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 呼延华

被访谈者： 李泽厚

旅居美国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最近推出了一本新着《己卯五说》，在本书中作者谈到了不同于杜维明“儒学三期说”的“儒学四期说”；进一步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老源头——巫史传统；对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进行了区分，为中国人未来的信仰建设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重新论述了“历史在悲剧中前行”的新历史唯物观；反复阐述了持之以恒的、以积淀论为理论核心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哲学心理学。作者在不到20万字的篇幅里，涉及了时人所密切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命运、自由主义、存在主义及后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历史与伦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文化命题。据李先生自己说，本书是他在新世纪来临之前的一次重要发言，对中国的学术建设，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文化建构，也对未来中国人的信仰提供研究的视角和思路。本书所采用的依然是作者“积习不改”的“六经注我”的学术方法。

下文是记者就本书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李先生的研究近况所做的访谈。

一、反对“三期儒学”，提倡“儒学四期”

问：在《己卯五说》中，您首先拿近年来极力鼓吹“儒学三期说”的杜维明开刀，并提出了自己主张的“儒学四期说”，这样作为你认为的一本极重要的书的开头，意旨是什幺？你反对杜维明“儒学四期说”的学理依据是什幺？

李：现代儒学在当前学术界是很热的论题，儒学及其传统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现代化密切相关。今天，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加速过程中，如何与之相适应，成了儒学最大的课题。《己卯五说》是我就这问题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的一个学术发言，它涉及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杜维明近年来极力鼓吹由牟宗三提出的儒学三期说（即孔孟儒学为第一期，宋明理学为第二期，以牟宗三为核心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当然也包括杜维明本人]），我则为这一分期（当然关键不在“分期”而在分期所包含的意义）没有把“汉儒”包括进来颇不同意。我所谓儒学四期，是以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我指出了“三期说”的六个问题，说明了“四期说”的“间接缘起”，也就是你所提问的学理依据，有兴趣的读者可找《己卯五说》一读。这里给自己的书做个广告。

二、“六经注我”和“学术浮躁”

问：我们注意到您在本书里依然使用了自己习以为常的“六经注我”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使您在过去的很多年都遭到了学界的非议，被认为是不规范的，是一种“浮躁”的治学态度；而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工作主题便是“学术的规范化”。在这种背景下，您坚持“六经注我”是不是有很大压力？

李：没有甚幺压力，也不怕压力。我曾经遭到学术界好些非学术的责难，比如你说的“浮躁”，但从没人具体指出过我的哪本书哪篇文章“浮躁”或如何“浮躁”的，都是笼而统之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止“浮躁”，还有好些别的罪名。所有这些，根本不值得理会。其实，“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都是规范化的学术研究方法，从古至今都有，两者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互相渗透。我一直认为“我注六经”是基础，80年代我强调提倡微观研究，说日本学者研究五个字就写成一大篇文章，这是严肃的学术。但黑格尔的哲学史则是用的“六经注我”的方法，也没有什幺不规范。我当时还说要是人人都“六经注我”就糟糕了，我经常对研究生说论文越细越好，题目越小越好，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

但《己卯五说》这本书里的五篇文章的确都是提纲，每篇都可以写成一本专着。我原来也是那样计划的，后来放弃了，原因一是时间不够，资料不好找；二是我认为，作为搞哲学的人的著作，提纲也不一定比专着差，主要看所提出的思想和观念。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的附录，即马克思的十一条提纲，不过千字左右吧，就比恩格斯整本书分量重得多，也重要得多。当然，写成专着，旁征博引，仔细论证，学术性会强许多，说服力会更大，大概还可免去“浮躁”的恶名。这本书的确留下了许多空隙，值得别人和我自己以后去填补。如由巫而史而全面理性化的原典儒学的具体过程，如周公孔子的关联，如论理学问题，等等等等。我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也即是主体性实践哲学。有人说可看作“儒学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反对。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在科技日益主宰人们生活的现时代，它具有世界性；说它是儒学，因为它要把中国传统精神渗透在马克思主义中并成为主导因素。作为一种学说而不是意识形态，它应当如同中国本身一样对世界具有意义。但这可能又要被人看作“浮躁”了。

问：您的意思是说，“六经注我”的治学方法是一种更高的学术境界？

李：“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在治学层次上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是侧重点不同的研究方式。“六经注我”不是靠它所解释的对象，而是靠它所提的观念、问题获得思想价值。皓首穷经有学术史的价值。可以一辈子搞一个人或一本书，但任何学术研究都带有个人的观念、思想，所以纯粹的“我注六经”是很难做到的，“我注六经”只能接近历史，永远有一定的限度。我所采用的“六经注我”的研究方式，是用经典材料来支持我的思想观点，同样是一种严肃的研究，与学术规范化毫无冲突。

问：有很多人批判以您为代表的“六经注我”的方式引致了学术文化界、知识界的浮躁，您对此作何评价？

李：第一，我相信我没有那幺大的力量；第二，我的八十年代的书在“不浮躁”（？）的九十年代重版也卖得很不错，例如被某些人认为“不规范”的《美的历程》多少年来在读者心目中似乎并没有甚幺不规范，这颇令人欣慰。第三，我的书80年代在台湾也很受欢迎。台湾学者熊自健在其《当代中国思潮述评》一书（从朱光潜、贺麟、费孝通讲起）中甚至说，“对台北的学术界来说，李泽厚是声望最高的大陆学者。不仅李泽厚的全部著作在台湾都有翻印版，而且报刊杂志也常刊登有关李泽厚的评论文章”（该书第251页）。当然，批评我的也大有人在，但从未听说我的文章“浮躁”或引起学术界的“浮躁”。第四，我并没觉得现在的学界比80年代更严肃，更能坐的下来。人们批判80年代浮躁，我看90年代学术界更浮躁。90年代中国为知识的“市场化”提供了舞台。今天，学者、艺术家、作家们更加重视传媒、炒作、稿费、出场费了，80年代为学术、为艺术献身的崇高理想被嘲笑或唾弃。学术界还出现了不少专事“丛书”、“大全”、“学术经典”、“学人文丛”工作的人。可以理解，大家都为了生活的舒坦、物质的享受而奔波操劳。过去那种学术研究方式使不少人（包括一些在80年代胸怀理想情结的人）耐不住寂寞和清贫。这种由于生活刺激引发的“浮躁”恐怕更容易使思想和学术双双失落。其中一些人借各种商业炒作商业包装不择手段地成“名”成“家”或显赫一时，使现在的文化学术界弥漫着某种极不健康的流氓氛围。但历史终归会有公正的结论。当然，对后现代来说，没有甚幺历史，历史都是由人随意编造的。这种所谓新历史主义，我当然不赞成。但现在一些人喜欢唯“新”是鹜，拾洋人破语，实在不敢恭维。其实，可以客观地研究、比较一下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的状况和成绩、优点和缺点，而不是一味指责80年代，褒扬90年代，这对今后可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