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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昊:论二十年来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之特征与流变

更新时间:2020-05-29 08:51:55
作者: 徐曦昊  
自然科学对于法律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包括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等的法律研究中。

   “食品安全风险的检测与预防、食品链条全过程的监管、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后的法律惩处与救济。”[25]这三个研究方向是近年来南大核心期刊(CSSCI)目录中食品安全领域最为集中的研究方向。不难看出,第一项“食品安全风险的检测和预防”需要食品科学、生物工程、毒理学、病理学分析等作为法律规范制定和修改的依据,第二项“食品生产的全过程监管”需要环境科学、包装工程、农学等学科针对种植、生产、包装等环节的食品污染源特征的详细分析,作为行政监管、司法裁判的理论储备。第三项的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刑事追责需要食品安全的司法鉴定技术为法律判断进行司法技术支持。事实上,《食品安全法》所依托的知识体系远远超越了法律学科甚至所有社会学科对于社会关系的观察所能依据经验和逻辑做出的解释。食品作为监管对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发展出超越法律研究范畴的额外科技属性。因而在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病理分析、毒理分析、余量残留分析参与规范研究不仅是功能主义的绩效考虑,更是食品安全法治现代发展的本质需要。

   (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后,食品安全法治领域在实然层面脱离了以往“空谈法律监管,实践无所适从”的局面,学者在各个食品安全争议法律问题中产生了一系列切中肯綮的研究文章。在宏观的司法制度运作方面,学者详细分析了食品司法鉴定科技落后于毒害物质的发展水平可能造成的行政监管、司法裁判失灵,导致的国家对公民健康的保护义务不能恰切履行的问题[26]。在行政许可所依据合理、合法性标准方面,学者从理化分析、检验方法出发,对保健食品的注册备案工作应进行指标化、体系化的分析,得出保健食品应予以准入所应具备的法律特征[27]。随着实践中食品安全的法律治理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事实衡量的需求将越来越紧迫,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研究逐渐发展出了基于化学、生物、物理、医学、药学等定性、定量分析框架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属性。

   而在中观、微观层面,研究者也逐渐形成了针对具体的某一食品安全制度结合科学理论进行分析的方法。比如在食品添加剂行政裁量基准问题上,学者面对原卫生部撤销面粉增白剂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市场准入资格争议,食品安全风险的行政裁量分析便将“技术必要”和“安全可靠”的要件裁量标准置于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面粉增白剂)的药物残留比例、毒理属性的角度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当精当且令人信服[28]。在“全民补碘”的食用盐加碘的规范存废分析中,学者据以分析和判断的标准借用了医学研究得出的“碘阻断效应”(wolff-chaikoff)和1960~2000年间吉林中日友好医院甲状腺癌病例分析得出碘含量与甲状腺癌变的分析结论[29]。此类研究的出现充分说明了科学研究方法与视角在食品安全法研究中的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三、比较法学研究方法:伴随食品行业融入国际市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法研究方法主张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包括涉及规则与制度的微观比较”[30],从而得出是否借鉴、如何借鉴域外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结论[31]。食品安全法学研究的固有目的是增加公民营养、保障公民健康、维护国家食品安全。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食品工业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食品市场的良性发展离不开食品研究方法的持续演进。比较法研究方法在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地位的凸显与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是分不开的[32]。

   (一)食品安全比较法学研究服务时代发展

   食品安全不仅是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方面,而且在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将出口贸易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后。这种发挥比较法研究优势,服务经济发展的理论态度越发明显地在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得到了体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的比较法方法指导下的法律制度引进、规范分析对比文章就已经呈现出以蓬勃发展的趋势,其部分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我国出口食品被动挨打的局面”,以服务经济转型和社会建设[33]。例如,1997年我国政府进行HACCP体系改革时,改革目的是提升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水平,但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作为我国水产品第三出口市场1997年12月18日生效实施的HACCP水产管理法规导致如果我国不进行相应的规则调制,我国水产品顺利出口创汇的经济发展需求就会受到不利影响。因而在同时期,大量的HACCP方面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比较法研究成果就作为研究热点的由国家以立项引导方式大力推进[34]。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食品工业作为进出口的重要增长点[35],屡屡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SPS)阻碍,而阻碍发生的时间节点均与国内的重大食品公共事件高度重合。在关系到进口农产品,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贸易进出口问题上,欧盟、美国、日本屡次利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强调我国食品的安全风险,导致我国出口的蔬菜、水果、肉制品等食品原料常因技术安全标准等国际、国外食品安全标准而被退货、销毁甚至禁止出口。食品安全检验体系的技术壁垒日益成为贸易保护的一个“替身”[36]。

   对于国际、国外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同步、对标、借鉴、甚至是移植,在贸易壁垒突破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关键。在制度竞争层面,比较法学可以完成将欧盟、日本、美国等拥有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国家的制度红利加以内化的重要工作。这对消除以食品安全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具有全局性、基础性的战略意义。食品安全比较法学术研究成果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的正向输出。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发挥后发优势,融入并成为国际食品监管决策的主流,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食品安全贸易壁垒的技术化趋势,实现我国民族食品工业在出口创汇上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近十余年的食品安全法律领域下载频次排名前10的文献,有4篇论文涉及对外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借鉴[25]。比较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欧盟、日本等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食品安全法治先进经验、风险评估经验的引介,食品安全致害案件分析展开,中外食品安全法治制度的对比等方面,其背后隐藏着比较法学学术成果向社会利益转化的国家利益推动。

   (二)食品安全比较法学研究助力法律体系完善

   我国的食品进出口法律制度所建立的风险管理标准,不仅来源于本土经验的创新发展,还受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发挥后发优势,融入并成为国际食品监管决策的主流,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食品安全贸易壁垒的技术化趋势,实现我国民族食品工业在出口创汇上的可持续发展。到国际食品监管制度标准的迭代的影响。以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制度研究为例,国际的食品安全标准有两大体系,一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框架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体系,二是国家食品法典委员会框架下的CAC体系。CAC体系经由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协定》中明确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依据,进而对各世贸组织成员国产生了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约束,我国也概莫能外[37]。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食品安全标准制度由原卫生部负责制定。入世后,2001年和2004年原卫生部组织专家将我国的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即CAC标准,进行了详细地比较法学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原卫生部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了接轨性的补足,极大缩短了我国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为食品安全法治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38]。

   同时,现代食品货物贸易提升供应效率,加速产业一体化的升级进程需要比较法学的实践性智慧。改革开放后,我国食品产业已经逐步融入世界食品市场,成为了世界食品供应链条的重要环节。他国农产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等诸多食品门类的货物均构成了我国现代居民膳食供应组成的重要一环。无论是进口食品风险预警、管理制度,还是检验检疫制度、备案注册制度,或是标签转译制度、销售记录制度都向食品监管部门提出了解域外食品监管实践的迫切要求。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所比较的对象,不仅包括抽象的他国制度文本,更包括具象化的实践经验、检验数据、注册指标、包装准则与转译说明。食品来源多样化满足我国人民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同时食品安全法律研究需要比较法学在引入理论充实基础研究补足了食品进出口监管的实践短板。

  

   四、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流变与评价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比较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的特征是近二十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法学研究相较一般法学研究所采用的规范分析、价值分析方法外,在学科研究方法使用上的独到之处。分析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的特征与流变,能够系统的反应这一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为未来食品安全法治新问题做好方法论的理论储备。二十余年来,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研究发展过程筚路蓝缕,也是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从“部门”走向“领域”,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依附走向独立的过程。目前的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还存在对策性过强、学术理论欠缺的弊端,法学研究者应警醒与关注。

   (一)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突破“部门法”局限,向“领域法”迈进

   从传统法学研究进路的角度分析,法学学科内部的各个二级学科都拥有从不同的角度关注食品安全法律研究的学理依凭。长期以来,尤其是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后,关于食品安全法作为法学一级学科的细分学科领域在部门法学中的归属问题,曾经引起行政法学界与经济法学界的争议。行政法学界从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与追责的角度出发,经济法学界则从规制食品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出发,各自认为食品安全法研究应适用于自己的领域的分析模式和研究方法[39]。本文并未将“规范分析”与“价值分析”置于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的特征中,也有基于法教义学的学理归属尚不清晰,学术原理与规则较为零散的原因。基于部门法学内部的规范分析方法特征,尚未在我国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得以完整展现和最终成型。

近年来,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作为社会关系复合、学科辐射广泛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地视角和方法早已经跨越了部门法的局限,向着“领域法学”的方向发展。部门法学研究领域的划分是为了体系化、规范化、逻辑化地促进法律学科的发展,增加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律体系解释能力,而不是成为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阻碍。法律作为人为创设的、经验性逻辑体系,本身并未天然的呈现为“经济法”“行政法”的特征区隔。食品安全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应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允许各个法学二级学科使用各自的方法,在各自的研究视角上进行研究,并基于各自独立的研究进行交流、争鸣,更好地促进了食品安全研究方法的发展。食品安全法律领域研究并没有严丝合缝的“调整对象”,也没有独一无二的“调整方法”,不能完全地、僵化地按照传统的思维划归为某一部门法学进行研究,即使是按照“近因”原则较为贴近其研究范畴的行政法学、经济法学也无法解决此领域内的一切问题。不仅如此食品安全法律还具有高度的交叉性、复合性、多元性,调整的社会关系横跨多个部门法领域,运用了多个部门法的调整方法。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民商法、经济法学者按照本部门法的研究方法进行概念拆解的规范分析以外,刑法学者的食品安全刑法研究、行政法学者的食品安全行政监管研究、宪法学者的“食品安全基本权利”或“食品安全国家保护义务研究”,国际法学者的比较食品安全法研究,也都在使用部门法学的话语体系为食品安全研究的丰富性添砖加瓦。因而,食品安全研究方法必须要跨越部门的区隔,从单一走向多元,不仅是在学科之外“转艺多师”,而且要在法学学科内形成多元的探讨空间,打破部门之间的研究阻隔,才能使得食品安全的研究方法充分的交流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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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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