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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认同政治的挑战

——中东欧在民族关系、国家建构和区域整合中的困境

更新时间:2020-05-29 13:33:54
作者: 孔寒冰 (进入专栏)  
与其兴起时和衰落时的疆域有较大差别;(3)所及疆域不包括中东欧以外的地区,所及民族也不包括本文所界定的民族之外的民族。另外,对这些早期国家来说,上表列出的疆域和治下的民族不是完全精准的描述;(4)波兰疆域最大时是在与立陶宛合并后,大摩拉维亚帝国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合建的;(5)在中东欧地区的早期历史上,还有过一个人同时是相邻两国或三国的国王。这种情况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给不同民族留下的也是不同历史记忆。

  

   这些王国强盛的标志之一是向周边拓土开疆扩大地盘,中东欧民族之间发生过许多争夺领地的冲突和战争。于是,中东欧相邻的民族之间就说不完道不完的历史恩怨。一部中世纪的中东欧史,除了讲大国对这里的征服和这些民族的反抗之外,另一个重点就是这些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有过强盛国家的民族留恋自己曾有的辉煌,而那些弱小的民族也同样珍惜自己曾有的国家,哪怕它们存续的时间很短。时间的流逝可以医治历史伤痕,但抹不去历史记忆。对于共同经历过的历史和共同过的空间,中东欧的许多民族、许多国家却难有认同。比如,科索沃到底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文明摇篮”还是塞尔维亚人的“革命圣地”?是匈牙利人还是罗马尼亚人先到的特兰西瓦亚?比如,对到底谁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捷足先登者”这一争议,有学者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都试图证明自己的祖先是那里最早的定居者。罗马尼亚人认为,他们是达契人和罗马人的后代,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匈牙利人则认为,罗马尼亚人12世纪才从瓦拉几亚迁至特兰西瓦尼亚。[④]考证这些不同说法孰是孰非,非本文主题所及,但它们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融入到民族灵魂中的政治认同的障碍因素,很难消融,民族情感和历史恩怨的流露往往映射出的都是对某一段历史或某一疆域的不认同。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彼得·F.休格(Peter F. Sugar)曾谈到,“对中东欧地区的大部分历史学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写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因此,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综合的、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著作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中”。[⑤]这段话中的“迄今”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但休格所说的这种现象在近30年依然如故,而且不会有改变。

  

   三、不同大国文明的遮蔽

   中东欧位于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各民族的栖息地都处在周边的世界性大国之间,所以,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始终为不同大国文明所遮蔽。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都很重要,大国争霸和文明冲突在中东欧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中东欧地处古代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中世纪的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处,其中,后三种文明的影响最大,而这三种文明的载体是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概括而言,中东欧国家要么属于某种文明的边缘地带,要么深受两种或三种不同文明的共同影响。中东欧各民族形成的时间前后差别比较大,形成过程的长短也不一样。它们形成的时候正值罗马帝国兴起和分裂,因而受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影响比较大,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天主教和东正教两种文明冲突的十字架。公元14世纪,奥斯曼帝国向东南欧扩张之后,中东欧民族的文明归属被进一步撕裂。

   罗马帝国兴起于公元前27年,终于公元395年。经过几百年的不断扩张,罗马帝国顶盛时期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就中东欧而言,整个巴尔干都处在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则处于它的边缘地带。为了给维护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提供一个精神统治基础,罗马帝国在公元三世纪将开始时被它镇压的基督教立为国教,并且传播到它所扩张之处。比如,巴尔干上伊利里亚人、希腊人等早期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罗马帝国由于内部矛盾和对外过度扩张开始走向衰落。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四大行政区,将帝国的中心从罗马搬到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希腊旧城拜占廷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但是,罗马帝国最终还是于公元395年分裂了,东西各立一个罗马帝国。西罗马主要控制着高卢和意大利两个行政区,但只存在了81年,于公元476年灭亡。东罗马也称拜占廷帝国,存续了一千多年。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入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廷帝国灭亡。

   实际上,历史上没有一个“拜占廷国家”也没有“拜占廷人”,它们是后来欧洲学者在研究中提出来的,特指这个以古城拜占廷为首都的地中海国家的历史,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⑥]拜占廷帝国的疆域主要在伊利里亚和东方两个行政区。就其对中东欧的影响而言,和罗马帝国一样,拜占廷帝国与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地区关系最为密切,而对中欧东部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影响有限,更不用说波罗的海三国了。但需要指出的是,比起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对东南欧的影响要深得多。东南欧在罗马帝国时期不过是一个外围行省,但在拜占廷帝国时期则是中心区。

   在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的同时,基督教也发生了分裂。被罗马定为国教之后,基督教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东西两派。前者在希腊语区广泛传播,后者则盛行于拉丁语区。罗马帝国分裂后,基督教的分化也加快。以君士坦丁大主教为首的东部教会受制于拜占廷帝国,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与西欧社会的统治者相互利用。除了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不同之外,东西教会在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等方面也展开了激烈争夺,矛盾日积月累。公元1054年,君士坦丁大主教和罗马教皇相互宣布革除对方教籍,基督教正式分裂。“东部教会标榜自己的‘正统性’,自称‘正教’(Orthodocia),因为是东部教会,又称‘东正教’,又因为在崇拜仪式中采用希腊礼仪,所以又称‘希腊正教’。西部教会则强调自己的‘普世性’,自称公教(Catholicity),因为其领导中心在罗马,所以又称‘罗马公教’,汉语又译做‘罗马天主教’。”[⑦]此后,两派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⑧]后来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过程中,天主教又分离出了一些教派,这些教派统称为“新教”,在欧洲主要流行于西部和北部。基督教的分裂不仅是欧洲文明的分裂,在此基础之上也引起了政治和民族的敌对。

   就中东欧而言,“东、西教会各自的传统形成后,同时向东南欧开始传教活动,双方时有摩擦。东方教会在拜占廷皇帝的支持下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区和中亚的格鲁吉亚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西方教会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占据了统治地位”。[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受天主教影响,且宗教信仰相对单一。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受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多种影响,但程度不同。比较复杂的是东南欧。大体上说,受拜占廷帝国影响的东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半岛东部、南部的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希腊人等信奉东正教;受西罗马影响的西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岛西部、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而阿尔巴尼亚人分信天主教或东正教。

   奥斯曼帝国13世纪在小亚细亚崛起,14世纪后半叶开始大举入侵巴尔干。到15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几乎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并在这里统治了近500年。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古兰经的土耳其占领者,比起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更加注重对占领区各民族心灵上的征服,其突出表现就是在帝国范围内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创始人是穆罕默德,最高的神叫安拉,信徒称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在广泛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同时,也成了奥斯曼帝国对殖民地区进行精神统治的重要工具。土耳其人占领巴尔干后,便实施改变当地居民宗教信仰的政策。不过,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土耳其人并没有采取强硬的做法,而是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主要纳税人是那些被征服的异教徒。也就是异教徒越多,帝国的财政就越有保障。因此,“奥斯曼帝国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来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允许东正教、天主教的存在,但教徒必须向当地政府缴纳人头税。这种税款很高,一般人几乎无力承担得起,”但是,“如果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则可免交此项税款”。[⑩]结果,改变宗教信仰则成为减轻经济重负的一种途径。不仅如此,皈依伊斯兰教人还可以免受政治上的迫害,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出于经济原因和政治目的,东南欧的两部分人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一部分是信奉天主教或东政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另一部分是波黑原来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了穆斯林。但是,更多的东正教徒或天主教徒依然保持着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

   这样一来,政治影响和宗教信仰就将中东欧的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与某一大国文明连在了一起,不仅割裂了中东欧民族,甚至也分化了某一民族。中世纪之前兴亡的西东罗马帝国影响比较大,延续而成了近代的西方文明和俄罗斯文明,西方文明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文化,即“由希腊城邦政治结构和公民文化、古代罗马共和精神和法律传统、中世纪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和二元化权力体系以及日耳曼传统相互迭加与融合的产物”,[11]其特点是强调民主、共和与法治。俄罗斯文明即由拜占廷文明和游牧文明双重影响而产生的“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部分”的文明,特点是民主色彩比较淡,而个人专制色彩非常强。它们对中东欧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盛衰于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建立,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东南欧的民族关系上。

   中东欧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上述这些文明之间不断交汇、融合与冲突的历史,民族关系和近代以后开始的国家构建与发展都受制这些文明撕裂,分歧、分裂、冲突有余而融合、认同不足。《帕尔格雷夫简明东欧历史地图》对此这样概括道:“今天的东欧舞台上是三种不同文明的互动:西欧天主教/新教文明、东欧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简化理解,我们可以借用地质学中的大陆板块构造来类比。第一文明都是由其地理上的核心区向外扩散,其世界观与其涵盖的社群一起经历了某些自然的、有机的发展。因此,每个核心区都可以看作是构成世界的板块,而且我们会发现东欧东正教板块就夹在西北方的西欧天主教板块和东南方的伊斯兰教板块之间。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处的碰撞就像板块断层处那样通常引地震。”[12]

  

   四、国际条约和国际体系的制约

   欧洲近代民族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形成的,历时两个多世纪。主权、领土和人口是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因此,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内部和外部多方对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认同。在西欧,那些封建制度发达但民族认同不强的国家,随着专制王权的确立、国际法准则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逐渐确立了以国家为框架的民族认同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中东欧出现过的王国或帝国一体化程度不高,以及长期受异族的统治或影响,中东欧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在西欧许多民族国家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时候,中东欧各民族却处于东西方大国的压迫之下,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争取民族生存、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不仅如此,中东欧内部及外部影响中东欧的大国在民族国家构建方面的共识是碎片化的,直到1878年以后才陆续单独或合伙建立起民族国家。所谓大国共识的碎片化,实际上是由于各种矛盾、利益交织在一起,世界性的大国对中东欧各民族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很难达成一致。由于大国共识的碎片化,中东欧民族国家在创建过程中内部的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等方面的认同分歧,不同民族之间在主权、领土和人口等方面的认同差异,都得服从于外部大国之间在势力范围、利益瓜分方面的需要。因此,中东欧近代民族国家多半是建立在缺乏自身共识的基础之上,国家构建的内生性弱,而被动性强,服从于也受害于大国间“均势”的需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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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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