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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瑾 向德平: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研究的进路与拓展

更新时间:2020-05-24 07:44:29
作者: 何瑾   向德平  

   内容提要:在扶贫开发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少数民族女性自由全面的发展需要与深度贫困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严重阻碍了扶贫质量和效率。纵观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特征和成因、政府市场社会参与少数民族女性扶贫机制、少数民族女性扶贫工作经验和挑战,提出了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研究可能的拓展方向。

   关 键 词:妇女研究/少数民族/女性贫困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研究”(16ZDA022)。

   作者简介:何瑾,女,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与反贫困问题,湖北 武汉 430072;向德平,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发展社会学与反贫困问题,湖北 武汉 430074

   在脱贫攻坚战的最后阶段,还有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的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其中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比例居高不下,脱贫攻坚战到了攻难中之难的关键时期。我国农村贫困人数近一半是女性,且女性贫困程度较男性更深[1],这种状况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更为突出。而在精准脱贫具体的政策规划和实施环节中,多数扶贫开发政策仍是“一刀切”,忽略了女性贫困的特征和女性特殊的利益诉求。

   本文从民族、性别视角切入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相关研究,从贫困特征及成因、扶贫机制、扶贫经验和挑战方面梳理并归纳现有国内文献,深入分析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女性贫困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有哪些特征,为何“难啃”,尝试总结中国减贫理念和实践在民族、性别方面的成就与挑战,并对今后女性减贫格局作出展望,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一、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特征及成因

   (一)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特征。

   现有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类型中分类分析相应的女性贫困特征。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类型的划分主要由三条线展开,一是从地域分布来说,少数民族女性贫困人口在西部相对集中,如***、西藏、宁夏、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可以区分为女童、老年妇女、留守妇女、已婚妇女、离婚妇女等;三是从女性群体的贫困维度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女性贫困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贫困,还体现在然条件贫困、政治贫困、社会资源贫困、文化贫困等方面。综合三种划分标准,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特征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女性群体更为弱势。由于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地区经济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女性就业困境,如少数民族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易再度陷入贫困[2]。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显示未婚女性贫困发生率更高,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3]。在西藏、***、宁夏等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妇女的规模虽然不大,但贫困发生率高且难以脱贫[4]。

   2.贫困的分散性、多样性和隐蔽性。受地域、年龄、民族文化和社会性别的影响,妇女贫困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隐蔽性。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贫困的地域性和多元性决定了贫困人群的分散和多样性[5]。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性别制度让女性的贫困现象和救助需求常常得不到重视[6]。老年妇女的贫困掩盖在家庭内部,她们的弱势身份不容易被发现[7]。分性别贫困统计资料相当欠缺,加之女性维权意识不强,女性贫困状况隐蔽在了家户之中[8]。

   3.贫困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动态预测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者更加贫困的概率。在少数民族地区,老年妇女、离异女性等很容易陷入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老年妇女群体的贫困是性别、阶层、地域等多种社会不公的叠加,更是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相对弱势的累积[9]。没有配偶且有孩子的年轻女性(丧偶、离异女性)为户主的农村家庭较已婚女户主家庭(男户主由于劳动力迁移而暂时不在家的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更加贫困、脆弱,并且这种贫困还会代际传递[10]。

   4.贫困的演化性和代际传递性。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不同性质的贫困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贫困常常导致其他贫困现象的发生。女性长期的物质贫困容易内化为文化贫困,文化贫困又进一步加深物质贫困。土族贫困妇女受文化水平、家庭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贫困演变成了权利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贫困[11]。贫困的代际传递性体现于妇女的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和身体健康状况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和未来发展[12]。

   5.贫困的多维交叉性。少数民族女性受地域、性别、经济、文化、宗教、交往等多方面影响,她们的群体性贫困是各种不平等叠加的结果,具有多维交叉性。贫困女性难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患妇科病和其他重大疾病的概率较大,缺少社会权利和家庭权利,容易陷入物质贫困、健康贫困、心理贫困、政治贫困等多重重压之中[13]。受居住环境、生产方式、宗教生活及社会交往的影响,宁夏回族女性难以适应移民搬迁政策,这制约了脱贫效率和移民搬迁效益[14]。少数民族妇女受传统文化和宗教影响漠视自我发展、受教育程度低、在减贫中被整体性忽略,她们的社会资本和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都过少,导致少数民族妇女无力改善贫困局面[15]。

   (二)少数民族女性致贫原因。

   少数民族贫困是自然条件、文化历史、个人条件及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恶劣是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客观原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贫困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农村妇女在获取资源与机会方面的障碍,实质上是经济条件、选择机会、基本保障等方面的缺失或削弱[16]。根据文献分析,家庭资产的缺失、身心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等导致少数民族女性经济条件差、地位低、缺乏社会资源和机会,制度保障不足和文化的桎梏从根本上阻碍少数民族女性的自由发展,是其致贫的本质原因。

   1.家庭资产的缺失。在土地资产方面,有关呼伦贝尔市少数民族农牧区妇女的调查分析指出农牧区土地分配中的平等问题等造成农牧区妇女的收入贫困,进而造成其经济贫困[17]。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被侵蚀是“多元因素”综合的结果:以家户为基础的法律制度遮蔽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村民自治规范劫取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民间风俗使农村妇女无视自己的土地权益;相关法律制度的粗陋使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流于形式[18]。在金融资产方面,一般男性作为户主,在家庭财产使用和借贷决策上拥有绝对的权利[19]。

   2.身心健康状况差。贫困女性患妇科病和其他重大疾病的概率较大,尤其农村留守妇女在情感上缺乏支持,心理健康容易出现问题。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看病难的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女性健康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广河回族农村女性常年家务劳务繁重,没有充足的时间看医生,一些宗教习俗对女性尤其是孕期、哺乳期和生病时的农村女性身体保健有一定不良影响[20]。

   3.受教育水平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进而劳动技能差,加上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很容易被劳务市场淘汰,无法取得与男性同等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在甘肃广河县的调研发现当地男孩一般能读到高中,女孩大多只上到初中,成年人受教育6年以下的男女比例分别为81.42%和88.61%[21]。撒拉族女性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婚育年龄偏早,直接导致职业发展和收入受限,进而影响撒拉族女性的独立和发展[22]。

   4.制度保障的不足。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迫切需要各项制度的保障。少数民族农村妇女面临着很多风险,包括疾病和生育风险、家庭生活中人身权益受侵害风险、农业中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等。以延边州朝鲜族自治州为例,贫困人口中有一半是女性,贫困妇女中80.68%均有残疾或大病、慢性病或营养不良,贫困妇女中17.50%未参加养老保险[23]。我国各项社会制度,如生育政策、土地政策、婚姻制度等缺少社会性别意识,缺乏对妇女的保障,使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和少数民族女性更易陷入贫困[24]。

   5.文化贫困的桎梏。贫困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扶贫之所以难,脱贫之所难稳,在于贫困文化因素的根深蒂固和脱贫工作中对文化因素的忽视。女性脱贫过程中,文化的滞后阻碍了她们发展的步伐,在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文化因素中,传统性别观是女性贫困的重要诱因,旧有的性别分工及历史传统限制甚至阻止了女性接受教育、开发潜能、提高人生质量的基本可能性与唯一途径[25]。此外,受传统社会文化、民俗宗教等影响,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和家庭决策的机会偏少,易陷入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中[17]。少数民族妇女反贫困工作也受到具体地域和具体民族文化观念的严重制约[26]。

  

   二、政府市场社会参与少数民族女性扶贫机制

   贫困、民族、性别三者交织在一起使少数民族女性脱贫成了难中之难,事关我国民族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携手共进,同创脱贫攻坚大业。现有少数民族扶贫机制研究中,主要围绕政府、市场、社会等要素各自应该发挥哪些优势,如何协调搭配各要素达到脱贫效果最佳展开,但很少讨论针对少数民族女性这个群体,政府市场社会应如何转换自身的角色达到彼此协作的双赢。

   政府参与扶贫方面,由政府主导转向引导、监督、兜底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反贫困领域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政府主导下的财政减贫这一正确方针[27]。贵州少数民族聚集区的调查发现,在民族地区实施精准扶贫,政府应由管理式转换为服务式扶贫,转向服务和监督功能[28]。随着扶贫的深入,现有扶贫运行机制的局限性加大了扶贫工作的难度[26]。

   市场参与扶贫方面,由市场发挥信息、资金、资源配置优势。分散的深度贫困个体通过与大规模的市场对接,获得生存资本和劳动技能形成内生发展动力。地方政府一般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互联网、能人、村民等多元参与模式,将土地、资金、劳动力有效整合,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29]。这种模式仍面临诸多困境:市场要素的“配角”地位;龙头企业难以兼顾逐利性和社会责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能力孱弱;贫困农户弱势地位突出等[30]。

   社会参与扶贫方面,由社会发挥成本控制、灵活创新、开放务实优势。通过有效统筹政府职能部门之外的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资源,形成扶贫开发合力。“直过民族”傈僳族社会扶贫案例显示,积极引导贫困群众主动参与、农民精英帮扶、企业集团帮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村来说是脱贫致富的重要推动力量[31]。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参与扶贫效果不佳,应在尊重民族风俗文化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宗教信仰、族群宗法的介入等加强社会参与少数民族扶贫工作的公信力、规范力、协作力[32]。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行动主体,仍存在社工大量流失、组织信任缺失等问题[33]。

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大扶贫方面,随着中央政府2014年提出政府、市场、社会贫困治理的跨“界”合作,扶贫工作中“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的局面逐渐改善[34]。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互动模式也在发生转变,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将成为贫困治理的主体,同政府一起形成全社会贫困治理合力。少数民族的贫困仅靠当地政府的力量难以实现彻底脱贫,更需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开发。回顾我国现有反贫困工作模式,可以提炼为“两线一力”:“两线”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网两条线索,“一力”即政府主导力[27]。在今后的两年和后扶贫时代,可能要超越“行政主导”扶贫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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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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