查诸书记载每“领催”下最多不过二十四人,少者八九人不等,或当时无明白规定也。

   又八旗抽丁分隶之法甚善,益统率者非一人,且不全属本旗,无挟兵自重者矣。(亲军、护军、步军、前锋、火器、本旗,凡六隶。)

1947年10月22日、30日所作“清代驻防”卡片,摘录《清史稿·兵志一》“八旗驻防之兵”“各直省驻防制”,并列出历年增设的情况,还补充《清史稿·食货志一》“八旗人丁定例三年编审一次”规定。同年11月28日继续阅读《清史稿》王鸿绪传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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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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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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