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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蒋介石与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亲善——以蒋氏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5-30 15:44:45
作者: 臧运祜  
” (11)

   可见, 直到1934年6月, 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仍然是忍耐与妥协为主。7月1日, 经过艰苦对日交涉, 关内外实现通车, 中方被迫实际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蒋介石则在当日记曰:“平沈通车照办, 可痛, 亦可慰, 以慰国人已能谅解苦衷也。” (1)

  

   二、对日“亲善”政策的提出与确定 (1934年7月—1935年1月)

  

   关于蒋介石在1933—1934年间推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外部原因, 鹿锡俊先生的论文, 通过揭示中日苏关系的复杂面相, 论述了蒋介石在俄、倭之间的外交选择, 即“制俄而攘倭, 制倭而攘俄”的双重目标。 (2) 但笔者通读蒋氏日记后, 看到的是他始终把苏俄作为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敌人。1934年3月7日,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对设计调查会演讲“中国之外交政策”时即指出:“我最后最大之敌乃在苏俄, 而不在倭寇”;只要中国能自立自强, 发奋为雄, 不仅东北失地必能归还, 日本必乐于依附。 (3)

   1934年下半年, 蒋介石在日记中除了继续关注“倭俄态度”、思考“倭俄方针”, 还几次预料在日苏战争爆发之际中国应取之态度。10—11月间, 在对中共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临近结束之际, 蒋介石在巡视西北、华北11省40余日之后, 于11月20日回到南京。21日, 蒋介石思考国内外政治各事, 对于日本的方针, 主张“应取缓和” (4) 。

   11月21—22日间, 蒋介石在汤山, 与考试院长戴季陶商谈。戴季陶向他建言道:“只要中国能争气自立, 则日本必为我良友, 决不敢驾乎我之上。”但也指出“中国外交方针对于各国应一视同仁, 不可偏于一方, 此即对世界各国为敌, 亦即对世界各国为友之意。” (5)

   戴季陶以日为友的建言之后, 11月27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出:“英美形势已联合, 对日乃为中国存亡之转机。……应急与倭寇乘机谅解, 以促进倭俄之冲突。”28日, 在与王宠惠、罗文干、孔祥熙会面之后, 仍决定采取“对倭谅解, 使其对俄”的方针。 (6)

   在决定对日采取缓和、谅解方针之同时, 11月27日在南京, 蒋介石对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告诉日本人: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 世界之和平, 乃东亚之福, 亦即中国之利;中国人民不仅不希望世界有战争, 亦不愿有此危机。关于中日问题之解决, 他指出:应以道德信义为基础, 而此事之关键, 则在日本本身。 (7) 蒋氏的这个谈话, 系针对日本国内此时鼓噪的所谓“一九三五、三六年危机”之说 (8) , 而表明中国政府的反对态度的;在中日关系的问题上, 他公开发出了希望日本念及东亚道德信义, 主动解铃的意愿。

   此次对日谈话, 发表于11月28日《中央日报》第一张第二版。蒋介石非常满意地在12月1日日记中指出:“对倭记者发表谈话之发表, 实为政治新阶段。” (9) 联系到此前对于倭、俄关系的上述考量, 尽管对于日、苏关系之今后发展尚无充分把握, 但以此次谈话为标志, 蒋介石的对日方针, 应该说基本上确定下来了。

   在上述内外背景之下, 才可以理解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的意义。

   1950年9月, 蒋介石回顾了他当年写作与发表此文的背景与过程:“民国二十三年秋, 中日关系更趋危急, 正进入最后关头, 极思设法打开僵局, 乃在病榻分章口述, 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做最后之忠告, 期其警觉, 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 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 乃托徐道邻君印行。” (1)

   蒋介石口述、由陈布雷笔录而署名“徐道邻”的此文, 首先发表于1934年12月20日南京出版的《外交评论》第三卷第11、12期合刊之“专载”栏。该杂志之本期系作为“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专号”, 原计划发表10篇征文及94篇各界人士的意见, 但由于在付排之际, 忽然接到徐道邻来函, 谓有重要论文一篇, 要求在本期发表之。其函曰:“承以‘中国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方针’一题征文, 鄙意目前世界战争之危机, 虽依然存在, 但欧洲局势, 最近似可暂趋苟安, 其足为和平之威胁者, 实以中日关系之不能打开, 为最大症结。窃以为论述中日关系, 廓清两国人民及政治家之误解, 藉以唤起正确之认识, 似更为切要。爰发抒个人之所感, 撰此文以寄。倘蒙在专号内率先发表披露, 至为欣感。”《外交评论》的编者也认为“此文就中日两国互存共荣之旨, 反复申论, 精辟绝伦。” (2)

   通过蒋介石、“徐道邻”的以上自述, 可以断定该文乃是在1934年秋季考虑写作的, 其目的系为打开当时中日关系的僵局, 以避免走向战争危机、同归于尽的结局, 用意则在于为两国朝野做最后忠告。这与蒋氏11月底对于日本记者所发表的谈话, 主旨是一致的。显然, 这是蒋介石公开阐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一篇重要文献。

   该文首先提出:“一般有理性的中国人, 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 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戴季陶对日“化敌为友”的建言之体现。文章进而主要分析了中日两国延长僵局的利害, 并检讨了中日双方的“错误”。其最后的结论则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并总结道:“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 民族的关系上, 无论哪一方面说来, 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 实在是生则俱生, 死则同死, 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 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 尤其是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 悬崖勒马的勇气, 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智慧了。”因此, 就该文而言, 其通篇所反映的主旨乃是对日“化敌为友”的方针。 (3)

   蒋介石的《敌乎?友乎?》文章发表后 (4) , “各报竞相转载, 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 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 (5) 1935年1月29日开始, 天津《大公报》连续七天, 在第三版刊登该文, 其在刊发序言中写道:“最近在南京出版之《外交评论》第十一二期合刊载有徐道邻氏《敌乎?友乎?》一文, 申论中日关系, 甚为质直, 颇引起京内政界人士之注意。” (6)

   1934年底1935年初问世的《敌乎?友乎?》一文, 代表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继续转变对日政策, 进而谋求中日和解与亲善的愿望。1935年1月2、3日, 蒋介石在奉化家乡, 在日记中考虑政治方针时, 其对外则为:“对倭策动缓和或妥协。” (1) 这预示了他将在本年度采取的对日方针。王世杰在13日的日记中也认为:“汪、蒋两公对日之态度与政策, 日趋于妥协。” (2)

   1月17日, 蒋介石在上海拟定了“对倭原则”:“一、对倭说明以华制华之诬妄以及以华制夷之得计。二、对倭以不妨碍统一与不利用及制造汉奸、贩卖毒品为改正排日教育之交换条件。三、注意经济合作上外交常规。四、利用四国银行团与停付赔欠债款。五、亚洲主义与日俄问题、均势问题。” (3) 18日回到南京后, 19日下午, 他访问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宴请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等人, 与之研究对日外交问题;同日, 在本周反省录中自称“拟定对倭原则”, 并预订下周“讨论外交方针” (4) 。

   1月21日, 蒋介石与汪精卫、黄郛洽商对日方针, 自记曰:“倭要求攻守同盟, 不许他国侵犯中国, 使我断绝各国关系, 而以协助取消不平等条约诱我, 险哉!倭之狡也。”22日, 宴请主管各人会商外交、内政方针。24日下午, 会客, 讨论对日方针。至26日, 又记曰:“倭寇以华制华之政策为我打破, 而使其无可利用我国军阀, 强其与我革命军直接正面冲突, 故自济南惨案以来, 中倭正面冲突, 继之以九一八与一二八及长城古北口之役, 皆为我打破其政策毒计之实施。彼倭至今始知中我之计, 故愤恨益甚, 对于中国以夷制夷之政策, 尤加抨击, 故其独占中华之心益急, 强我攻守同盟, 思伐我交, 倭寇之蠢, 以为只有其智也, 可笑之至。”同日之本周反省录则有“会商对倭政策”之语。 (5)

   经过以上两周关于对日政策的自拟与会商, 1月30日下午6时, 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宴请中央党政干部, 由行政院长汪精卫报告外交状况并提出外交方针之后, 讨论决定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方针, 内容为“在不丧权之原则下, 谋中日之亲善, 以打开目前之难关。” (6) 31日, 蒋介石在本月自反录中, 有“外交方针之决定”之语, 并称“倭寇态度似可渐缓和, 或有交还东北主权之可能。” (7)

   南京政府在此时确定对日亲善方针的外部因素, 则是日本外交方面的对华改变。

   1935年1月22日, 日本第67次帝国议会开幕。冈田启介首相在贵族院会议上关于施政方针的演说中称:“关于中国, 务求其一日从速恢复安定, 故希望其能觉醒东亚之大局, 与帝国同分维持和平之重责, 最近中日关系稍见好转倾向, 此诚可喜之事。”广田弘毅外相关于外交方针的演说中称:“帝国政府极重视东亚诸国之和亲, 故期望此等诸国, 共同负担东亚和平及秩序维持, 因此帝国政府除策望中国能从速早日安定, 并对于东亚之大局能予以觉醒, 以使帝国之期待与之吻合, 此点非但衷心所希望, 且在我国为求其善邻之实现, 并鉴东亚安定力之地位, 持有更予努力之方针。” (8)

   在国会开会期间, 1月23日, 广田外相在答复众议院议员的质疑时表示:“改善日中关系是政府的理想, 其中日中关系的好转占最大部分。政府已有十分的决心和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处理的方针, 希望中方也能体谅帝国的真意。”26日, 他在答复众议院议员芦田均的质疑时, 又声称:“我确认在任期间不会发生战争。” (1) 此即被中方解读为广田外相对中国的所谓“不威胁、不侵略”演说。蒋介石后来曾自诩:他的文章发表后, “受此启发的日本有识之士不少, 外相广田弘毅一月二十二日在国会表现出了日中亲善的愿望, 可见《敌乎?友乎?》影响之大。” (2)

   1月29日下午、30日上午, 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 先后分别会见了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中将及驻华公使有吉明。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 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破例会见日本的官方代表。尽管蒋介石本人怀疑日方的真心与诚意 (3) , 但他们两位在会见后, 则分别向日本记者表示:“结局双方均主张应由彼此互让”;“本日会见之结果, 大体尚称满足。” (4)

   综上, 在1934年底的思考、宣传之后, 进入1935年, 经过自拟、会商、讨论诸环节, 呼应日本广田外相的演说,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在1月底决定了“中日亲善”的方针。

  

   三、中日亲善的实行与日方的回应 (1935年2—6月)

  

2月1日, 蒋介石在南京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 内称:“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中国之演辞, 吾人认为亦具诚意, 吾国朝野对此, 当有深切之谅解。……我全国同胞, 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 与理智道义之指示, 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 以示信谊, 余信日本亦能以信义相应也。” (5) 14日, 蒋介石在牯岭, 对于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他对于中日亲善的意见, 宣称:“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 即为世界大局设想, 亦非提携不可。……至于中日提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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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档案 Republican Archives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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