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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瑾 向德平: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研究的进路与拓展

更新时间:2020-05-24 07:44:29
作者: 何瑾   向德平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角色转换。政府要由“唱戏”向“搭台”的角色转变,将“唱戏”的任务交给市场和社会[35]。具体而言,市场要逐渐成为主力,发挥在社会资源的初次分配中的主角作用;政府要加强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完善对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兜底功能;社会作为“第三只手”要有效应对贫困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升参与式扶贫的主体性地位[36]。

  

   三、少数民族女性扶贫工作经验和挑战

   (一)少数民族女性扶贫工作经验。

   1.兜底扶贫夯实女性发展基础。以农村低保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形式,以及扶贫、民政、医疗、教育等多部门沟通参与的协作机制基本保障了少数民族女性的自由发展。健康保障方面,“三重医疗保障”的减贫效应在少数民族地区效果良好[37]。基础教育保障方面,关于回族农村女性的调研发现年轻一代的回族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更高,随着国家“两免一补”等政策的实施,女性在文化资源上的贫困状况正逐步得到改善[20]。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度和广度虽然还不够,但这几年的扶贫成绩表明,攻坚扶贫由单一经济开发政策逐步向多元化、综合性方向发展和转变,基本保障了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发展基础。

   2.扶贫举措发挥女性赋权作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妇联、基金会等开展各种扶助项目,通过参与式培训、小额贷款、劳务输出、结对帮扶、妇女保健、女童助学等举措为女性赋权[38]。宁夏海原开发妇女的刺绣技术等做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更多农村妇女的收入增多,家庭和社区地位也因此逐渐提高[26]。广河县回族女性教育工作发展迅速,为大龄女性提供了有效的补偿教育,教育赋权使女性得到全方位的发展[20]。医疗赋权是女性身心健康发展和正常学习工作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了女性的基本卫生安全,有效缓解了女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各项扶贫举措综合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自主发展能力,为女性参与式扶贫奠定了基础。

   (二)少数民族女性扶贫工作面临的挑战。

   1.扶贫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土不服”。国家扶贫政策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来说是强制性的外界介入,现代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难以融洽对接,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重要扶贫方式效果往往不是很好。自上而下的政策造成扶贫难扶志,资源丰富却难以得到有效利用与开发的状况[26]。扶贫政策的落地和具体的项目推进,只有激活基层自治组织,调动本地人才和村民积极参与,才能使扶贫工作真正可持续发展[39]。扶贫是一个包括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内的多维现象,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应当关注少数民族的认知框架,选择与其传统生计方式契合的扶贫方法,适度改造某些不适宜的生活方式,使扶贫开发政策与当地社会和文化基础相契合[40]。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民间智慧,挖掘赋权少数民族妇女的核心思想,让扶贫政策“接地气”,真正赋权于村民,发挥女性优势,才能保质保量完成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2.旅游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包开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旅游业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旅游扶贫中女性的参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在传承民族文化、开发民族旅游的同时,也成为其中的受益者。广西民族地区的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女性通过民族旅游获得了丰富的就业机会,经济地位、家庭地位也有所提升,从而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和参政意识,同时民族文化传承也通过女性服饰、歌舞文化的舞台化和商品化得到了重视和发展[41]。近年来,为了加快旅游资源的开发进度和推进成效,政府引进旅游公司采取整体“打包开发”的策略。旅游扶贫的“打包开发”带来的文化冲突、工作机会剥脱、环境污染等问题已严重制约着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和女性减贫成效[42-44]。女性群体在旅游扶贫中仍存在工作层次较低、发展机会和收益分配不均、家务和旅游经营多重角色难以兼顾等问题[45]。

   3.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困境。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也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途径。在贫困女性化、老龄女性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亟须社会保障的兜底扶持。社会保障兜底的方式主要是现金支付和服务供给,但由于资金不足以及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社会服务模式不健全、精准识别难度大等原因,兜底扶贫的成效和可持续性受到很大考验。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的社会性别缺失、传统文化和家庭分工形成的社会排斥,让少数民族女性更加难以享受到公平、全面的兜底保障。据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老年妇女无养老金占比高、贫困率高,且少部分享受养老保障制度的少数民族老年妇女月均养老金显著低于男性[9]。广西民族贫困村的调查显示,仍然存在部分符合申请农村社保条件的少数民族妇女尚未被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完善仍是当地少数民族妇女贫困的重要原因[44]。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扶贫功能,提供更完善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保障少数民族女性的基本生活,为女性发展增权赋能,方能切实做到“扶真贫、扶真贫”。

  

   四、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少数民族女性往往比男性贫困程度深,她们的贫困原因更加复杂艰深,体现在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国家兜底保障不全面、民族传统文化相对滞后等多重方面,表现出女性贫困的脆弱性、隐蔽性、演化性、代际传递性和多维交叉性等特征。由于少数民族女性特殊的贫困特征、贫困成因和脱贫需求,扶贫模式逐渐转变成多元参与模式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市场和社会成为扶贫主体,政府发挥服务型作用进行引导、监督,从而形成大扶贫合力。在具体的少数民族扶贫实践中,我国针对女性群体的扶贫举措在奠定女性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基础发展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经济、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女性赋权,增强了女性的家庭、社会、政治地位,为提升女性的自我发展意愿和参与扶贫意识做出了积极的工作。文化扶贫和民族文化旅游扶贫是女性扶贫工作的有力抓手,既要发挥女性与当地扶贫工作紧密结合、女性贫困成因与扶贫举措有效结对的优势,也要着眼于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使旅游扶贫等扶贫手段更加因地制宜。综上所述,关于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的特征及成因、反贫困机制及反贫困工作经验和挑战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在研究对象方面,应进一步细化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类型,深入分析比较各种女性贫困类型的特征与发展需求差异,并针对女性贫困成因,加强相关女性保障和赋权研究。地域、民族、年龄、社会等属性造就了女性多样的生活面貌、文化习俗,体现着不同的贫困特征及发展需求。认识并发掘人口多的少数民族女性与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女性、离异与已婚的女性、女童与老年妇女等不同群体的发展需求,是提高女性贫困群体脱贫精准度的前提。今后,少数民族女性扶贫工作重在如何精准瞄准贫困女性、如何精准保障女性生活需要、如何精准赋权于女性发展需求。其难点在于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扶贫文化精准对接,循着传统文化的根,实现女性的自由发展;加大保障女性在健康、教育、工作上的基本权利,在力度、广度、深度和精准度上一个台阶;精准识别女性的贫困面孔从而精准赋权,挖掘女性贫困特点、贫困成因和贫困变化情况,针对性地提升女性发展能力。

   在扶贫机制方面,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其中的女性贫困群体,应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扶贫路径。现有研究主张多元主体大扶贫模式,即政府的“退”和市场社会的“进”。随着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向参与式扶贫的转变,开展少数民族女性的针对性扶贫政策分析和扶贫模式研究有利于转变扶贫思路,提升扶贫质量。可以从如何激励基层自治组织的活力、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本地人和“故乡人”的资源和智慧、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女性扶贫干部、知识分子、文化传播者、能人等要点展开案例研究,对比和反思相关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从中慢慢摸索出一条可行的脱贫路线。同时,也要正确认识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价值和地位,在有的实践环节上政府主导扶贫模式也许比参与式扶贫模式更有效,更能解决问题。无论哪种扶贫模式,关键在于能让贫困群众共享经济发展和扶贫成果,尤其是能让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获得更多选择和发展的权利。

   在扶贫举措方面,要重点研究如何通过发展生产、社会保障、扶志扶智助力少数民族女性减贫脱贫。多样化的扶贫举措归结起来主要是发展生产和社会保障两大块[45],对少数民族女性群体而言,扶志扶智有助于她们锻炼思维、扩大眼界和发展技能,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针对性扶贫举措。发展生产是振兴农村的根本路径,通过挖掘当地特色,开发有价值的产业链带动本地女性就业,从而奠定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社会保障兜底体系要从低保、特困救助、专项救助、新农合、新农保等制度设计层面加强对女性群体的扶持,在扶贫实践中增加女性指标的设置、加强相关数据的监测和评估,从而更精准识别女性兜底的需求及其变化情况。扶志扶智要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激发女性减贫脱贫的内生动力,潜移默化改变传统文化、家庭分工模式形成的社会排斥氛围。针对少数民族女性群体,要从顶层设计、管理监督等扶贫措施全流程加强政策和资金扶持,发挥产业发展、社会保障、扶志扶智一套组合拳的效用。相关研究要加强这方面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提炼,为激活少数民族女性发展动力以及缓解贫困女性化、老龄女性化等问题提供助力。

   在女性扶贫理念方面,具体的扶贫实践研究中应更多体现社会性别与文化贫困、社会资本的交叉视角。旅游扶贫最能体现社会性别和文化贫困的双重视角,但在具体研究中缺乏这方面的深度研究,比如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社会性别互动的深层次逻辑关联、旅游扶贫中不同民族的女性在社会网络、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变化的横向对比研究等。此外,文化贫困的视角对斩断女性贫困的演化性、代际传递性和多维交叉性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化贫困既是女性贫困的社会背景和贫困根源,也是扶贫方略能够有效实施的文化基础。受传统的社会角色规范和民族文化影响,少数民族女性往往缺乏社区参与、社会交往的意识和机会,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网络。可以从社区参与和社会交往对女性的影响、需要帮助时的支持来源以及对获得支持的把握程度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开展社会性别与文化贫困、社会资本交叉视角的研究,更有利于理清少数民族女性扶贫机制,提升扶贫开发冲刺阶段的质量与效率。

   参考文献:

   [1]闫坤.我国女性贫困特征及致贫原因——精准扶贫应引入性别因素(上)[N].中国妇女报,201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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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冯媛,刘大庆.灾害与妇女贫困[M]//赵群,王云仙.社会性别与妇女反贫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43-150.

   [7]徐勤.老年妇女与贫困[M]//赵群,王云仙.社会性别与妇女反贫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34-236.

[8]闫坤,于树一,刘新波.论引入性别因素的精准扶贫——以绵阳市特困县为例[J].(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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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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