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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师乎? 生乎? 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

更新时间:2020-05-24 20:43:50
作者: 韩策  

   摘    要:

   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年代, 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汇聚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学生。他们以“学生”之出身, 作为“老师”, 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如此“升沉倒置”之象, 真切地映照出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时代变迁。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等原因, 留学生们切身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柢的进士学员, 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皆成教学中的挑战。留学生教习在进士馆的境遇折射出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京师大学堂; 进士馆; 科举; 留学生; 教习; 章宗祥; 曹汝霖;

  

   清末新政伊始, 清政府厉行改科举、兴学堂、奖游学政策。在施行废八股, 改试论、策、经义的科举考试新章之后, 清政府又令新进士授京职者入京师大学堂肄业, 接受新式学堂的再教育。于是大学堂专设进士馆, 而该馆教习则主要是甫自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清承明制, 素重科甲。往日金榜题名, 钦点翰林, 举国瞩目;而今自三鼎甲以下, 庶常、主事、中书均须入进士馆, “屈伏充生徒”, (1) 一时舆论纷纷。更难为情的是, 讲堂上的“老师”竟然是初出茅庐、资历甚浅的留学生。留学生教习章宗祥后来忆及此事, 直谓“时局变迁, 诚有升沉倒置之象”。 (2) 留学生上讲堂给进士传授“新知”, “俨然为之师”, (3) 真切地映照着科举渐衰, 学堂、游学正兴的时代变迁。

   既往的研究, 已将进士馆的大致沿革勾勒出来了, (4) 然而, 进士馆中实际授课的教习群体的境况却相当模糊。 (5) 值得注意的是, 自恃有新知识的留学生, 一回国就做了新科进士的“老师”, 承担起帮助科举精英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 其心态之复杂, 身份之特殊, 处境之不易可想而知。事实上, 面对科举精英, 留学生教习一开始便遭遇到了身份和学识的双重质疑。本文将考察留学生教习群体在进士馆的境遇, 侧重于他们面对进士学员时, 遭遇到的身份尴尬, 以及在传授“新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

  

   一、“升沉倒置”:留日学生入教进士馆

  

   光绪二十八年 (1902) 正月初六日, 主持京师大学堂复建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先设师范馆和仕学馆。其后, 仕学馆聘请日人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为正、副教习。这年八月初七日, 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宴请二位教习, 当时也在日考察教育的严修受邀作陪。严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刻至富士见轩, 赴吴先生之招。客为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 皆应京师大学堂之聘欲为仕学院教习者。” (1) 日本教习虽已聘就, 但他们不能操汉语授课, 尚须聘既通日语、又懂专业的中国教习译授。因此, 留日卒业生开始陆续入教京师大学堂。同时, 数量有限的日本教习并不能包揽所有“新学”课程, 故而留学生教习担任翻译的同时, 亦自讲课程。

   光绪三十年四月, 进士馆正式开馆, 仕学馆归并其内。至次年七月, 该馆留学生教习“共有七员”。 (2) 其中资历最深的当属陆宗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留学日本的陆宗舆因学费告罄, (3) 随赴日谢罪使臣那桐归国; (4) 翌年, 被张百熙聘为东文分教习, 协助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授课。陆宗舆擅长财政, 曾编译《财政四纲》。 (5) 杉荣三郎在仕学馆“讲财政, 陆译授之”。 (6)

   比陆宗舆稍晚入馆的是章宗祥。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汝纶访日时, 章宗祥尚在留学, 即与张奎、吴振麟一同被管学大臣选作通译, 随同考察。吴汝纶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多见章宗祥的踪迹。 (7) 因此, 当大学堂缺乏师资时, 章宗祥自然成为被物色的对象。第二年八月初十日《大公报》报道称:“日本留学生张[章]仲和君, 到日本未久, 即入法学教科肄业, 颇有心得。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电致驻日公使, 聘其回华充当大学堂法律助教。张[章]初时尚不肯允, 后又许以俟进士馆开时, 派充该馆法律学正教习, 始云回华。闻已于日前抵京, 不日入大学堂权助法律教务云。” (8) 六天后, 又有消息传来:“法律堂助教范静生已经告退, 刻由东洋聘得章君宗祥来堂, 拟由下星期三上堂讲授。闻章君乃乌程人, 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卒业, 政治法律夙最擅长, 译有《国法学》。” (9) 范静生即范源廉, 此前确在大学堂任教, 后来“有事他往”。 (10) 章宗祥在日本已与陆宗舆熟识, 抵京后次日即访陆氏, “由陆介见管学大臣张冶秋, 即任为教习”, 入仕学馆, 主讲刑法, 并为岩谷孙藏译授民法。 (11)

   光绪三十年四月, 进士馆开馆授课, 岩谷孙藏、杉荣三郎、陆宗舆、章宗祥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四月十六日早晨, 进士馆首次上堂。报载当日情形道:“岩教习、戢教习等上堂演说各种法律大义及进士义务既毕, 次则杉教习、陆教习上堂演说理财大义及入学义务, 再次则章教习上堂演说一切, 侃侃而谈, 旁若无人, 尤得演说三昧。各进士员既闻各段演说, 颇生感情。” (1) 此段记述中唯有“戢教习”是一新面孔。他就是戢翼翚。据《大公报》是年九月报道:“学务大臣奏请赏给章宗祥、陆宗舆、张奎、戢翼翚进士出身, 尚未奉旨。按四员为日本留学卒业生, 现任大学堂进士馆各科教习。” (2) 此外, 光绪三十一年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后, 带领引见单内, 戢翼翚履历中恰有“现充进士馆教习”的记录。 (3)

   进而言之, 戢翼翚来任教习, 很可能源于章宗祥的引荐。戢翼翚、章宗祥同为早期留日生, 在东合办《译书汇编》时即已熟识。其后戢翼翚回上海开作新社, 并办《大陆报》。作新社组织编译一部多卷本《政法类典》, 其中各译本多未署名, 而“政治之部”中的《国法学》却署名收入章宗祥的译本。 (4) 事实上, 据沈家本的序文, 此书的组织者正是戢翼翚和章宗祥二人。 (5) 可见二人此时关系颇深。更值得注意的是,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严修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起, 章仲和、戢元成同来访……十一时出门, 答拜章、戢二君, 不遇。” (6) 此时进士馆即将开馆, 章宗祥、戢翼翚 (戢元成) 一起在天津拜访严修, 很可能随后又一同入京。

   与戢翼翚同时入馆的是张奎。光绪二十九年, 张奎自东京帝大工科毕业回国后, 与金邦平等“北洋出身”的留学生, 一起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留在北洋供职。张奎即在天津工艺学堂办理学务。 (7) 进士馆筹备开馆, 课程设置中虽以法政、财商为主, 但也有理化科目, 因此, 工科出身且与大学堂颇有渊源的张奎, 便成了学务大臣调聘的理想人选。

   比戢翼翚、张奎稍晚入馆的是林棨。林棨于光绪三十年回国, 系当时中国留学早稻田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正式毕业生之一。 (8) 次年夏天, 他也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 履历中亦有“现充进士馆教习”之语。 (9) 引见后, 赐举人, 以知县分省补用, 经吏部掣签分发陕西。而学务大臣奏称:“该员现充进士馆教习, 授课精勤, 学员翕服, 拟请仍留该馆充当教习。” (10) 林棨遂仍在馆任教。光绪三十二年, 进士馆教务提调华学澜去世, 林棨署理教务提调。 (11) 其后进士馆改作京师法政学堂, 林棨升任教务长。迨至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 林棨又署理法科大学监督。宣统二年 (1910) 十二月, 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人员, 称他“在事已满五年”, 因奖以“异常劳绩”。 (12)

   另外两位教习是曹汝霖和钱承。光绪三十一年夏, 他们与陆宗舆、戢翼翚、林棨等人一同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 但任进士馆教习则稍晚。带领引见单内, 曹汝霖、钱承二人的履历中虽与林棨都有“当差一年”的记录, 但尚无“现充进士馆教习”之字样。 (1) 而是年六月初五日的《大公报》中, 却已披露了二人教习的身份。 (2) 迨至七月十五日, 张亨嘉的奏折中已明确称钱承为进士馆教习。 (3) 因此, 似可断定曹汝霖、钱承二人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间入馆。章宗祥与曹汝霖的密切关系为人所熟知, 曹汝霖“初至北京”, 即住章宗祥家。 (4) 与曹汝霖相比, 钱承在进士馆任教更久, 后来进士馆改设京师法政学堂, 他续任教习。所以, 宣统二年十二月, 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出力人员时, 钱承与二位“资深”教习陆宗舆、章宗祥均以“在事已满三年”, 获得了“寻常劳绩”之褒奖。 (5)

   至此, 诸位留学生教习 (他们的经历和任教情况, 参见附表1) , 终于汇聚到了京师大学堂进士馆。

  

   二、“教习非师”:留学生的尴尬身份

  

   科举时代, 尤重尊师, 天地君亲师并列, 师的地位甚高。对于士子来说, “师”大抵分为受业师、问业师、书院肄业师和受知师, 前三者皆亲炙教诲, 受知师则系士子历次参加科举考试中赏识拔擢自己的考官, 受知者, 谓有知遇之恩。师生关系在人际关系网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为人们普遍重视。

   京师大学堂重建伊始, 仕学馆学员对留学生教习以门生自居, 类于书院肄业师。然而, 进士馆开课, 留学生登上讲堂, 却遭遇到了“教习非师”的窘境。在自视甚高的进士学员眼中, 教习不过是新自外洋毕业的留学生而已, 虽然实际授课并考成, 毫无疑问做着老师的工作, 但学员平日并不认他们为“老师”。教员章宗祥称:“馆中监督、提调, 都为翰林先辈, 循例认为老师;至于一般教员, 除外国人不能不优崇外, 中国教员, 不过新自外洋毕业, 犹属一介布衣, 学员往往自称学员, 而对称教员, 以示与寻常师弟有别, 非若仕学馆学员之谦逊, 自始即以门生自居也。” (6) 学员郭则澐谓:“教员学员不叙师生, 其称学员曰某某君, 或曰诸君。” (7) 可见, 在进士馆中, 留学生教员与进士学员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教习非师” (8) 关系。

   其实, 进士馆刚开馆时, 亦如大学堂其他学馆一般, 授课者称“教习”、听课者称“学生”。然而, “学生不服教习”, 在进士们的压力下, 馆内很快作出调整, “将教习改称教员, 学生改称学员, 以明不敢当师生之称”。 (9) 百年之后,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 可能会觉得这种“改称”无甚区别, 甚至不无自欺。不过, 须知“教习”之名与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吉士”一职相关, 教习庶吉士由翰林前辈任之, 新点翰林肄业庶常馆中, 例认教习为师。而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之设, 正是取翰林院庶常馆而代之, 那些在进士馆肄业的翰林们对此中深意洞若观火。因此, 称“教习”无异是认“老师”, 这是学员期期以为不可的。进士学员不愿认留学生教习为师, 原因颇多。

首先, 从年龄来看, 1905年时, 7位教员25岁—31岁不等, 比大多数学员要小, 与少数学员年龄相仿。 (1) 其次, 与年龄相关的是辈分问题, 竟有教员的长辈身处学员之中。章宗祥谓:“新进士某君, 为余族长亲, 科举时代, 余兄 (引者注:章宗元) 曾从之学八股, 是时余尚未入学;数年以后, 乃从余听讲。”此外, 宗祥族叔章祖申, 与其同年考中秀才, “今亦在新进士之列”。 (2) 再次, 从科举功名来看, 7人中4人有廪贡、廪生、附生等低级功名, 与翰林、进士相比不啻天壤。彼时虽科举渐衰, 游学正兴, 但科举尚未立停, 且习惯殊难顿改, 社会仍甚重之, 则进士学员看不起无甚功名的教员自可想象。复次, 从社会地位来看, 诸教员系聘用关系, 学堂之外仍是留学生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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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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