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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君:民法典,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推力

更新时间:2020-05-27 23:19:39
作者: 陈小君  

   引言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第四部分明确规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据此法治要素被确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重要支撑。

   作为当下中国法治建设重大工程,《民法典》编纂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扮演何种角色?其又可贡献何种助力?能否清晰回应此类疑问,直接关系到民法典编纂成败。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民法典》编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联逻辑角度展开思考,借此廓清《民法典》编纂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揭示《民法典》编纂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在理论层面拉近两者的时代距离。

  

   私法方案供给逻辑

   (一)国家统治、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

   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如何组织国家内部诸方面运转,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展开了积极探索,依历史线索梳理,其形成三大梯次方略主张,即国家统治、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

   自1949年建国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保护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国家统治成为此时国家生活主导组织方略,彼时重点任务是涤除残余压迫,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格局。之后从1956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国家管理接替国家统治成为国家生活主要组织方略。再后是2013年至今,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管理开始向国家治理转型,确立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奋进目标。

   回顾由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的历史演进脉络可发现,管制在逐步放松,自治在渐续扩大,政府公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演进为服务与维护的角色。

   无论是国家统治还是国家管理,服从均为其突出意旨。然国家治理显著不同,其在保留合理服从要求前提下,为社会生活注入了更加丰富的自我管理因子,诸如行政权力收缩、竞争机制推广、行业组织培育、私营经济保护、基层自治强化等。

   在我国,面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社会结构分层复杂、区域发展尚存差异等现实,适度管控必不可少。但同时,党的执政能力持续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逐步改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民众自觉意识逐渐成熟等进步成果又为放松管控提供了条件。

   据此可见,由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这是党领导人民探索国家内部生活组织方案过程中的必然进路,其呈现的管制逐步放松与自治日益扩大之宏观趋势,生动反映了党和人民所持有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在当下时期,此番历史经验表明,自治在我国发展实践中的充分彰显与切实保障,当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内之深意。

   (二)私法自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将自治确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内之意后,随之而来的疑问即是“如何实现自治”?

   在以往中国,自治通常在公共政治语境中被使用,并以“基层群众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等为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公共政治语境中的自治往往与特殊政治政策相挂钩,故其使用场域必然受到较大限制,从这一角度而言,公共政治并非自治在当下中国常见使用场景。同时为确保未来我国深化改革稳步推进,公共政治也难以为自治开辟过大空间。相比而言,以平等主体间私人交往为主题的社会生活,无疑是当下及未来时期自治拓展的主要领域。

   不过,也应注意,“私人自治并非不受国家法律影响的领域,而是存在于一个国家法律所给定的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私人自治自始即不可能与政治绝缘。”有鉴于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这一宏大政治布局下,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对于推动自治在我国的广泛实现意义非凡。

   民法系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及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私法自治逐步占据了民法制度的核心位置。私法自治即指个人意思自我决定,强调私人事务独立处理。在民法领域内,除去行为能力不健全者外,民事主体通常是自己意志的唯一支配者。概言之,自治而非他治,此系民法的永恒精神。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受垄断趋势加剧、劳工权益保护浪潮高涨、消费者权益保护需求抬升等影响,以弱者保护为核心的社会本位思想在民法领域内获得了更大话语权,由此导致在某些方面外在干预较以往显著增多,然迄今为止,弱者保护始终只是私法自治的补充。

   盖因依照民法所持逻辑,通常而言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最佳方式便是不干涉其意思自由,因为只有民事主体自己才最可能知道究竟何种结果最契合自身利益需要,他们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任何外在替代选择,均存在侵害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风险,除非其不具备作出自主决定的现实条件,例如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者、与垄断企业展开交易的普通消费者、与大型企业缔结契约的个体劳动者等。

   民法对私法自治的坚定恪守,反映了民法对人之理性的最高信任。进一步从此角度审视则不难预见,作为民法形式规范化表达,中国《民法典》亦将为私法自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全面落实提供重要助力。此即意味着当实现自治被确认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题内之意后,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核心方案之一。

   最后应强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背景下推动私法自治的普及,其目的并不在于消解国家权威。“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回退’(Rolling Back)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的信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过程中都坚持消解国家权威的逻辑。”西方国家曾经的道路不可作为我国当下选择,借助民法典而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私法自治因子,其根本目标在于充实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层次,丰富国家治理能力实践方式。概言之,私法自治的入场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退位,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是两者互动调和之结果。

   综上所述,“以民法法典化为主线的民事立法进程深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进程之中。”具体而言,其通过推动自治在我国发展实践中广泛实现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供给私法方案。从私法方案供给角度审视,系把握《民法典》编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关联逻辑的直观起点。

  

   “良法善治”立意引领逻辑

   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私法方案,《民法典》的出台将触发若干积极效应,首先便是引领“良法善治”时代立意在我国发展实践中持续高扬。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下良法善治愿景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良法善治,能否落实良法善治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实现的重要指标。概言之,对良法善治愿景的不懈追求,乃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远期目标,亦是其“内心动力”。

   从表述上看,良法善治系由“良法”与“善治”两个词汇组合而成。然此种组合并非简单的机械嵌合,其遵循了一定社会发展规律。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可见欲成善治必始于良法,良法系实现善治的国之重器。

   诚然从法律运行角度而言,良法并非可径直孕育善治,但“要让法治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良法,只有良法才能实现善治。”譬如若没有精心设计的建造方案,万丈高楼又凭何而起?正有鉴于此,前述决定进一步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二)《民法典》视域下法制完善与法治进步

   循欧陆法典化传统,在过去几十年中,制定一部满足中国发展之需要的《民法典》,不仅是一代代民法学者们的夙愿,同时亦是摆在国家管理层面前的时代重任。自1954年起至2002年,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几经起伏。后在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第五次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并于2017年出台了《民法总则》。此去又两年,民法典诸分编编纂已“渐入佳境”,“民法典时代”即将到来。回顾此番历史,足可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法典化不在于汇集、汇编、提高或改进现存的科学性法律,而是借助于新的系统性和创造性法律建构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民法典的出台将改变以往我国民法规范性文件零散分布的局面,极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因此增进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形式和谐与内容妥洽。

   具体而言,可从如下两方面予以释明:一者民法典的施行将推动我国民事立法形式化完备,推进我国民事法律内部整合,由此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结构严谨性;再者民法典的施行是我国民事法律的一次重要更新,此次《民法典》绝非对既有规范性文件“炒冷饭”,而是在审慎把握我国当下社会生活未来发展趋势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系统性、前瞻性修订,其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整体质量完善。

   受《民法典》编纂助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完善也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步。即没有法制作支撑,则法治便如空中楼阁,任何法治理想的落地,首先需要现实法制平台予以有力承接。而“众所周知,在谈到国家发展和治国理政时,法治都是首要的基本前提之一”。

   由上可知,在当下时期,《民法典》编纂将有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以此助推社会主义法治进步。而社会主义法治又理应是前述善治的应有内涵,正所谓国家善治体系中的“压舱石”。循此路径前行,民法典方得融入到良法善治的演进洪流中:民法典恰如一面旗帜,其高扬着党和人民对良法善治愿景的不懈追求,同时引领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过程中的法治立意。

  

   本土问题化解逻辑

   “虽然从整体来看,国家治理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共性,但是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依然存在很多无法‘通约’的部分。”有鉴于此,“本土化思维”理应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核心思路。

   进言之,《民法典》除有助于良法善治理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落实外,从更加具体的“问题意识”层面上讲,其还有助于现实中诸多本土问题之化解,由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清理了诸多障碍。

   (一)现代法典与本土意识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随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扩大,如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广度与深度均不同往日。在此过程中,国外先发经验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此同时,如何助推中国更有力参与全球化进程,亦是如今应予审慎思考的议题。置身此种现实环境考量,则中国《民法典》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切实呈现中国对外开放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开放提供私法保障。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民法典编纂承载的重点任务更应指向对内改革。概言之,中国民法典应着眼于我国本土问题的化解。中国《民法典》虽主要追随大陆法系的法典范式,但其任何一项制度不仅产生于中国,同时也应服务于中国。此即意味着“中国问题意识”应是指导《民法典》出台的主导意旨,其颁行及建立的裁判规则理应有助于中国社会中现实问题的解决。一部成功的中国民法典必须恰当展现中国对内改革成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私法指引。

据上可知,在与世界主流发展趋势保持密切联系时,着重于中国本土问题的化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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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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