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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来龙去脉与理论遗产——读韦普肖特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及其补正

更新时间:2020-05-27 16:38:02
作者: 韦森 (进入专栏)  
而根本不去认真研读凯恩斯本人的原著和论文,以弄清凯恩斯最初到底说了些什么,他的经济政策主张到底是怎样的,其政策主张又是在何种情形下提出来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反过来,各种凯恩斯经济学流派(包括正统的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以及新凯恩斯学派等等)以及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则一直把哈耶克视作一位社会思想家和经济学的行外人(“outsider”——哈耶克自己感觉说)而不怎么认真去研究和对待他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他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投入研究精力最大、思考最深的货币理论、资本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结果,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在世界各国的年轻一代经济学人中,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之问题和实质的经济学人并不是很多,且不仅在中国国内是这样,乃至在国际上来说也是如此。

  

   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情况稍有改变。少数像科茨蓝(John P.Cochlan)和格莱赫(Fred R.Glahe)以及G.R.斯蒂尔(G.R.Steel)等一些经济思想研究者,开始从学理上回顾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了。前两位作者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目前的商业周期研究能从中学到什么》(Cochlan & Glahe,1999),斯蒂尔则在2002年出版了《凯恩斯与哈耶克:货币经济》的学术专著。在2007年-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以及接踵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发生之后,像泰勒·B.古德斯皮德(Goodspeed,2012)这样新一代年轻经济学者又开始从经济学理论上关注和研究起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原创经济学思想来,依此来反思和批评当下国际上宏观经济学的现状和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解释2008年-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之后近几年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的原因。

  

   2012年,笔者曾在《华尔街日报》、《读书》、《经济学家茶座》以及其他一些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发表了8篇纪念哈耶克逝世20周年的专论文章,对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论战做了一些初步的学术思想回顾,也对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学术思想源流以及他们理论论战的大致脉络做了一些介绍。在写作有关哈耶克的这些纪念文章时,笔者发现,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场理论论战,不仅仅只是具有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切实重要的当下理论与现实意义。

  

   就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势来看,目前仍可谓是复杂多变、扑朔迷离。一方面,在经历了2008年-2009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复苏之路目前仍然步履维艰、路途漫漫;另一方面,中国则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和广义货币快速膨胀后而目前经济增速正在下行,其他“金砖四国”和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速也都呈现出了下移的迹象。在此格局中,无论是在凯恩斯本人原初的经济理论框架中,还是在哈耶克的经济理论遗产中,都含有极其丰富的且仍有现实理论价值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因而,认真挖掘和梳理他们两人经济学思想中的理论遗产,不仅是一项经济思想史的文献研究性工作,对认识目前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格局,乃至对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仍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此而论,2011年,美国W.W.Norton出版社出版的西方一位作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的“Keynes Hayek: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中译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2013年4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④,就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了。

  

   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作者韦普肖特,是英国的一位记者和传记作家。他于1973年毕业于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后来成了路透社的一名记者,也曾做过英国《泰晤士报》和《时代周刊》的编辑。除了这本关于凯恩斯与哈耶克理论论战的专门传记外,韦普肖特之前还出版过《里根与撒切尔:政治联姻》以及关于英国著名导演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的传记。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应该是作者经过多年广泛文献收集和深入研究后而撰写的一部力作。

  

   从本书所引述和展示的大量史实来看,作者显然经过了多年的研究、访谈和“资料挖掘”(data mining)。当然,他在书中也大量引用了之前的哈罗德、斯基德尔斯基和考德威尔这些研究凯恩斯和哈耶克思想和生平的权威作者所写的专门传记中的材料。从他个人的资料挖掘来看,韦普肖特曾在英国剑桥、伦敦和美国的一些资料档案馆收集和挖掘出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对一些目前仍然在世的这场论战的见证人做了一些访谈。更为可贵的是,通过他的翔实的历史资料占有、广泛阅读和访谈,韦普肖特用他优美的文笔和充分的想象力,在这本专门传记中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关于凯恩斯与哈耶克理论论战的立体的、全景式的乃至活灵活现的“历史画卷”。就此而论,这本专门传记在许多方面是不可替代的,将有着其永久的思想史价值,是未来研究凯恩斯和哈耶克思想不可或缺的必读文献。即使对非经济学专业的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并了解当代经济学殿堂中两大思想巨擘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生平逸事以及他们论战过程的一些具体细节,相信也会受益良多。

  

   当然,这部著作也有其不足之处。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在许多地方想象和演绎过多,作为一本传记失之严肃;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的专业不是理论经济学,他对这场论战的深层次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并没有发掘多少出来;这场理论争论的实质和理论意义,也并没能在这本传记中完全深入展示并予以恰当的诠释。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本人显然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凯恩斯,而不是哈耶克,因而在书中对凯恩斯的褒奖和赞颂较多,而对哈耶克则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一些贬抑性的评论,尤其是哈耶克在经济、政治、法学与社会理论方面的诸多巨大贡献(如经济学与知识,他对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的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批判,以及哈耶克对自由社会的基本理念如自由、法治、宪政与道德的解释和论述),好像并没有进入作者的视野,从而也没有进入他评述的笔端。尽管如此,这本传记对后世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论战的来龙去脉,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这部专门传记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在这篇书评式的学术评论中,笔者将结合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原著和文章的研读,并参考有关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多种传记,谈一下自己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也希望这一长篇书评,能以史带论,以论释史,勾画出哈耶克与凯恩斯这场世纪理论论战的一幅更加简略的“理论图景”,并进一步发掘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最后,笔者将结合哈耶克晚年对这场论战的回顾以及当代一些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对这场争论的一些看法和评论,谈一点自己所感悟到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哈耶克初识凯恩斯:论战未雨绸缪

   在没读韦普肖特这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之前,许多学者都知道,哈耶克之所以在1931年2月从维也纳移居英国,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这一当时(且乃至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重镇,主要是受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新任系主任罗宾斯(Lionel Robins)的邀请,来英国专门对抗凯恩斯。用一句不是太雅的话来说,哈耶克实际上是罗宾斯(他对当时八面风光的凯恩斯甚为不满)从奥地利雇来英国向凯恩斯进行理论大战的“枪手”。尽管稍微熟悉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人大都知道这一点,但罗宾斯最初是如何知道哈耶克这一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哈耶克又是何时到英国的,哈耶克是何时与凯恩斯会面的,他们初次会面的一些私人活动的细节和情形到底是怎样的,以及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为什么哈耶克突然沉默了好多年等等问题,在之前出版的传记中,还很少有人提到,即使有的传记偶尔提到,也是语焉不详,并没有给予一些令人信服的叙述和详细的解释。因而,对今天世界各国的学人来说,上述许多问题,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还多是些谜。现在有了这本专门传记,许多问题就清楚了许多。

  

   从这本专门传记来看,在1928年第一次去英国前,比凯恩斯年少16岁的哈耶克曾读过凯恩斯的一些著作,一开始显然是凯恩斯的一个“粉丝”。尤其是在读过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和《货币改革论》后,哈耶克最初对凯恩斯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心:“我们都在热切地读他的名作……他在《货币改革论》预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发现,这让我更是钦佩他。”(Hayek,1995,p.58)

  

   哈耶克之所以在年轻时发现了凯恩斯并成了他的一个“粉丝”,这可能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环境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中,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曾经历过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13年,在维也纳买一杯啤酒竟然需要10亿马克。多年的恶性通胀,曾使当时哈耶克的不甚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蒙受了惨痛的经济损失,一家人也曾过着一段时间较艰辛的日子。因而,当年轻的哈耶克读到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这本当时在英国和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小册子之后,就可以理解他为何马上关注起凯恩斯来。在这两本小册子中,凯恩斯对欧洲各国政府乱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譬如,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Keynes,1919,pp.246-247)曾讲到,“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没收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财富”;“要颠覆现有社会的基础,再也没有比破坏货币更微妙又更稳妥的手段了”。凯恩斯还提出“用法律的强制力量进行价格控制,来维持货币的虚假价值,本身就孕育了经济最终崩溃的种子。”(Keynes,1919,p.13)少年时期曾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哈耶克读到凯恩斯这样的话后,自然会即时感铭至深了。于是,在1927年1月,哈耶克从美国游学回来始任“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后,就曾非常“冒昧地”写信给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时任英国权威刊物《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一本他前任主编、剑桥著名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埃奇沃思(Francis Y.Edgeworth)的《数学心理学原理》。韦普肖特推测道,哈耶克这时冒昧写信给他素昧平生但当时已在英国和欧洲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向他索书,主要是想吸引凯恩斯的注意,是“出于敬重而非冒犯的莽撞行为”(Wapshott,p.40——在本文以下的引述中,凡是不表明著者和年份的,均为韦普肖特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英文原版出处——韦森注)。这时,凯恩斯本人当然还不知道来自维也纳的这封索书信的写信人为何方神圣,故只是在一张明信片上简单地写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学心理学原理》。”尽管凯恩斯的这一短短的回复并没有给哈耶克一个满意的回复,但他当时却把凯恩斯的“回复视若珍宝,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一样地保存了整整65年”。由此韦普肖特(p.2)推断,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这场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有关“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之命运的这一场激烈论辩,发起第一轮试探 的是哈耶克”。

  

据韦普肖特研究,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28年由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共同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商业周期”,地点是在伦敦,而不是在剑桥(哈耶克曾在1966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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