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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生活儒学的哲学突破

更新时间:2020-05-24 10:56:50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进而又导致社会一系列制度规范的转变,这些转变最终就促成了社会形态的历史转换,即由王权社会到皇权社会再到民权社会的转变。[7]这种以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的社会主体转变为主轴对社会发展及其观念、制度演变的理顺和勾勒,是独到而深具解释力的。据其论说已然推出,当下现代性的生活方式造就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体——个体,而且势必需要建构一套与个体价值诉求相一致的社会制度规范。

  

   为此,生活儒学以“中国正义论”[8]提供了一种古往中外社会制度建构与主体诉求相一致的基本原理,即以“仁→义→礼”为基本环节的制度正义原理,着意强调要根据正当性原则、适宜性原则,对既有的社会制度进行损益。相较于其他探讨正义的理论,包括罗尔斯正义论,“中国正义论”有两点重要的突破:其一,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国家的具象论述,而是给出了一种古今中外制度建构所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这使它具有其他正义理论不能比拟的普适性;其二,它是关于制度正义的理论,也即解答的是制度建构本身正义与否的问题,而不是根据某种既定的制度或观念考察言行是否正义的问题。这不仅将政治哲学维度上的正义问题推到了更深的层次,而且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不假思索的执守于行为正义的观念,具有深刻的观念启蒙意义。[9]

  

   上述蜻蜓点水的概括并不能充分体现生活儒学哲学突破的深远意义,然而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黄玉顺教授创建的生活儒学对于当代儒学的创新和中国哲学理论的创建来说是一个极富参考价值的范本。

  

   参考文献:

   [1]郭萍:《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齐鲁学刊》2017年第4期。

   [2]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3]当前已有学者指出,黄玉顺“生活儒学”提出的本源观念,乃是对其师蒙培元先生“情感儒学”的发展,而蒙培元先生则是对冯友兰先生开创的情理进路的发挥,因此,从冯友兰的“新理学”经蒙培元的“情感儒学”再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已经形成了现代儒家哲学的“情理学派”。(参见胡骄键《儒学现代转型的情理进路——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对象》,《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

   [4]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页。

   [5]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选自氏著《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8页。

   [6]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7]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8]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UK, 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中国正义论的形成》,东方出版社,2015年。

   [9]郭萍:《儒学的启蒙——关于制度正义的思考》,《当代儒学》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郭萍,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章现载《当代儒学》第16辑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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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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