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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石窗 褚国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道学研究

更新时间:2020-05-24 07:56:46
作者: 詹石窗   褚国锋  

   内容提要:“道学”是道家道教之学的统称,“道学研究”即关于道家道教的学术研究。1978年以来,道学研究蓬勃发展,四十年间硕果累累。本文旨在对1978-2018的道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全文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概述四十年来中国内地道学研究的双重背景,其次介绍中国道学研究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再次介绍主要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复次分析道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最后展望道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

   关 键 词:道学;文献整理;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詹石窗,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褚国锋,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7级博士研究生。

   “道学”是道家与道教理论学说的总括,即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与道教之学。道家与道教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自学说传承而言,道家自魏晋玄学之后不再作为独立的学派传世,道教实为魏晋玄学之后道家学说的继承者、守护者与发扬者,在广义上被归为道家之列①;自教化的角度视之,道教的形成发展有着三大形态,即元初道教、古典道教和制度道教。三大形态对应于三大历史时期。元初道教对应的是黄帝时期,古典道教对应的是老子撰述《道德经》的春秋时期,制度道教对应的是张道陵创立正一盟威之道的东汉时期。此后,制度道教包容了元初道教与古典道教的思想内容。②因此,道学文化系统由道家之学与道教之学共同构成,兼具文化性与宗教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学研究”即指关于道家和道教的现代学术研究。现代意义上的道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逾百载。这一研究历程可分为两大阶段,即起步奠基(1900-1977)和复苏奋进(1978-2018)。进一步划分,起步奠基可分为初期(1900-1948)和后期(1949-1978)③,复苏奋进可分为复苏期(1978-1989)、繁荣期(1990-2000)和创发期(2001-至今)④。

  

   一、双重背景:本土驱动与国外镜鉴

   自1978年以来,在王明、任继愈、汤一介、卿希泰等学者的带领下,道学研究迅速成长,成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富有活力的一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此种繁盛的出现有着双重背景。

   多重因素构成了强大的本土驱动力。其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文化和宗教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陆续出台相应的政策。这些有力举措既为道学研究提供了稳定宽松的发展环境,也为道学研究赋予了返本开新的时代使命。其二,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年)文件为标志,道教实体获得了恢复和适应的社会环境。在恢复与适应过程中,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积极同学术界开展合作,为道学研究提供支持。其三,在积极吸纳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意识觉醒,广大民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道学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宝库而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道教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长期以来,海外道教研究是本土道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外国学者从他者视域出发,对道教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理论、关注主题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相对于中国的道教研究,海外道教学曾处于较长的领跑期,彼时甚至有“道教在中国,道教学在外国”的说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通过多种方式来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如积极开展翻译工作,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部分学者赴海外访问交流或攻读学位。在借鉴的同时,中国学术界也奋起直追。⑤经过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国内学术界逐渐恢复了学术自信。道教在中国,道教研究的中心也在中国。中外道教学研究已进入平等对话的新阶段。⑥

   基于这样的双重背景,国内道学研究的恢复与振兴历程,也是中国学者逐渐参与国际道教学讨论的过程。时至今日,国内道学研究已成为国际道教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者都需要认真聆听对方的声音,如此方可提高研究水准。

  

   二、研究学统:薪火相传与一本多元

   中国道学研究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源头而论,该传统可以追溯到道教正一派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1611)校梓《古易考原》;到了20世纪上半叶,具有现代人文学科研究性质的道学研究逐步形成,经改革开放四十年而发扬光大并有所创新。⑦

   在中国道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先后有刘师培《读道藏记》(1911年)、王重民《老子考》(1927年)、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1933年)、许地山《道教史》(1934年)、傅勤家《道教史概论》(1934年)、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1935年)、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1935年)、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年)、刘咸忻《道教征略》(1946-1948年)、蒙文通《道德经义疏(辑校)》(1946年)、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949年)、王明《太平经合校》(1960年)等重要成果。这些论著奠定了道学研究的基本进路:重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广泛利用藏外资料;偏重于研究社会文化背景。⑧

   这一研究传统对1978年以来的道学研究影响甚巨。以四川大学为例,“在卿希泰先生的引领下,川大宗教所同仁秉承刘咸炘、蒙文通先生道教史学与文献考据的学脉传统”⑨,在道教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斐然成绩。数代学人的道教研究背后均潜藏着一个基本视域,即希望通过研究道教来更加深刻地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等。

   弘扬传统的同时,学术界亦有新发展。这种变化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卿希泰先生在总结道教史研究方法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两点论的方法,是我们研究道教发展史的最根本的方法……我们除了必须坚持这个最根本的方法作为总的指导原则之外,同时还应该借鉴和吸纳其他学科的各种有效的具体研究方法”⑩。卿希泰先生总结其治学经验,为我们提出了一本多元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学者从各个角度来探讨道教史,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认识道教的历史与内涵。它不单适用于道教史研究,也适用于道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其二,对道教内史的关注。四十年来,学术界逐渐对道教的宗教性维度予以关注,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成果。

   从不绝如缕到气象万千,中国道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四十年间,中国道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维系、弘扬与更新,充分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科研机构与人才培养体系的日益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在道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其二,研究团体和学术刊物的蓬勃发展。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等研究团体整合道学研究力量,《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道学研究》等刊物则为道学研究提供理论阵地。其三,科研项目和研究成果的持续增长。其四,学术会议与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化。

  

   三、成果举要:学科门类与代表著作

   道学源远流长,体系庞大,内容丰富。道学研究与之相应,亦门类众多,形成了多个子学科。朱越利(11)、陈耀庭(12)等学者曾对道教研究的门类进行过划分。詹石窗总主编的《百年道学精华集成》(13)将道学研究成果划分为十大类,即历史脉络、神仙信仰、人物门派、大道修真、思想大要、经籍考古、道门科技、礼仪法术、文艺审美和道学旁通。这个分类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标准,可做参考。纵览四十年研究成果,内地学术界的成绩集中在历史、思想、文献、文化史等方面,在内史方面亦有所斩获。此处主要介绍历史、思想和文献等方面的成果。

   (一)道学历史研究

   道学肇自轩辕黄帝,盛于先秦道家,彰于魏晋玄学,经制度道教之传承而绵延至今。欲研究道学,必先考诸其史,明其流衍。道教史历来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成果极为丰富。此处拟分通史、断代史、区域道教史、道教宗派史和道教制度史等五个专题来介绍。

   道教通史以两部集体著作为代表。其一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4卷),第一卷(1988年)、第二卷(1992年)、第三卷(1993年)、第四卷(1995年),修订本(4卷)于1996年出版。修订本第一卷的英译本于2000年在美国出版。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赡,“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学科体系”(14),被唐明邦先生誉为划时代的传世之作,“代表了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教学术研究的辉煌成就和最高学术思想水平”(15)。该书对海内外道教学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被列为道学研究的必读书目。近年来,卿希泰先生启动了《中国道教史》的修订工程,将其扩展为《中国道教通史》(5卷本)。目前,詹石窗教授负责《中国道教通史》的编纂统稿工作。其二为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1990年版为一卷本,2001年增订本改为上下两册。该书曾多次印行,亦有相当影响。

   断代史方面,汤一介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年)具有较大影响。该书后来做修订补充,更名为《早期道教史》(2005年)。汤一介先生培养的北大博士,如杨立华、张广保、强昱、戈国龙等,均受到该书方法论的影响。胡孚琛著的《魏晋神仙道教》(1989年)、詹石窗著的《南宋金元的道教》(1989年)、汤其领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史研究》(1994年)、韩小忙著的《西夏道教初探》(1998年)、张广保著的《唐宋内丹道教》(2001年)、李大华等著的《隋唐道家与道教》(2003年)、刘屹著的《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2011年)等书亦各有优点。相较而言,明清时期和近现代的道教史研究是薄弱环节。至于当代道教史,则以李养正著的《当代中国道教1949-1992》(1993年)及其主编的《当代道教》(2000年)为代表。《中国宗教蓝皮书》(2008-2017年)已出版九册,每一册均有道教年度发展的专题研究报告,为了解当代道教动态提供了很好的窗口。

   区域道教史是道教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它包括国内和国外两大板块。自国内而言,包括大地理区域、单一行政区域和名山宫观三类。大地理区域类著作以樊光春著的《西北道教史》(2010年)为代表。正在进行的有《东北道教史》《巴蜀道教史》等。多个省份的道教史已经出版,依次为李远国著的《四川道教史话》(1985年)、陈耀庭的《上海道教史》(1992年)(16)、赖宗贤著的《台湾道教源流》(1999年)、郭武著的《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与影响》(2000年,2011年)、樊光春著的《陕西道教两千年》(2001年)、福建省道教协会编的《福建道教史》(2003年)、杨学政等著的《云南道教》(2004年)、张宗奇著的《宁夏道教史》(2006年)、萧霁虹等著的《云南道教史》(2007年)、黎志添著的《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2007年)、钟国发著的《香港道教》(2010年)、黎志添等著的《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2010年)、孔令宏等著的《江西道教史》(2011年)、佟洵主编的《北京道教史》(2013年)、孔令宏等著的《浙江道教史》(2015年)、赵芃著的《山东道教史》(2015年)、刘庆文等著的《河北道教史》(2016年)。湖北、山西、安徽、江苏、甘肃、河南、贵州等省份的道教史正在撰写中。多个市级区域的道教史也已出版,研究名山宫观的道教史专书也有不少。

区域道教史也包括道教流传海外情况的研究。在这方面的通论性质著作有陈耀庭著的《道教在海外》(200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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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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