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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广绪:互联网人类学:新时代人类学发展的新路径

更新时间:2020-05-24 07:45:45
作者: 姬广绪  

   从方法论的角度,以往的研究中有关新技术的阐释多围绕一种决定论的视角展开,而且多是一种强调限制选择自由及可能性的论调。例如,在因纽特人使用GPS的解释中,技术主义的视角可能会认为GPS的出现和使用势必会削弱千百年来因纽特猎手在实践中所积累和珍视的人地之间默契。另外一中技术极端主义会带着乐观的心态赞美人类对于新技术所展示的智慧以及适应额能力,并从中预期到一个更好的未来。两种视角都是将技术从其所出现和存在的文化生境中剥离,忽视某个技术同其他技术之间的关联。从上述两位作者的研究中能够发现,GPS技术是与诸多其他技术要素——如商品贸易、机动雪橇、雷达等共同作用于因纽特人的生活,技术生态中的多元互动视角弥补了以往的决定论中的单一要素视角,使得技术的情景化使用变得更加可理解,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也为以后更多的技术研究提供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框架。

   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空间,无论对于物理学家还是人类学家都是需要仔细检视的。因此除了上述提到的关于技术对于文化的变革力以外,人类学家还发现所有的技术,例如GPS既不是绝对客观的,也绝非价值中立,这些技术是被用于国家建设、殖民地开发和管理以及全球化发展之中。因纽特人的GPS的普及是与当地的海豹皮被卷入到全球性的商业网络有着巨大而密切的关系的,由于海豹皮在海外市场的供不应求,因纽特人在中介商人的鼓励下开始采用更加便捷和高效率的技术捕猎海豹,而GPS被广泛应用是与上述的交易及体现出的地方全球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网络政治和政治参与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行为开始使用互联网作为媒介,尽管不同的学科,如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对此的探讨不尽相同,关于网络政治学的讨论已经蔚然成风。这一领域不仅关注传统政治学的互联网化趋势,同时也关注互联网世界中新的政治模式。这其中“互联网政府”或“数码政府”是研究的焦点,其中包括行政与官僚体系的去中心化转向以及欧洲提倡的“E化政府”这类的经验性研究;利用互联网的“连通性”讨论由其所带来的民主问题,而这其中的参与式民主以及互联网对于网民的赋权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内容。网络民主和赋权的反对者则认为互联网的民主潜力还是需要谨慎地看待,互联网及数码媒体并没有赋权给广大的网民,大众媒体依然还是有相当多的受众和支持者。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网络政治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周永明教授的文章《栖身于网络边缘:中国网络空间中的民间政治作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了网络空间中丰富的政治词汇、通过网络民间作家的政治写作理解中国网络空间的复杂性、流动性和丰富性,同时揭示该群体如何通过网络政治写作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中国政府在改善治理能力中的表现。

   周永明教授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已经同过去相比有了比较大的扩展,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及新的信息技术的涌现,中西方之间的信息交换变得更加便利,因而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和治理成为学界和民间作家们都普遍关注的话题。周永明教授认为,“互联网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场域”,他认为网民在互联网领域政治参与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赋权或者压制,而其与政府所结成的关系也并不是西方媒体经常所说的“猫与老鼠”以及“带上锁链跳舞”。进一步地,周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空间中,民间网络政治作家是介于被官方认定的学者以及极端反主流的政治暴徒中间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策略性、流动性地定义自己与政府的关系及认同来实现政治参与。有时民间政治作家会利用其“非官方”的状态来有意识地树立其新公民的身份认同。通过他们的政治写作,这些民间政治作家试图重新定义一个属于该群体的新公民身份,他们独立于党政体制之外,同时他们的表达自由受到宪法保护,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标榜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由此他们凭借着相对游离的身份状态获得了国家一定程度的宽容,但互联网绝不是法外之地,他们也还是受到国家的监管。尽管在政治表达上,互联网给了这个群体拓展的空间,国家也在处理和该群体的关系中提供了相当的宽容和让步。然而进一步地观察发现,该群体在政治表达和政治实践中采取了两种似乎矛盾的策略和方式,周永明教授的田野对象Anti在作为一名民间政治作家时表现出了崇尚原创、言辞犀利、内容丰富率性、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权威等一系列典型的“身份认同”,然而在其后来成为一名论坛管理者之后,却对论坛中的帖子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甚至多次删除那些充斥着“爱国的”情节的帖子,并明确要求这些帖子的作者离开自己的论坛,转到其他的网站去创作。他说他“始终保持板斧雪亮,因为Re-see(论坛名)是我的,这一点无需讨论……我的论坛以后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这是一种跨界策略,虽然这些民间政治作家以其民间身份为荣,但在处理自己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时,也还是使用了一种协商策略让自己变得可以被国家接受。毕竟在中国做一名民间政治作家需要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首先他们并不被中国主流和官方的学者认可,多数时候都是游走在边缘地带,因此他们本身并不占有优势的资源,如报纸、期刊等。另外他们缺乏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能够与国家保持联系的通道,因此经常面临着网站被关闭以及被相关部门传唤的风险。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他们不得已地需要采取这样的妥协和协商政策来避免自己过度边缘化。

   (三)日常生活中的互联网

   数码科技融入人的日常生活并且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众所周知。然而对于互联网技术的讨论往往脱离日常生活的语境,将人与技术相分离。其实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数码科技的讨论应当回归到传统的人类学对于家庭生活的关注。因为技术最终体现为人的价值观念,因此对于互联网的研究真正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借用经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重视历时的日常生活变化,在家庭、家族、社区的视域中理解技术,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伦敦大学学院的丹尼尔?米勒是一位重要的推手,其与人类学家霍斯特2004年深入牙买加 Orange Valley 和 Marshfield 两个低收入社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民族志研究,结合参与式探访、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评估低收入牙买加人的通讯生态,展现了牙买加人以手机为科技中心的通讯景观。米勒和霍斯特研究手机如何嵌入牙买加人的现代生活以及人们又如何利用手机扩大关系网络,他们发现在牙买加,贫穷和不贫穷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是否有社会网络的支持,也就是朋友或家人的资助。作者在两个社区共100户人家进行了调研,分别有34%和38%的居民依赖他人资助,且两个社区的主要经济收入均来自社会网络,而非正式或非正式的买卖或雇佣关系。手机作为可以记录400个联系人的工具,在勾织、维持并扩展个体的社会网络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作者将这种联络电话称为连结。牙买加人通常的通话时间仅为90秒,可见电话之简短和直接。有时连结电话仅为简单的寒暄,并无实质性内容。而通过致电方式,显示在对方的最近来电中,不失为提高自己“能见度”、“存在感”的好办法。有时,人们为了学费、房费、孩子的抚养费、医药费通过电话向他人讨要,这也往往会得到朋友或家人的积极响应。

   当地人的给予介于人类学家讨论的交换和互惠两者之间。因为当地人不求回报,除去些许互惠因素,他们始终更珍视给予、创造、和激活关系网络。一二再,再而三的拒绝,将导致社会网络的死亡。而静若死水的社会网络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眼中的名和美拉尼西亚库拉圈中的名望实为同物,终至财产的再分布。

   由上述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可见,人类学的“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以及“参与式”的观察方法展示了这个学科将人与技术紧密结合进行研究的能力和潜力。跳出固着的技术决定论范式,深入理解日程生活的互联网时间,需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尤其独特的优势,这一点对于互联网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十分重要,因为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正是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语境中理解其媒介使用。

  

   三、互联网人类学与传统议题

   互联网人类学不仅仅涉及全新的研究领域,同时还因其已经渗透进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学的许多传统命题,如种族、移民等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互联网上的种族和种族主义

   种族问题一直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话题,然而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种族似乎是被忽视的要素。美国学者辛克莱尔说,“美国的种族史的书写中似乎技术从来不曾存在过,而且同样地美国的科技史中好像种族的重要性也完全被抹去。”其实种族问题一直都是和技术的发展进程相关联的,例如,艾沃瑞特曾经将计算机系统中的图形用户界面同种族联系起来,发现计算机DOS系统中的命令里有主盘和从盘的命令符,而这种计算机语言很明显是从人类语言中转化而来的。此外,米歇尔?怀特还发现,微软公司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白色手型指针被作为一种白种人的符号广泛地用于广告、绘图场景以及网络贺卡中。2008年一款基于美国火狐浏览器技术内核的专门针对非裔美国人开发的浏览器Blackbird一经面世就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骚动。Blackbird是一款基于Mozilla技术的新浏览器,该浏览器旨在让非洲裔美国人更容易在网上发现相关内容,并通过浏览器分享故事、新闻、评论和视频,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其他成员互动。

   浏览器中内置一个预先设置的新闻提示插件,其会自动从谷歌新闻中获取非裔美国人可能感兴趣的新闻内容,并提供相关新闻的视频内容,内容来自在线电视网站,如UptownLiveTV、NSNewsTV、DigitalSoulTV和ComedyBanksTV。除此之外,该浏览器还与当时最流行的社交网络、如“黑色搜索”、“黑色书签”等的集成,提供更加便捷的网络社交功能。另外,该浏览器中还内置了一个“回馈”项目,使用的用户可以利用这个按钮进行网络捐赠,款项将捐赠给一些非营利组织,用于改善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处境和公共事务。有评论者认为,种族主题的浏览器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种族作为噱头进行商业性的牟利,并且不利于多元文化的互相理解。

   在早期的互联网研究中,种族被认为是预测计算机访问和使用的一个重要变量。美国人口普查局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的指导下开展的一项初步研究发现,在计算机设备所有权和电话服务获取方面,非洲裔美国人的比率都低于白人。这一发现被广泛宣传,并很快被称为“数字鸿沟”。“数字鸿沟”随即成为与种族有关的互联网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被广泛应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不断演化,作为测量鸿沟的重要指标也从最初的计算机所有权发展到随后的研究版本中的互联网的可获得性。研究人员随后发现了“二级鸿沟”,主要关注技能与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赛尔温认为,数字鸿沟公式依赖于假定互联网的访问和使用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而事实上人们不会使用互联网的原因却在于这样做没有效益。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开始改变了美国社会数字鸿沟的景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互联网和美国人生活”项目,在2009—2010年间,非裔美国人是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最庞大用户群之一。手机在该群体中的渗透率达到了87%,并且有64%的非裔群体利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网。由此学者们开始关注种族和种族主义是如何与科技互动,并带来哪些影响。种族问题与身份和认同相关联,而这部分内容互联网研究的早期是重要的学术观照,主流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第三空间提供了民族的和族群的认同建构和社区形成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中,人们似乎可以一定程度上逃离真实社会中的族群和种族偏见及歧视,人们在不同的社区中游走,形成一种类似“身份游离”的状态,逃避现实中可见的民族身份。

   (二)互联网与移民

全球化加速了全世界范围内人口的流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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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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