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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石窗 褚国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道学研究

更新时间:2020-05-24 07:56:46
作者: 詹石窗   褚国锋  
此外,孙亦平的《东亚道教研究》(2014年)则是专门考察东亚道教历史脉络与特点的一部有影响的论著。国别史研究有孙亦平著的《道教在日本》(2016年)、《道教在韩国》(2016年),宇汝松著的《道教南传越南研究》(2017年)等。

   道教宗派众多,各有历史传承。对于元代以前的道派,丁培仁著的《元前道派研究》(2014年)有较好的归纳与总结。全真道和正一道较受关注,太平道、净明道、楼观道、神霄派、上清派、灵宝派等亦有相关成果。其中,全真道研究著作最多,如王志忠著的《明清全真教论稿》(2000年)、赵卫东著的《丘处机与全真道》(2004年)、牟钟鉴等著的《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2005年)、吴亚魁著的《江南全真道教》(2006年,修订版2012年)、赵卫东著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论》(2010年)、尹志华著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2014年)、汪桂平著的《东北全真道研究》(2014年)、张广保著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2015年)等。另有香港青松观主编的《全真道学术研究报告》《全真学案》等丛书,深化对全真道历史的认知。

   道教制度在近年来也成为一个热点。现有成果多为历代王朝的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如唐代剑的《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2003年)、林西朗的《唐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2006年)、刘康乐著的《中古道官制度研究》(2013年)、刘康乐著的《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2018年)等。道教自身的制度亦被研究,如丁强著的《早期道教教职研究》(2008年)、刘仲宇著的《道教授箓制度研究》(2014年)等。

   (二)道家、道教思想研究

   思想是学术界的另一研究重心所在。思想研究可分为道家和道教两大板块。其中,道教思想以历代道典、道派和人物为直接对象;自研究内容而言,道教思想研究包括教理教义、哲学及比较研究等。

   学术界通常以老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将道家发展历程分为七个阶段,即老学、老子后学、庄学及其后学、黄老之学、汉末道教、魏晋玄学和余学。(17)通史类著作有黄钊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1991年),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全6卷,2004年)。通论类著作有詹石窗等著的《中国道家之精神》(2009年)、陈霞著的《道家哲学引论》(2017年)、吴根友著的《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2018年)等。老子及老学是道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影响较大的注本有陈鼓应著的《老子注译及评介》(有多个版本,最新版2015年)、詹石窗编著的《道德经通解》(最新版2017年)等,安伦著的《老子指真》(2016年)是颇具新意的著作。刘笑敢著的《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修订版)》(2006年版,2009年修订)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熊铁基先生及其弟子致力于老学研究,先后推出《中国老学史》(1997年初版,2005年再版)等多部著作。刘固盛教授主持的《中国老学通史》课题全面探究中国老学史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与思想特点,其最终成果值得期待。(18)庄子及庄学则是另一研究重点。影响较大的注本当属陈鼓应注译的《庄子今注今译》(2016年最新版)。方勇的《庄子学史》(2017年增补版)内容最为详细,附有《〈子藏·庄子卷〉总目》、《编外庄子书目提要》和《中国近百年庄子研究论文辑目》。哲学思想方面首推刘笑敢著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1988年,2010年修订版)。此外,黄老学、魏晋玄学和当代新道家也颇受关注。

   在道教思想史研究领域,卿希泰先生具有开创之功。卿先生所著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1980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道教思想史研究著作,标志着改革开放时代道教思想史研究的正式开启。其后,卿希泰先生陆续推出《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1985年)、《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1999年)等书,皆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卿希泰先生主编、詹石窗教授副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全4卷,2009年)则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道教思想通史。该书凡四卷六篇三十八章,是数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刘仲宇说:“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是我国道教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19)

   关于道派、人物与经典的思想研究成果较多。在这些方面,王明先生的研究堪称典范。他撰有研究《太平经》《黄庭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的经典文章,皆收入陈霞编的《王明集》(2007年)。《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华大典·哲学典·佛道诸教分典》(2007年)辑录了思想性较强的道经(第1册)、主要思想家生平资料(第2册)、道派资料(第3册)及道教哲学范畴资料(第4—5册),可作为资料集来使用。早期道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颇受关注。六朝以葛洪、陶弘景和陆修静为研究热点;灵宝经和道教类书亦有研究力作。隋唐五代以成玄英、司马承祯、杜光庭等受关注。两宋金元时期,陈抟、陈景元、金丹派南宗高道、全真派高道等受关注。明清时期以王常月、刘一明、陆西星、傅金铨等人较受关注。近现代道教则以郑观应、陈撄宁、易心莹等多受关注。

   在现代学科建制下,道教哲学通常被置于哲学学科之下,是道教思想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重玄学被视作道教哲学最富理论特色的一脉,颇受学术界关注。重玄学研究发端于蒙文通教授,其成果多于1949年之前发表。现在重新出版可见《道书辑校十种》(2001年)和《蒙文通全集·道教甄微》(2015年)。之后,卢国龙、何建明、强昱、李刚、罗中枢等学者皆撰有专书。道教哲学有着独到的概念范畴,学术界对道论、气论、心性论等颇具代表性的范畴皆有研究。生命向度是道教哲学最为显著的理论品格。换言之,道教哲学可视作生命哲学,对生命、身体、生活等均有着多重关注,由此形成了极富特色的人格修养理论、理想境界理论和人学。道教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的编纂、完善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该领域的开拓与取得的成就改变了以往只关注先秦道家、秦汉黄老学和魏晋玄学的局面。张学智著的《明代哲学史》(2000年)、詹石窗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2年)、冯达文和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4年)等书均设有专章来讨论道教哲学。

   道教对儒家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既有所吸纳,也有所丰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包括生命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学术界对道教伦理多有研究,尤为关注道教生态伦理的思想内涵与现代价值。

   《周易》是群经之首,对道教思想有着巨大影响。历代高道注《易》解《易》,形成了道教易学。学术界向来关注道教和《周易》的交互影响,有着丰硕研究成果。朱越利教授将这些成果分为九个方面,即《太平经》与《周易》、“参同”易学、陈抟易学、“参同悟真”易学、俞琰易学、其他道教人物的易学、道教方方面面的易学、道教易学的影响及道教易学总论。(20)在道教易学领域,詹石窗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他很早就涉足道教易学,曾与卿希泰先生合著《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1986年)一文,独著《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2001年)、《易学与道教符号揭谜》(2001年),负责点校《中华道藏》第16—17册,这两册所收录的都是关于“道教易学”的原典。此外,他还撰写了《〈阴符经〉与〈周易〉》等一系列关于道教与《周易》关系的论文,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

   (三)道学文献研究

   道家、道教有着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除了《道藏》《道藏辑要》等基本传世文献之外,还有众多未入《道藏》的文献资料,包括出土材料和田野调查发现的新资料等。四十年来,内地学术界在道家道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道家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两大标志性成果:其一,熊铁基主编的《老子集成》(全15卷,2011年);其二,方勇主编的《子藏》工程,已出版“道家部”10卷,各卷收录相关子书的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出土若干道家简帛文献,也有部分海外简帛文献被有关机构回购。这些简帛文献为道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引发了道家研究的热潮。此处依时间顺序排列如下: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1973年,定县八角廊汉简《文子》;1977年,阜阳汉简《庄子·杂篇》;1988年,张家山汉简《庄子·盗跖》;1993年,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本)、郭店楚简《太一生水》;1994年,上博楚简《恒先》、《凡物流形》(甲、乙);2009年,北大藏西汉竹书《老子》《周训》等。上述简帛文书大部分已被整理发布,通常包括图版、注文与注释。它们包括荆门市博物馆编的《郭店楚墓竹简》(1998年),荆门市博物馆编著的《郭店楚墓竹简》系列之《老子甲》(2002年)、《老子乙·丙》(2002年)、《太一生水·鲁穆公问子思》(2002年),陈伟等主编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2009),陈伟等主编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书》(2011年)。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3册《恒先》(2003年)、第7册《凡物流形》(2008年)。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2014年)第1册图录《老子甲、乙本》,第4册释文注释的《老子甲、乙本》,第7册《原始图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2册《老子》(2012年),第3册《周训》(2015年)等。

   《道藏》为道经总集,现存较早的为明代的《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明版《道藏》现有国家图书馆藏本(1447年明英宗颁赐,4736册)、上海图书馆藏本[同治五年(1866)重修本]、故宫博物院藏本、青岛市博物馆藏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本,4946卷]、泰安市博物院藏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本,存1360卷]、四川省图书馆藏本(存3209册)、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本(存2669册)、南阳市图书馆藏本[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修本,存5213卷]等。(21)尽管皆为明《道藏》,但并不完全相同,有待进行详细比对。

   1978年以来,明《道藏》在内地被影印出版,有力地促进了道学研究的发展。1.三家本《道藏》(全36册,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它以涵芬楼本为底本,另据上海图书馆所藏上海白云观本补足和更正若干处。2.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全60册,1999年),该书亦为影印,并收入部分明《道藏》未收及新出的道经。3.九州出版社影印《道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合刊》(全60册,2015年),以涵芬楼本为底本,以三家本及新文丰本为校本。4.何建明主编《道藏集成·第一辑》(全108册,2017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印行,此辑为《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的合刊。《道藏集成》后续诸辑将影印多种藏外经籍。

   张继禹主编的《中华道藏》(全49册,2004年)由华夏出版社印行。该书在明《道藏》的基础上,另增补古佚道经,共收入经书1526种。(22)《中华道藏》重新排版,并对各经予以标点校勘。该书在“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下,对道经予以重新归类,每部经书前皆有简要说明。但该书部分经文存在句读失误等遗憾,阅读时需要注意。

《道藏》卷帙浩瀚且价格不菲,读者购置不易,也难以通读。这使得道藏经典选辑成为一种迫切需求。民国时期有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影印的《道藏举要》,共选录176种道经。1978年之后,道经选辑相继出版,包括丁福保所编的《道藏精华录》(1989年,2005年)、胡道静等选辑的《道藏要籍选刊》(1989年)、明代阎鹤洲编的《道书全集》(1990年)、王平主编的《传世藏书·子库·道典》(1995年)、《道藏辑要》(1985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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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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