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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 :“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

更新时间:2020-05-29 12:01:35
作者: 韩钢 (进入专栏)  

  

   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际,韩钢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和《百年潮》的社长一道去于光远家拜访,想约这位中共思想理论界的元老、“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写一点回忆邓小平的文字 。

   谈话中,年过八旬的老人无意间提到还有一份邓小平的手写提纲在他这里,“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我们当时是万分兴奋。因为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有很多说法,这个人说是他起草的,那个人说那是他起草的,反正都没说是邓小平的。我们说能不能想办法找到,他也没当回事,说谁知道搁哪儿了。我们又兴奋又有点失望。”

   一周后,韩钢接到于光远的电话,说提纲找到了,但是个复印件。第二天,他赶到于家。“虽然是个复印件,但我们也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第一,可以肯定,邓小平最著名的讲话,即他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起草的。这就解决了一个文献学上的问题,表明报告的整个思路、观点,甚至语言,都来自于邓本人。第二,起草问题也就弄清楚了,不是张三,不是李四,而是邓委托胡耀邦,胡又找了于光远组织几个人起草的。”

   端详着手头的这份复印件,韩钢心头还是有些遗憾。正聊着,忽然,于光远的夫人拿着几张有些发黄的纸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是不是这个东西,“我们一看,真的就是这个!邓小平的亲手笔迹!”

   如今,这几张小小的纸片安安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里,被视作记录共和国改革史启幕的“国家一级文物”。为了它的归属,几家相关机构还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大战”,有的还“搬出”相当的人脉与能量。

   坐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的办公室里,韩钢喝着刚沏好的茶,娓娓道来这一段往事。关于1976-1978年这段历史的书稿还被他搁在书桌抽屉里,迟迟未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这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0卷),邀请了包括沈志华、杨奎松等在内的国内著名近当代史或党史学者负责撰写。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感到不满意,还想再多修改。”他希望自己能突破以往大陆党史研究套路,尽可能呈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立体的社会风貌。

   “其实,我最想写的一本书,还是高层权力变迁过程的专著。”这几乎只能是一个念想——相关的核心资料都被封锁在官方档案部门里,门禁森严。

   2014年热播的历史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并未让韩钢觉得满意。但他认为算是一个开始。

  

   “包产到户”始末

   人物周刊: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农村问题上还是受“左”的影响,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其实,“包产到户”最早1950年代就在温州地区搞过,有个县委书记还因此被撤职。为什么一场“改革”的会议在农村问题上还是如此“保守”。

   韩钢:其实,作为实践,“包产到户”到1978年的时候已经历过两轮,而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两轮,比方说陈云、邓小平。第一轮就是1956年在浙江地区,这是中国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永嘉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委农工部的干部等十几人都因此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分,挨了整。1957年除了知识精英阶层的“反右”外,还有个底层的“反右”,永嘉的“包产到户”就被认为是基层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单干”。

   韩钢:第二轮是到了1961年和1962年。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之交发生大饥荒,一些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其实是农民的自救行为。1962年一些高层领导人都准备允许,包括陈、邓,还有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白猫黑猫”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件事情。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1956年就曾认可、支持“包产到户”,到1961年他又再度支持。但是,这一轮还是被打压下去了。

   这两轮尤其是第二轮的打压,很可能在相当一部分元老心里面留下了某种阴影。他们中很多人实际上是从这轮开始被逐渐视为对立面的。比如陈云。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很大胆,1962年他曾建议“分田到户”。这是一个比“包产到户”更进一步的主张,因为后者只是土地经营权的变化,而前者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如果实行的话,等于在人民公社内搞一场土改。

   人物周刊:这基本上是会关系到个人政治生命的。

   韩钢:对。这种阴影在他们内心的印记恐怕很深刻1978年权力转移的过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会老干部在“文革”前是做过农村工作的。在很多省委书记的印象中,“穷过渡”不行,取消自留地不行,取消农村集市贸易不行,但是搞“包产到户”也不行,还是要维护集体经营的方式,就是要“统一经营”。

   “包产到户”说起来本不涉及产权,只是改变统一经营的方式。但是,过去的经验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到这儿(‘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不能再退了。”其实,有一些人对这样一种经营方式有过质疑,但是,他们在那个会上是少数。所以,会上对农业草案的文件吵得一塌糊涂,也修改了好多次,但始终没有改到让大家满意,最终还规定了两个“不许”。

   人物周刊:看来,在这些老干部心目中,“包产到户”已经成了一个禁忌了。

   韩钢:仍然是个禁忌,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胡绩伟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业问题的发言,是当时最高认识水准的发言。

   他在会上提到很多问题,包括自留地的问题、“包产到户”的问题,集贸市场的问题、“穷过渡”的问题、农业学大寨的问题,甚至提出了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早了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实际上,如果要追寻农村问题的根由,1950年代的农业改造本身可能就有很多问题。但是,会上只有这么一个胡绩伟,很少人有这种认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包产到户”不行,他们认为能够保证自留地、保证社员的工分就不错了。在农业问题上,长期以来的禁锢实在太深了。

   人物周刊: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个多么简单清楚的事儿。

   韩钢:多么常识的问题。其实,中国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就是开始回归常识的过程。说穿了就是这样,过去都被意识形态化了,违背了常识。当常识回来的时候,有人反而不适应,觉得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甚至觉得离经叛道。

  

   邓小平更有前瞻性的,是他觉得“文革”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照搬

   人物周刊:您对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复出时的心态有过研究么,他那时在思考些什么问题?

   韩钢: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是最困难的,只能是推论。邓小平很少表达个人的心路历程。人们看到的材料都很有限,他在1980年代接受外国人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些表达,但说得也很简单。邓的语言非常简练,也很通俗,不啰唆,要言不烦。

   他思考什么,我们只能推论,当然大体上能够推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革”结束后,他认为不仅“文革”的路不能走,而且认为连“文革”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不能照搬。

   不少人这么概括,说“文革”刚刚结束,国人面前摆着可供选择的三条路,第一条是“文革”的歧路,第二条是“文革”前的老路,第三条是改革的新路。我觉得所谓“文革”歧路的选择纯粹是想象,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包括华国锋在内的领导人也没有这种想法,否则他粉碎“四人帮”干什么?当时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当中取舍:一条是走“文革”前的老路,还有一条就是突破“文革”前老路的改革新路。

   邓更有前瞻性的,是他觉得“文革”前的老路都不能完全照搬。比如,他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纲提出下放权利,权利下放后,将来会遇到自主权和国家计划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主要靠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国家给企业下达生产计划,比方说你规定只能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或者产品的价格是多少,企业获得自主权后,就可以根据需求来确定自己的经营和生产计划,这样一来,国家计划与企业就会发生冲突。如何处理?邓小平看得很早,他提出企业的自主权跟国家计划会发生矛盾,这两者矛盾靠什么调节呢?主要靠价值法则和供求关系来调节。实质上,这就是市场经济。供求关系就是市场,价值法则也是市场。吴敬琏有个评价,他认为这是邓的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

   人物周刊:“文革”前的老路是怎么样的?计划经济?

   韩钢:集权的政治制度,再加上“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的意识形态,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路子。

   邓小平不主张完全回到过去的老路,主要在经济体制方面。从他一系列的讲话、谈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反对回到“文革”前的老路的。他最初还赞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张,到1984年以后,他连这个都否定了,就是主张完全进入到市场,进入商品经济。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他只是做局部调整,就是“党政分开,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基本上是行政改革的思路。

   人物周刊:目标还是为了提高效率。

   韩钢:目标是提高效率。到1980年代中期,他在政治上改革的倾向思路就更清晰了,哪些可以改,哪些不可以改,说得很明确。他最看重的是效率,他不同意搞“政改”移植西方制度,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西方制度有“议而不决”的毛病,参、众两院吵得一塌糊涂,我们的时间全被耽误了。

   人物周刊:这几年谈改革有个流行说法,叫“顶层设计”。参照历史的话,轰轰烈烈的1980年代改革有没有顶层设计?还是完全被现实问题倒逼的?

   韩钢:至少19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改革过程里找不到有理论预设,也没有一个操作方案。实际情况大都是底层提出问题来,然后高层反馈,才开始变成一个高层的决策。你看,农村改革是最典型的,首先是从农民底层开始自救,然后变成高层的决策,成为一个制度化的东西。“非公经济”也是如此,“非公经济”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到70年代后期失业人群非常庞大了。有研究者统计,到1978年全国失业人口高达900多万。

   人物周刊:那个时候都叫“待业人口”。

   韩钢:换个说法而已。1979年停止“上山下乡”政策,大批知青返城,有研究数据说回来1400万,一共加起来2300万人失业,中国当时整个的城镇人口才1.7亿人,也就是说占城镇人口13.3%的人口是失业人群。国营企业能够容纳多大量呢?撑死了500万,这还要费极大的力气。集体企业也没多少容量,而且规模更小。这2300万失业人口到哪去讨生活?最后国家只好出台自谋生路吧的政策。

   自谋什么生路?那就只好摆摊,卖大碗茶、卖白菜,就开始出现“非公经济”,慢慢开始壮大。北京第一个个体饭馆就是这么开张的:老太太家一共5个孩子,3个没工作。丈夫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厨房大师傅,老太太也多年受雇在他人家里做饭,怎么养活一家人,老两口打算自己开饭馆,凭手艺养家。老太太跑东城区工商局跑了几个月,多次碰钉子,好不容易磨下了一个营业执照,开起了京城第一家个体饭馆。到现在还在,叫悦宾饭店,还是那么大的门脸,一共3张桌子,在中国美术馆对面的那个胡同里面。一到了纪念三中全会,那个地方就热闹起来,媒体蜂拥而至。非公经济、打破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就从这儿开始的。

   人物周刊: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哪些引起您注意的问题?

韩钢:会议一共有两百多份简报,我看过后第一个直觉就是:会上对于那些“凡是派”的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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